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婉卉：《吴宓日记》中的老温德
文 | 余婉卉
（《读书》2016年5期新刊）
温德
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他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克罗弗城的一个农场小镇，在瓦巴士学院获学士学位，曾留学法国、意大利，后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一九二三年，温德来到中国，在东南大学讲语言文学一年。一九二五年，赴清华大学任外国语文系教授。抗战期间，温德先留守清华，后辗转奔袭至昆明，与西南联大同仁会合。一九五二年起，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外国专家，从此常居北大，直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去世。温德通英、法、德、西班牙、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在华期间曾讲授“第二年法文”“第三年法文”“第四年法文”“第一年英文”“第三年英文”“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文艺复兴时代”“伊丽莎白时代诗”“文艺学”“莎士比亚”“英诗入门”“英国诗歌（从贝奥武夫到十九世纪）”“英语语调”和“法国文学专题”等课程。温德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他居于斯，葬于斯，百年生平颇具传奇色彩，他的学生包括李赋宁、王佐良、许国璋、周珊凤等。可惜的是，温德多讲授，少撰著，如今未见有著述流传，不能与读者隔空对话。除赫伯特·斯特恩（Hebert Stern）所撰传记外，温德的生平事迹，不乏人叙述，如杨绛、张中行、陶洁、郭冠球、赵鑫珊等先生的回忆文章。
或许，三联书店版《吴宓日记》（后简称《日记》）可以为温德提供又一个侧影。翻检《日记》，提及温德的共达二百八十三篇，所叙事巨细皆有，共处的交游网络涉及陈寅恪、李济、温源宁、翟孟生（Jameson）夫妇、吴可读（Pollard-Urquhart）、王文显、楼光来、徐志摩、叶崇智、钱端升、瑞恰慈（Richards）、杨宗翰、魏智（H. Vetch）等人，从侧面载录了彼时中外学人的交往、情分可达致何等程度。
以张中行先生《老温德》一文的说法，“温德”这个中文名字是吴宓参照“Winter”译音拟的，其交情可见一斑。但温德与吴宓如何相识、何时相识，则说法不一。郭冠球说，他俩在东南大学相遇。杨绛撰文《纪念温德先生》里，温德“是吴宓召请到东南大学去的，和吴宓一同到了清华”。但今存的《吴宓自编年谱》和《日记》并未提及召请温德赴东南大学事。吴宓在东南大学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日记》第一次提到温德是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六日，此时吴宓赴北京着手组建清华国学院已有一段时间，“知Winter君由宁来京。四时，Winter到校。为布署房舍，并与校长在工字厅陪坐”。借此，只能粗略确定，吴宓在清华之前已与温德结交。
但吴宓与温德情谊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在《日记》中，两人一次又一次散步、谈叙，一同进餐、弈棋、赏花、观戏，互相“夜访”，“就寝时始归”。甚至，吴宓多次夜宿温德宅中，“联床共语、并及种种”，至于叙话内容，《日记》称“所谈益我实多”。此外，两人一起经历了不少事，分享、分担了彼此人生的起伏。
一九二五年七月底，温德入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医院手术，特召吴宓来探，以身后事相托，惹人伤怀。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吴宓由陈寅恪获知，学生曹希文、梁矩章持刀剪凶逼叶企孙，亦“往寻宓未获等情”，吴宓返室略为检点后，即赴温德居处，度宿一宵。一九二九年初，温德游访西安，受吴宓之托，特地拜访了吴父。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吴宓与叶企孙、翟孟生在温德居所共度中秋，饮酒畅谈，“Winter即兴唱法国、意国情歌，旖旎跌荡。宓因饮酒过多而醉，略吐；即就胡床酣睡，Winter以锦褥覆宓身”。一九二九年十月，与陈心一离婚后的吴宓独居，温德与叶企孙即开始思索如何装饰、布置吴宓居室，耗费几何，使之舒适而华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吴宓在温德家晚餐，后者“谓宓比昔年似more disillusioned”（更为幻灭）。一九三〇年春天，吴宓筹划赴欧游学，在意流言讥他此次出洋为结婚，温德以为不必介意，宽慰他“从己之所好行事可也”。一九三七年三月，吴宓接王作民函，求温德助“W君”出狱，温德表示将相机而行。
以上点滴构成温德、吴宓的友谊编年史。我们从中得知水月庵八号京城温德宅曾经“林草茂盛，异花馥郁，园亭雅洁，益成仙境”，以至于吴宓知道它将不免毁弃荒落时，大叹“可悲”。我们还能窥见温德“论人极严”，对女性不太追慕，对爱情不抱幻想。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倾听了吴宓与陈心一的婚姻危机，温德表示：
