3月23日，《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编纂工作总结会暨赠书仪式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隆重举行。
这意味着，这项于2007年1月启动编纂、历时十年、四册总计736万字的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终于完结。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这项伟大工程中我们河南师范大学是重要的编纂单位，而且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与编纂的单位有12家，它们是：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
云南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云南中医学院
中科院北京植物所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上海科技馆
河北农业大学
《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由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持编纂，中科院吴征镒院士任主编。在吴征镒院士带领下，各位参编者学习古籍植物物种考据研究，对收录的古籍文献进行合理疏分，在这十年里，大典编写组普查了1911年以前3000余卷册古籍文献，按纬目进行合理疏分；普查了1911年以前的《地方志》2000余卷册，增加“分布”纬目，查明植物古代地理分布；考证了29纲102目285科1978种植物类群，包括细菌、藻类、真菌、地衣、苔藓、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曹雯、邓傅良、段红英、高明乾、李发启、刘素婷、卢龙斗、王风产、张晋豫等9位教师参与到了编纂工作中。
我校编写组共完成600余种的植物类群，占了全部工作的三分之一。
《中华大典》是国务院正式行文批准启动的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
《中华大典》全部完成时将收书达2万多部，总字数达8亿多， 2015年完成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类书”，同时也是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科学研究项目之一。全书类分为24个典，包含110多个分典，收入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多字，是《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是《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多，将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项目。
为啥我们学校会“摊”上这个大事儿呢？
下面小编就为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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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之前，高明乾是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他长期从事植物古汉名训诂研究。他主编的《植物古汉名图考》一书在2006年出版后，引起中科院北京植物所研究重视。为此他们特邀我们参加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
高明乾
1974年，高明乾在品读《诗经》时对其中陌生的动植物名字产生了兴趣，开始了动植物古汉名训诂研究，并萌生了出一本研究植物古汉名研究书籍的想法。从1974年开始，《植物古汉名图考》的编写前后共历时30余年。30多年里，钻古书堆、反复对比考证成了家常便饭，在被问看了多少本古书典籍时，高明乾用了一个词，“不计其数”。直到2006年，高明乾终于在同仁的协助下，把这些失落在泥土中的“珍珠”找回来，穿成了串儿，编著成这本收载了4394个植物古汉名的《植物古汉名图考》。
正是这本将训诂学与现代植物学相结合，实现文理渗透、学科交叉；将古汉名、今汉名、拉丁名三沟通，实现沟通古今、沟通中外的著作让中科院的工作人员“找上门来了”。
2007年5月11日，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四名植物学专家找到高明乾，希望他能参与到《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的编纂工作中。然而，当工作人员来找高明乾时，老人已经接近70岁了，身体情况也不太好，加上老伴患脑溢血需要人照顾，高明乾犯了难。
但当时我校的焦留成校长对他说：“人家找上门的事，放弃很可惜，还是接受为好。你年纪大了，学校可以给你配助手，咱们既为国家完成任务，又培养人才。” 学校非常重视编典工作，在生命科学学院专门设立了《中华大典》编辑室，当时的生命科学学院卢龙斗院长牵头还组织了几位博士、硕士协同工作。2008年，他们开始了大典的编纂工作。“编典是国家的大事，科研是我的事业，虽然艰辛，但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守护，这是对事业的忠诚。”高明乾说。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高明乾花了10年时间去践行。
“做这个工作不能有一丝马虎，怕手抄会出现错误，我们都是把古书复印或扫描出来，然后剪切粘贴在稿纸上，资料太多了，每天工作结束地上堆得一地碎纸片。”说起编纂过程，高明乾说古人留下的史书典籍卷帙浩繁，但是由于古代时空局限，很多记载都没有得到充分考证。要以《草木典》为线索，扩展普查原文。对《草木典》已收的文献，要逐条核对，对符合物种需要的，要按《编典细则》要求规范引用收录，但始终要坚持溯源的原则。这就需要下苦功夫进行整理疏分，通过大量查阅古书典籍，反复对比考证。
“同名异物的要甄别开来，同物异名的要收到一起”，“最关键是要给植物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定要名实对照，给出最准确的结果。”高明乾说，整个编纂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正名。同名异物要分清，他用《广群芳谱》紫荆举例说，唐元稹有首诗写到“庭中载得红荆树，十月花开不待春，直到孩提尽惊怪，一家同是北来人”，然而北方的紫荆却是早春开花，经过研究才发现，这首诗是写北方人见到南方冬季开花的红荆树感到惊怪的场景，此书的附图却是北方的紫荆。可见古人把北方的紫荆和南方的紫荆混为一谈了。
类似这样细致繁复的考证工作贯穿了整个编纂过程，而除了正名，编写任务还包括把收集来的资料疏分到题解、综述、纪事、艺文、杂录、图表、分布等纬目中。植物形态收录、相关人文轶事收录、绘图收录以及地理分布等等，每一个部分，都要查阅上百万字的心血。
作为中国古代文献学上的一大创造，编纂类书在我国历史悠久。但是自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于1930年以后对《毛诗》《尔雅》《离骚》上的植物进行考证，研究《本草》写成《植物古名考证》后，由于1937日寇入侵，在南撤中手稿丢失。此后，很少有人从事植物古汉名的考证研究，因此，在植物古汉名研究方面，前人遗留并可供借鉴的经验少之又少，遇到问题就要大家反复讨论研究。
为了提高编写工作的准确性，高明乾等人查阅了四百多本古书，每一个物种的描述，都是一本本查出来的，一字字精心求证出来的。正是凭着这股愚公移山的韧劲，600多种植物的收录工作超额完成，书稿成功上交。
“可以说，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我们学校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部书一共涉及1978个物种，我们学校就完成了约三分之一的600多种植物的编写。”
“编写不容易啊！”高明乾说，“原来参加编写《植物分典》的有24位70岁以上的老年学者，他们把最后的夕阳无私奉献给了编典的壮丽事业。在编典过程中，陈介、臧穆、武素功、吴征镒、汤彦承、汪子春、陈书坤等7位老年编委先后辞世，他们的贡献和功绩,让人深切缅怀。所有编者的汗水没有白流，把这一传世精品献给国家和后人，字里行间保留了古代先人留给我们的植物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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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桑烨含 屈会超
编辑 | 丁 鑫 张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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