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刘大先：一曲新的归去来辞
刘大先的文章，围绕顾玉玲非虚构报道文学《回家》，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全球化时代文化模式/图景，即流动与迁徙，从中看出它可资借鉴与参考的社会学文本的品质。《回家》一书，聚焦于从台湾地区返乡的越南移民劳工，从他们身上，看今天第三世界劳工呈现出来的生命状态和蕴生的自发力量。而后者，恰是作者结合今天热议的“新工人”“新穷人”讨论，将思考向前推进的部分。
文 | 刘大先
（《读书》2016年8期新刊）
如果要给我们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找一个文化模式的关键词，我想一定是流动与迁移。任何一种原生的固有文明传统，无论是曾经的东亚的乡土农耕还是中亚的草原游牧，乃至南太平洋与中非部落民的渔猎或者吉卜赛、萨冈流浪者与西欧的商人，在当下的语境中都面临着根本性的迁徙。这种迁徙已经明显区别于工业革命与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本能、零星与自然状态，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统摄性社会语法，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自觉还是不自觉，所有人几乎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种流动的全球性当中。他们离开故园与重归乡土，或者再次离开，谱写着一曲新的归去来辞。
这种流动最直观的表现自然体现在人口的移民、身体的移动当中，少数的跨国精英和绝大多数面目模糊的大众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双重层面共同营造了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穿透身份与阶级的桎梏、填平高雅与低俗的鸿沟的实践景观，其背后提供动力的是资本与商品的蔓延和科学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在它们的合力之下，人与物质的迁移行为进而渗透到政治模式、思想观念、消费意识和审美品位之中，形成了杂糅与混搭、交融与抵抗、同质化与乡愁式的多元想象的文化格局。
《越南移民：头顿的海滩》（Sebastiao Salgado，The Vietnamese Migration: the Beach of Vung Tau, 1995，明胶银版印像）
顾玉玲的《回家》是记录这种文化格局中一个生动案例的作品。与她之前的《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相似，这是一部非虚构的报道文学，只不过前者的主角是台湾地区的菲律宾移民劳工，《回家》则聚焦于从台湾地区返乡的越南移民劳工。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顾玉玲来往于中国台湾与越南之间，集中走访北越的北宁、广宁、太原、河南、河内、下龙湾等市镇县乡，也涉及南越的芽庄，以亲历的一个个具体劳工生命故事为单元，有机地将社会观察者的宏观视野与深度洞察、细腻的女性体验和共情理解，以及细致入微的人类学民族志般的深描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文质兼美又富含启发的文本。它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认识与娱乐功能的文本，而且带有教育意味和实践意义，有着明确的倡导性指归，从而摆脱了“文学”的狭隘格局，还成为一种可资借鉴与参考的社会学文本。
北宁农村的巷弄让作者想起台湾眷村的无尽蜿蜒：“长巷深处，转入村子的主要道路，沿途不时可见新屋兴建，砂石、混凝土、红砖块、长木条、板模与绑铁，还有花布蒙面戴斗笠的工人劳作。老旧的黑瓦农舍间，参差竖立起改建或新修的楼房，三四层楼高的外墙普遍覆以粉黄、粉蓝、粉红、粉绿的水泥漆，颇有几分童话趣味。”二〇一五年我从中国广西东兴到越南的芒街市沿途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所看到的两国风景样貌何尝不是非常的相似，北仑河两岸“一衣带水”，中越底层乡民共处在相似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