故而吴宓总结说“Winter于女子一概轻视之，以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只有恣我所适，厌之则自逃避之而已”。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日晚，吴宓找温德谈婚姻问题，温德谓：
这恰恰能解释、印证温德终生未婚的事实。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怀疑，在涉及爱情、婚姻等议题时，吴宓所听到、记录的温德意见，也许只是他想听到的。吴宓自谓，荣誉感令他处事最感痛苦，他想权衡正当，符合真道德之标准，可世无上帝，他又不信宗教，遇事难得准绳，他只有辛苦自度，或者，找温德裁决。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吴宓向温德倾吐自己与陈心一、毛彦文之间的感情纠葛，以A女（陈心一）、B女（毛彦文）、C男（吴宓）构成的三角图式设喻并征求意见，温德予以条分缕析，长篇大论，指出“C既厌A而恋B”，最和平妥善的方法是与A离婚，而与B结婚。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温德表示赞成吴宓离婚，“以求己清闲安乐，毋恤人言。但谓另求恋爱恐上当。又谓宓应以旧法待心一，置之家中，自行浪漫，不应告知一切”。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三日，温德又说，吴、陈二人既性情兴趣不合，离婚实属正当，“况心一生活费已得，而宓之事业及经济负担如此之重，尽可无所慊于心”。联系吴宓此一时期撰写的其他日记，他离婚的倾向在左右摇摆中日益明显，由自责到自我解脱，主意渐定。所以很难说温德的回答究竟是坚守了自己的理念，是在吴宓日复一日的吐露、咨询中趋于迎合，还是吴宓书写日记时有所拣选，抑或这数者的调和。
他俩既是朋友，又本是同事，长年同校执教，同专业唱和，这类友情是有所依恃的。
清华时期，在与同事、学生、领导的相处之道上，吴宓颇愿听取温德的主张。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杨绍曾等四位清华毕业生从天津返校，留居数日，清华庶务处将其中两人安置于吴宓在西客厅东间的住所，三人共一室。吴宓担心自己的书函、日记等未免被窥见，器物笺纸未免被动用，妨碍读书静居，极感不便。他欲言又止，恰是温德力劝他激烈抗争，“以免再受侵凌”。于是吴宓“深韪其言”，立即致函校长和庶务主任，措辞“异常激烈强硬”，不多时即迎来庶务主任的道歉。涉及在清华的升降去留，吴宓往往先找温德磋商。一九二六年七月，校长欲聘吴宓为西洋文学系代理主任，以顶替离校多时的原主任王文显，吴宓认为这一职位“本如鸡肋”，“事繁心劳”，“决定不就”。他夜访温德，将此事告之，温德却建议，应为本系考虑，当担任代理主任，只是得取得校长委任状，再由全系公举投票以确定，则一切名正言顺。吴宓听从。
像许多亲密友人那样，温德与吴宓分享了闲言絮语，已远非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少新闻轶事，若无温德透露，吴宓是闻所未闻的。比如朱君毅在南京狎妓，比如几位大学教授的夫人为售皮衣事争闹，比如吴可读与德国教授艾克（Ecke）因失物争吵，“益叹人生之多苦而又有趣”。
西南联大时期，温德在云南收养过猴子。有关此事的记录，是《日记》在战乱年月不时跳出的诙谐曲。他时常肩顶一只猴，躲警报时也不抛离它，更不许人们向猴儿扔果皮、石子。猴将来温德家做客的友人膝盖咬伤，吴宓前去探病。一九四二年十月某日，吴宓到温德室中茗谈，后者“出其结婚匝月之男女二猴示客，更纵女猴入室”，谈述猴之习性及中国人之虐遇牲畜等，情形令人莞尔。一九四三年夏天，温德计划回美国，在出售物业的同时，还特意将三只猴放归山林，其情可叹！
温德与吴宓这两位跨国友人最让人羡慕之处，莫过于他俩能像少年同窗那样，在教学、学术、思想方面尽兴交流。温德多次帮吴宓修改英文演说稿，费时不少，屡次助力。二人所谈及之文化、文学话题，古今中外皆涉。仅按《日记》载录，他们曾谈及中国诗之音律、中国诗之结构、八股文及科举，温德还肯定《金瓶梅》之“真至”与结构之完整。吴宓留美期间主修西方文学，回国执教亦多在外文系，在西学方面更是与温德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讨论过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Spengler），英国诗人、美术设计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德国社会哲学家凯泽林（Hermann A. G. Keyserling ）；温德为吴宓读过法国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论理性的坚定随笔》（Essay on Intellectual Constancy）；两人读蒙田《随笔集》对婚姻、恋爱问题的讨论，温德认为近世各种新思想、新感情、新事业莫不已被蒙田道及，吴宓深以为然。他们对道德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在《日记》中得到了尤为详细的记录。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吴宓向温德请教拉丁文，后者由此谈及欧洲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
