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江村八十年
费孝通的英国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为其《中国农民的生活》（即后来的《江村经济》）作序时提到：“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其观察的深入和描述的确实，显然不仅是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这大概可以看作费孝通一生写作的心理基石。
文 | 张冠生
（《读书》2016年7期新刊）
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修完体质人类学课程，获硕士学位，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其俄国导师史禄国（Shirokogorov）希望他出国前添点本钱，嘱其暑假后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做一年调查，再行出国留学。
当时，广西省政府设有特种民族研究课题，需合适人选。吴文藻设法接通路径，为费孝通争取到机会，参与“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费孝通于当年十月赴广西，进瑶山，在其计划推进到百多天时遇险受伤，这次田野调查被迫中断。
一九三六年夏，费孝通回家乡江苏吴江养伤，准备留学。其姐费达生建议他到开弦弓村小住一段时间，休息、养伤之余，顺便了解村里丝厂情况。该村位于吴江境内，苏州南部，太湖附近，是个水乡。村中丝厂属于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是费达生等在一九二九年帮助村民创办的，旨在改良丝业生产，提升技术水准，复兴传统产业。
开弦弓村生丝合作社第一批职员合影（1929年摄，澎湃·文化课《江村里的中国乡村变迁史》）
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车间（1936年摄，澎湃·文化课《江村里的中国乡村变迁史》）
费孝通并非一开始就想定，养伤时间可成调查时间。刚住下时，也没有立即想到要做调查。他串门入户，闲话家常，敏锐觉察到村民生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现代工业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养蚕女开动缫丝机器。费孝通整个心思被强烈吸引，意识到眼前场面大有意义，应如实记录，做出分析，他说：
一村农民生活之变，可作一国社会变迁晴雨表。这种自觉，当时学界或不多见。费孝通“从毫末辨流向”的意识和本领，此时已相当显豁。他随即展开对开弦弓村农民生活状况的实地观察和记录。“一九三六”因此成为中国人类学者起步之初即进入国际人类学前沿地带的时间标志。
* * *
人类学自萌芽至成型初期，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一直有“文野”鸿沟。不少学者认为，民族志方法只适合研究文化比较简单的“野蛮”社区，不适合研究自身所处“文明”社区。故，当时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多在“化外之地”。
费孝通则认为，事实本身无所谓“野蛮”或“文明”。称“野蛮”，无非表露出主观蔑视心理，在学科意义上则不能成立。一个学者研究自身所处的文化，欲持守客观立场固然不易，却非不能。经过相当训练的学者，研究自身文化或有优势，如语言、地理、机会、观察、访谈等方面，都比外地人更方便。他希望用事实证明，民族志方法也适合研究所谓文明社区。他在开弦弓村的调查，就是“用研究花篮瑶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本国乡村”的自觉实践。
“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这是费孝通的一句自白。结束开弦弓村调查后，他带着瑶山的稿子和开弦弓的资料赴英留学，在将近一个月的海路途中，写出了描述、分析开弦弓农民生活的大纲。这个大纲为他的英国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准备了一份莫大欣喜。
作为人类学功能学派的领军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曾因该学派独步一时获得足够声望，也因其逐步趋向于“过分标准”的职业化状态而“感到不耐烦，厌烦它的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他曾主导了人类学研究从“摇椅”向“田野”的重要转折。当他主张人类学者“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姆勒非洲人同样关注”的时候，费孝通带着中国江苏开弦弓村农民生活的调查资料，到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门下报到。
* * *
费孝通敏锐地记录开弦弓村民生活因机器下乡发生的变化。马林诺夫斯基敏锐地借助费孝通的调查素材蕴含的学科发展活力。师徒之缘，酿出人类学史上又一次历史性转折。
马林诺夫斯基把这一转折的意义写进费孝通博士论文出版序文——“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为雕刻这块“里程碑”，马林诺夫斯基以独特方式指导这位中国学生。他帮助费孝通融入英国市民生活，嘱咐费孝通留意浸润学术空气，请费孝通参与自己著作的修改过程。到论文撰写阶段，他时常躺在床上，用白布蒙着眼，听费孝通逐段逐句念自己的博士文稿。听到某处，他会“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句说得不对头，严厉中裹着诙谐，无妨谈笑风生。他还把费孝通的论文拿到其主持的“今天的人类学”研讨班上，宣读、讨论、修改乃至重写，以确保“宪章”文字的应有水准。