越南近现代以来屡遭战争，先后与法、美开战，但“昨日之战，已是永不复返的历史。现在，年轻的越南劳工到全世界打工，饱受奴役。资本与生产全球化的战争，不闻硝烟，不见血腥，但伤亡无数，看不到尽头”。全球的社会结构都变了，在河内这个处处可见西方观光客的城市，战争、革命、英雄、监狱这些过去时代的遗物，已经成为最大的观光卖点。从一九八六年开始，越南进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逐渐从共产转向了资本，革命者也日益蜕化为统治者，金钱与权力结合衍生出权贵资本和官僚腐败，其窳败的速度与市场化的速度不相上下。“政府实行‘新合约制度’，采用土地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开垦自有土地，促进稻米产量，在一九八九年就实现了越南粮食自给自足。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是紧缩的社会保障，及追赶不及的物价上涨。农村的副业愈发蓬勃，人人都抢搭私有化列车掉下来的周边残渣，因为车上的位置早就被城里的人占满了。农村的穷，一天比一天明显。愈来愈多的农村父母，辛苦劳累兼副业只盼将孩子送进都市、脱离农村，在陌生变异的新社会里，寻找他们无从想象的发展活路。”二〇〇〇至二〇〇八年前，越南经济飞速发展，年增长率仅次于中国，被誉为亚洲经济“新小虎”，但在GDP的暗面是日益过时而衰落的农村经济与共同体。
这些北越劳工就是在越南经济腾飞的二十一世纪初流向台湾地区家政、看护和一些制造性夕阳产业的。“越南经改以来‘优城市、弱农村’的二元政策，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生活必需品贵了，肥料贵了，看病贵了，但农产品不值钱；工资要便宜，粮价不能高，米贱伤农，农村没有出路是国家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经验，台湾一点也不陌生。”这一切，在后发国家和地区都不陌生。农民要想翻身，不得不离开。大陆的劳工也是从九十年代形成内外部流动的浪潮，新世纪以来尤其在经济迅猛增长的背景下，向北美、亚洲邻国、非洲、拉丁美洲迁移。“追求更好的生活，驱动人们奋力向前，但个别条件的差异、整体结构的局限，总挡在前途难以翻越。资源有限的人，向远方启程时，总不免顾此失彼，无能稳赢不输。迁移，未必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可能只是挡住一时不再往下掉。未来不可知，明天一直来。”他们是些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谓的“脆弱不安的生命”，“迁移，寻找更好的出路，是机会，也是冒险”。这是一种求生原欲式的移动，别无他途。这些移民劳工被迫进入到跨国资本体系之中，其公民权利与传统的国民身份脱钩，重新按照市场导向的个人竞争力进行再分配，很快陷入精致的治理技术和威权统治之中，在聘用、工作压榨、逃亡中，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沦落为一个阿甘本所说的丧失一切权利的生理意义上的“裸命”。他们一方面被吸纳进利伯维尔场制度之中，另一方面又被排斥在基本生命的权利之外。虽然“这些漂洋过海的行动者，大多盘算过利害，不是无目的的迁移，也不是被国际局势推拉的无自主意识的可怜虫，陷他们于弱势的，是压迫结构所构成的不利处境。在重重挤压中，迁移者即行动者，他们改变环境的勇气十足，但客观筹码何其有限，赌输者众。输了还是要前进，停滞只能沉沦，踩不到底”。这是没有回头路的旅程，家是再也回不去了，无论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还是精神家园意义上的。