吴宓大感投合，认为温德所言正合于他在哈佛的业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之新人文主义学说，这也是吴自己平日的信仰主张。他联想到昔年哈佛课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课上说欧洲这一时段的历史是权威与个人主义相互代兴的轨迹，由此悟到“一与多”互为胜败起伏之理，又疑心“中国旧说”所谓阴阳消长，循环替代，实即此“极简明真切之事实”。
温德与吴宓在生活、事业、思想上的交流与互助，更多是交织为一体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某日饮酒时，温德欣然答应就《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事帮助吴宓。一九二八年一月某日，温德向吴宓承诺，将当时欧洲思想之各书，分类汇列，供吴宓研读，兼为《文学副刊》中材料。一九三七年，吴宓的女学生K未考过温德主持的课程“现代诗”，吴宓因而向温德说情，使K免于补考。
异国友人之间难免会谈及对彼此国家的观感。在温德传记暂时阙如的情况下，《日记》对其中国观的书写，颇有助于人们认识一个丰满真实的温德。按照吴宓的记载，温德二十年代曾说中国人“怯懦畏缩，苟且隐忍，实亡国奴之特性”。一九三七年，日军攻入北平，清华教授纷纷离校离平，温德深不以为然，言中国人“为虎作伥，以私人恩怨，残噬同类，于是告讦之风盛，逮捕之事多”。一九四一年，温德向吴宓直言，包括吴在内的中国智识阶级人士对男女问题拘泥而无办法。一九四二年三月，吴宓又听温德感慨，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从温德那里，吴宓听闻，美国红十字会捐助的奎宁尽存昆明中国银行库，中方却不给伤兵服用，以备出售获利，该会已不肯再捐给药品。概而言之，在吴宓笔下，温德眼中的中国人贪婪自私、怯懦苟且，政府腐败，军队无能，“不能效法苏俄之牺牲勇往，富国强兵，击退大敌”。然而，温德的中国观必不会如此单一，否则，他以何种心态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寄托在一个无甚可取的国度？他对中国，有鄙夷，更有眷恋，进而形成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愫。抗战期间，温德在长途跋涉中见多识广，他见识了滇缅路“琐情”，力赞《马可·波罗游记》之确。一九四〇年，他根据沿途所见中日战事前途及国际大势，谓中国“此时断不宜求和，而当勉力支撑”。可见其关切之心。
在杨绛的追忆文章里，温德说：“我是美国黑名单上的人，怎能回去。况且我厌恶美国，我不愿回去。我的护照已过期多年，我早已不是美国人了。”杨先生还写道，温德和燕京大学的美籍教师都合不来，与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都绝无来往，抗美援朝期间公开抗议美国。温德的自我身份认同果真如此吗？或者说，他一开始就这么决绝吗？至少，在《吴宓日记》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吴宓由查富准得知，温德多病幽居，凄郁不乐，拟当年夏天回美国。吴宓“既感兔死狐悲，又惊老至身衰，不禁心伤”，遂亲访温德，两人久谈，温德述病状及“战久航阻，欲归不得之情形，比昔实甚老矣”。不难理解，温德此时依然深怀故国之思，欲归美国而不得，因此病忧交加，而非杨绛所说的“厌恶美国”，“不愿回去”。倒是可以说，温德并不一味偏袒母国。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温德建议吴宓“为物质利益应赴美，为精神自由则不宜往”，因为他认为美国人虚骄“自大”。大概正是因为这种通达，这种“世界人”的倾向，温德才不惧把他乡当终老之乡。
温德晚年挂在卧室里的一幅藏画
难以解释的是，《日记》中，距温德、吴宓相识近二十年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吴宓才言“悉Winter于一八八五年，生于美国Indianopolis”。更蹊跷处则是，在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中，温德均生于一八八七年，大概这两年之差是吴宓的笔误？
况且，《日记续编》里说，一九七三年，人在西南、动荡未歇的吴宓托人打听温德在北京的境遇，人述“友生之生死存亡。温德八十六，……皆健在”。若以实岁计算，则吴宓此时又明晰了温德的生年是一八八七年。
换个视角，这一番打听恰似吴宓晚年对陈寅恪的关切，在潦倒中散发温暖，音讯渺茫，只要知道对方平安便已满足。这也是今存吴宓日记里提及温德的最后一篇。暮年之际，也许吴宓还记得，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他派车夫送还温德黄色地毯一张，当时已“用之十年矣”。不知那时的他们是否料到，三十多年后，他们的友情还在持续，直到其中一个人生命的终点。
（《吴宓日记》，吴宓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温德先生》，［美］伯特·斯特思著，马小悟、余婉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
*图片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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