经由这一过程，费孝通经历了严格、充分的学术训练，拿下学术前沿成果；开弦弓在其论文中获得学名“江村”，从此和费孝通一起名扬天下。
《江村经济》以一九三六年为时间节点，如实描述了开弦弓村的土地制度、人口、家庭、婚姻、伦理、亲属关系、农业、蚕丝业、副业、工业、贸易、教育、医疗等方面实况，内容远远超出“经济”概念。对此，马林诺夫斯基“不无嫉妒”地说，该书“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因其“完美”“准确”“深入”“罕见”，江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乃至更多人士观察、了解、研究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窗口。
格迪斯（W. R. Geddes）是费孝通在LSE的低年级校友，对《江村经济》及其描述的村庄或多些亲近感。他后来掌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教学中一直使用《江村经济》，并关注一九三六年后的江村变化，颇想实地造访。
一九五六年，机会降临。新中国成立数年，治理成效显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中共的领导人可以以相当满意的心情回顾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段时期。”自己回顾之余，也想请西方人来看看，改善对新中国的印象。新西兰文化代表团受邀访问中国，格迪斯作为该团成员，据说是经周恩来认可，得以走进江村，做了短期调查。后来，这位“第一个到这个村子来访问的欧洲人”写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副题：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
格迪斯在“结论”中说：“一九三六年的开弦弓和一九五六年的开弦弓，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今天开弦弓的人民，看来确实比二十年前，在物质上要富裕得多，而且他们有了更大的安全感。”
费孝通称许格迪斯的调查和成果，说是“好的工作”，“相当好的书”。他被格迪斯所激励，“安排重访江村”。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十六日，他带着中科院经济研究所选派的助手，到江村住了二十天。
1957年5月，费孝通下乡调研时，回到儿时读书的苏州吴江县雷震殿小学，坐在当年的教室里
（三联生活周刊《费孝通：<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
要弄清楚江村二十年里的主要变化事实和数据，调查工作十分紧张，夜以继日。打算盘，摇计算机，每晚平均用掉一斤灯油。
费孝通敏锐依旧，感慨乡村巨变，也发现“问题就是一大堆”，如“粮食有点紧张”、“哪里有钱念书”、蚕业衰落、缫丝不再等等。结果是，“农业增产了百分之六十，而还是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二十一年前好过”。
“问题出在副业上”，这是费孝通的看法。历史上，因人多地少，江村农民吃饭靠种田，花钱靠副业，故副业发达。一九三六年前后，村民年收入中，四成半来自副业。费孝通重访江村时，限于当时政策，“农业社只搞农业，所有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里去做。甚至向砻糠加工这样的事情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蚕农靠缫丝挣钱的门路不通了，只能卖蚕茧，收入自然减少，念书的钱也成了问题。
在费孝通眼里，农民生活有难处，国家利益也受损。他写《重访江村》时说：“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我希望在农业社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是否可以放开来争鸣一下，多从实际研究研究，农业和工业之间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们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发展社会主义？”
有人认为，这是在批评当时农村政策，属于犯上。反右运动随后到来，费孝通未能幸免。正在《新观察》连载的《重访江村》遂遭腰斩。
1957年5月，费孝通（右）再次来到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和村民沈宝法（中）等观看英文版《江村经济》，扉页上有两人于1936年的合影（三联生活周刊《费孝通：<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
从反右到“文革”结束，费孝通的学术工作中断二十多年。一九八〇年六月，其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费孝通在座谈中表示，有两笔欠账要还，第一笔就是关于江村历史变迁的追踪记录。
一九八一年十月，费孝通第三次访问江村，看到“农民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还有了钱花”。究其原因，是恢复传统副业，重建缫丝厂，新建丝织厂和豆腐坊。据此实证，费孝通重提当年话题并做扩展——“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开弦弓村丝织厂女工（文汇报《江村经济:历史、变迁与现状》）