那些劳工回家，家园却已不再。顾玉玲尤其有着性别自觉，她注目的女工，在海外可能遭受性侵、压榨、无故被扣减迟发工资，回到家后往往面临的是家庭破碎、丈夫出轨、子女亲情失落。熟人共同体在流动中趋于瓦解，最切身的是伦理格局和情感模式的变迁。知慕少艾的青年因为自知经济条件不够而压抑恋情，世俗化了的女人在感情中步步为营地算计，流落异乡同病相怜的男女暗生情愫，最终也只能无疾而终。情感在移动中发生变革，倒未必是被金权异化，而是对于这些人来说，情感过于奢侈——它原本在艰难人生中也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更因为生活的重压而空间被压缩到最小。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有着全面变形的迹象，回到国内卖彩票的梁云，在台湾时曾经与来自屏东的泥水工阿义做了一段搭伙夫妻，儿子要结婚时回来，发现老公与女友同居。但她也没有选择离婚去找阿义，尽管对方有承诺。因为抚养亲情与现实需求怎么处理都理不清，索性搁置下来，维持现状。“家庭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内在既是支离破碎，也是纠结网罗，看似凑合度日，也不是没有经济盘算。”在这种委曲求全中，未尝不是在冰冷现实中一种坚韧的守护。
最为冷峻的是，消费主义观念由远方被带回家乡。成功与失败的标准被改变了，或者说单一化了——唯有经济上获得富足，具体体现为盖了华屋美宅，过上像欧美中产阶级式的生活才是“成功”的，这给人心带来的腐蚀性影响无以计量。事实上，这是一种隐形的殖民，不再像早期血与火的肮脏暴力，而是带着美好生活指标的诱惑，让人主动地投身其中的新殖民主义。只是这个世界却不是操控在大众的手中，他们不得不遵循资本制度的游戏规则。他们也在挣扎，只是这种挣扎如果没有在社会的结构性层面有所变革，那么最终也是不可期的——也许有些极特殊的幸运儿可以“成功”，而绝大多数终将落入难以翻身的境地。就像作者在阿海读专科的那个郊区大学看到的那极具象征意味的一幕：“操场极小而窄，有人在冬日篮球场孤单地投篮。擦边球，弹出；再擦边球，又弹出，再一次，滚出界外了……”原本健壮帅气、生气勃勃的文南在上班途中被飞驰的卡车撞伤，从此只能行走歪斜，但是家人却无力打职业灾难官司，在越南驻台湾地区办事处人员的见证下，全权委托台湾地区中介公司处理民事赔偿，匆匆回国安顿，五年后官司打赢，数十万元的赔偿金竟全部被中介拿走，也无力讨回来。
那些关心劳工问题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用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工作模式关注劳工问题，其实是隔靴搔痒，与真正的需求脱节。比如出生于城市中产家庭的安娜曾在美国进修，她就无法理解人口贩运的根本问题不在人贩子个体，而是社会制度本身剥夺了原有的公共性，将人民放逐到资本主义的竞技场中弱肉强食的结果。她做这个工作只是在给自己的履历加分，对移工并无太大意义，这是很多貌似有社会关怀的学者的通病，而阿绒那样真正的受害者需要的是直接的服务。甚至有时候以保护为名的制度，捆绑的正是最弱势的人。当然，有意味的是阿绒通过在国际机构的努力和学习，提升了英语能力之后，自己也转化成一个全球流动的知识分子式研究者与宣讲人，在现实生活中反倒刻意疏离了她那些依然挣扎在底层的姐妹们——她们已经不再属于一个阶级。但阿绒那样的“成功者”实在是少数，结构性问题决定了失败是绝大多数人事先已经决定了的命运。在抗争中，担忧、害怕、焦虑往往会扼杀任何可能性的苗头。“穷人的短视从来不是抽象理念，而是具体在洪流来袭时仅能攀附眼前可见的任何一根浮木，撑多久算多久。”“放弃是弱势工人的常态，因为代价无以承担，因为过往挫败经验都在打击信心。于是一退再退，不敢奢想可以共同撑出一点反击的条件，更何况是短期居留的移工。相对的，我看见社会上的优势者多半勇于挑战，努力有成而更努力，积累加乘的自信与行动力，模塑了这个竞争导向的社会所需要的勤奋模样，因为勤奋付出了，更认为所有成果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当之无愧。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一切更是理所当然。”这是残忍的马太效应。
这显然是制度性之恶，而不能归结为人性的软弱与劣根。资本及其支持制度，还会造成底层民众自身的分化，而分化却掩盖或转移为身份和种族的差异。比如二〇〇七年底金融海啸席卷世界之时，订单量大幅减少，工人无班可加，台湾工厂开始放无薪假期，原本合约上的最低基本工资保障单方面被取消，官方却默认了这一行为。而工作量锐减之后，由于移民工人更便宜，所以本地工人的机会相应减少，他们认错目标，把对老板的怒气发泄到更边缘的移工身上，而媒体报道劳委会的计划却是“裁外劳，救本劳”，似乎工作机会是一增一减可以平衡的，却转移了真正的问题是工作总量减少的事实。这是将外来劳工作为替罪羊来掩盖政府解决失业危机的无能，推波助澜之下，社会集体气氛也日益紧绷。这种可悲的事实固然是庸众的愚昧，却显示了另一种与马克思所期待的全球无产阶级联合的局面截然相反的局面：全球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团结，而且日益分崩离析。资本的流动性，造成随之流动的劳工们某种形成稳固新阶级的可能性极其微弱，个人像原子一样，在莽莽荒原之中踽踽独行，无枝可依。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牺牲人：主权和赤裸生命》