见微知著。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一文中说：“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即使不能说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都已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
费孝通第十三次到访开弦弓村（1987年，澎湃·文化课《江村里的中国乡村变迁史》）
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费孝通的判断。称谓上，从“乡村工业”到“乡镇企业”；状态上，从“星星之火”到“异军突起”；地位上，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功能上，用费孝通的话说：“乡镇企业帮了中国的大忙！”
从三访江村开始，费孝通热切追踪这一历史过程。一年一次，一年两次，积累资料，深化认识。当初看重的是“草根工业”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后来看出了一条中国工业化的独特道路。一九八五年八月，他在《九访江村》中写道——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费孝通三访江村之后，远赴英伦，到母校LSE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纪念奖章。在领奖演说中，他当众许愿，到一九八六年，将根据江村五十年变迁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江村经济》的续篇，即设想中的《江村五十年》，“在那个时候送到在座的朋友们的手上”。遗憾的是，由于大量调查资料被某“年轻的研究工作者”带走不归，其郑重许愿竟至无奈落空。
转眼已近江村六十年。为筹划费孝通江村调查暨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纪念事，吴江、庙港、开弦弓村三级领导都认为村容不能让人满意，准备“大搞一下”。费孝通听后说：“这个事顺其自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能为开弦弓开小灶。你们条件不错，名声不小，现在还是中等偏下的水平。老是中不溜溜地混日子，不行啊！人家都可以更好，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搞得更好？”
六十年里，费孝通一直都期待江村乡亲们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却从未借自己的名望、地位为江村争取特殊待遇和条件。这个村庄闻名中外六十年，从没有因其名声而大红大紫，也没有大起大落，一直是自然生长，寻常状态，也因此保持了观察中国农民生活变迁的样本价值。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研讨会暨贺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六十周年”会议开幕。费孝通说：“六十年前，带我到开弦弓做调查的人，是我的姐姐。我带着调查的材料去英国学人类学，写了博士论文，出版了《江村经济》，向关心中国的读者讲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开弦弓的问题，是文化接触问题。当时村子里的工厂，是文化接触的产物。……我们看人家怎样生活，实际上是研究文化的变迁。……假如我能活到九十岁还能写文章的话，我希望能写一篇我们这个时代在我身上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
二〇〇二年九月，费孝通第二十六次走进江村，访问了第十三村民组周文昌家。这是费孝通一生最后一次江村之行。这次家访的照片，收录于《开弦弓村志》，也陈列于“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该馆落成于二〇一〇年，是费孝通百年诞辰的年份。馆中一块展板上，“二十六访江村”历次时间表旁，有一段文字——“初访江村是我这一生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历程界标。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养，受用了一生。……我的祖祖辈辈在家乡养育了我，我虽则已由老而衰，但我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上多加上一点肥料，能长出比我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孙孙。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这是费孝通《吴江的昨天、今天、 明天》一文中的一段，读之眼熟。那年有幸参与这篇文章的起草，当时情景还记得。时光忽忽，江村调查六十年转瞬已延为八十年。如今江村什么样？多年暌违，今春重访。
游走小清河边、村中公路，传统民居已不多见，零星夹在别墅小楼之间，隐于在建新楼之后。有该村“农民教授”姚富坤引路，才得见残余的清朝建筑，找到当年丝厂水池遗址。在姚富坤的帮助下，还见到了一九三六年费孝通初访江村那幅三人合影中站在中间的小男孩、现年近九旬的沈宝法；见到了费达生的学生、村中第一代缫丝女工周亥金，今年九十九岁。
两位老人家都坐在自家门前的春日阳光中，干净，安详。接谈间，沈的儿子在旁劳作，敦实、憨厚；周的孙辈聚谈，欢笑。见来客举相机，指着院落一角说：拍拍这边吧，过去种桑树，现在改草坪啦！
费孝通曾用“有祖宗，有后人”描述中国文化特点。面前这老人健在、儿孙绕膝的生活场景，实在可做江村八十年来农民生活变迁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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