但人民却毕竟不是毫无主动性的原子，它蕴生的自发力量固然盲目，却有着远超想象的可能。阿海在异地受伤，从助人与自助的经历中获得成长，社会参与带来思考与行动的改变：人生似乎除了赚钱还可以再多做些什么，不只是往上攀爬。谭玉雪一度被欺压、逃跑、恋爱、相亲、被收容、判刑、讨薪，“没料到的事永远挡在前途，未必好转，也不见得更糟。条件不足的人，总在意外的风沙中打转、绕行、找出路，灰头土脸，苦中作乐，还是要前进”，她在自己的经历中体悟到“身份再如何卑微、危险，都不能放弃应有的权利”，很有鼓动性。阮金燕也同样最终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她因为得到社工组织的说明认识到组织与团结的力量，回国后成为业余劳工联络的热心人，而被公安警惕为策反人员。其实，“海外工作的越南劳工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返乡后确实可能带回无可预期的反对力量，有人对越办的官僚反弹，有人因缘际会参与街头抗争带来行动反思，这些动能会推向进步还是保守尚不可知，但开放后延伸的思想与言论转变，势必回头冲击原乡”。在这个过程中，先行者逐渐意识到一个人单干出了事很容易悄无声息地牺牲掉，唯有把人们组织起来，靠团体的力量做事才能长久，这是一种自然生成的朦胧的准工联主义和民主意识。
这种意识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种新的阶级意识诞生的可能。阶级的分化组合，在当下尤其体现为新工人和新穷人的出现，新工人即是顾玉玲所写到的这些离乡劳工，而新穷人则是高科技时代、消费时代的所谓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与一般时髦的社会学家研究的“橄榄”型结构组成有所不同的是，中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萎缩，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富人和穷人两大阶级。新工人和新穷人都属于穷人阶级，只是在马克斯·韦伯式的身份与象征资本式的阶层划分，弱化甚至遮蔽了经济上极端分化的现实。新穷人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阶级判断错觉，以他们引以为豪的象征资本区别于新工人，其实是阶级意识的盲视。就像顾玉玲写到的为数不多的返乡创业有成的劳工，似乎已经在阶级梯队上上升了，但其实仍然身处于无所不在的资本统治制度之中。这是一种任何有良知和判断力的知识分子都无法闭目塞听和罔顾左右的全球现实。
面对这种现实，倡导新工人与新穷人的联合可能是打造新的阶级自觉，联合起来改变现状的出路。就像顾玉玲写到的汹汹之势：“看到水淹上来了，每个人莫不是忙于垫高自身位阶免遭灭顶，随人顾性命。但若终究得面对这水将满溢淹没众人家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独占保命的高岭呢？贫富两极分化已然代代世袭，个别人的努力攀爬无法让下一代免遭集体崩坏，眼前拼死垫多垫少的微弱地基也不敌洪流冲击……也许我们终将看见彼此，侧身相互牵引拉拔，穿越地域与种族的边界，形成有力的横向集结，改变水流的引道，寻求集体的出水口罢。”“裸命”只有这样，才能自我谋求权利和权力，才不至于被大洪水冲为碎沫浮沙。人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许只有在底层大众的团结友爱中，才有可能重新布局。乱世纷扰，低压逆行，有人追求功成名就，有人寻找安身立命，有人但求苟延残喘，也有人思谋着突围。回家的人或者重新离开，谋求别样的可能，但终归要回来建设新的家园。
（《回家》，顾玉玲著，INK印刻文学二〇一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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