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 辛丰年：“和而不同”的人与乐
编者按
“医生，贾人，水利专家，古董收藏家，大善士，音乐爱好者……‘汉奸’”——一个有着多重身份、身处变革时代的“大忙人”刘鹗，曾在《老残游记》中对多声部音乐有精彩描摹。这令辛丰年想到多声部音乐在中国古代不能发展的问题，不禁猜测：同异邦人接触机会多的这位“老新党”，是否有可能从“蛮夷之声”中受到了启发呢？
“和而不同”的人与乐
文 | 辛丰年
（原载《读书》1993年第2期）
《老残游记》是从小就爱读的书。后来对作者的生平也很想了解。但我读《刘鹗小传》（以下简称《小传》）急于想知道的是他同音乐的关系。想知道这位大忙人何以那么工于描叙音乐之美与听乐之感受。《小传》中专门写了一节《刘鹗的音乐修养》。读后恍然，他把音乐写得那么真切，果然并非凭空想象，是有他对音乐的真知实感为基础的。他爱弹七弦琴，不但琴艺精，而且有悟于琴道。对乐理也有相当深的研究。他还收藏了不少古琴，其中如“九霄环珮”、“春潮带雨”、“石上流泉”，都可以说是烜赫名琴。虽然《小传》中提供的这类资料很少，不解我的渴，也够叫人向往的了！
自有章回小说以来，包括《红楼梦》在内，写到音乐而不流于简单浮泛落套的，太稀见了。“明湖居白妞说书”一篇文字，胡适序中赞了它，国文教科书中选了它，俨然成了散文中的经典了。《小传》中有《白妞考》一节，引当时人记述，考证实有这样一位民间艺人。但我过去不解，现在仍然疑惑，这样的说唱艺术为何后无来者？即使听“鼓王”刘宝全、“盖河南”乔清秀等等后起之秀的演唱，似乎也难与刘氏笔下的王小玉印证，不能不令人怀疑其真实性了！然再一想到阿炳和他的《二泉》与描写文字之间的差距，又悟到音乐之味实难言传，又疑心白妞的绝艺更胜于刘氏描摹也未可知。阿炳留下粗糙的录音，白妞没赶上这发明，又多亏刘铁云这半实半虚的文字“录音”了！
“白妞说书”诚然是可以追踪唐诗中写乐、舞的名篇的好文字，却也掩盖了书中另外两节妙文的光彩。窃以为那是值得——甚至更值得注意的，即第十回《斗龙双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声叶箜篌》中写的琴瑟二重奏与更奇特的一场室内乐演奏。这两节，其妙又不仅在于文字，更重要的是它们描述了多声部音乐，这在中土诗文中前所未有。且抄一点大家看看：
（黄龙子与玙姑琴瑟二重奏）那瑟之勾挑夹缝中，与琴之绰、注相应。粗听若弹琴鼓瑟各自为调，细听则如珠鸟一双，此唱彼和，问来答往……
（玙姑答申子平问）“你们所弹的皆是一人之曲，如两人同弹此曲，则彼此宫商皆合而为一，如彼宫此亦必宫，彼商此亦必商，断不敢为羽为徽，即使四人同鼓，也是这样。实是同奏，并非合奏。我们所弹的曲子，一人弹与两人弹迥乎不同，一人弹的名‘自成之曲’，两人弹则为‘合成之曲’，所以此宫彼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圣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道理。‘和’之一字，后人误会久矣。”（《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版92、93页）
何以直到他这时代才看到对多声部音乐的描述？岂不值得思索一番吗？
五代周文矩《合乐图》（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
中国人自古以来听惯了的是单线条的单声音乐，当然也是高度发展了的单声音乐。虽然也不是没有和声复调的萌芽。一提便会联想到秦女弄玉的笙，它可以吹出若干和音。律吕复杂，能转调的编钟，早在那可比拟为“思想复调”高潮的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便铸成了。七弦琴曲中有简约的和声效果。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歌民乐中存在着支声复调，连西方人也在清末民初之际便加以注视而且收集了录音资料（可阅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第103页）。
要说刘氏所写是据实而加以夸张，又不大可能。单是从祈写的几件乐器来看就可怪。箜篌是自汉至唐屡见之于诗文中的。从汉时据说从朝鲜传过来的箜篌引《公无渡河》，到唐李贺的《听李凭弹箜篌》，都使人留下了这古乐器的好印象，然而谁见过，听过？这中国的“竖琴”不知为什么自宋以后忽然退出乐坛，一下就退隐了好几百年。滑稽的是，直到一九二六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要演投壶古礼（特邀太炎先生为大宾，后未到场）的复古怪剧，当时摊出一大堆乐器，古、今、汉、胡杂陈，而箜篌也在其中。何所据而制作？那就不清楚了！刘氏是否真的见到听到这早已销声匿迹的古乐器呢？“无端五十弦”的锦瑟，早就成了雅乐中充充数，祭典中摆摆样子的乐器。琴瑟重奏，既不见之于古谱，也无文献足征。总之，如此新鲜美妙的多声合奏音乐，很可能像他写的千佛山倒映在大明湖中，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吧！
（明）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左侧仕女在弹箜篌
唐诗中的音乐，“石破天惊泣秋雨”的箜篌也好，“龙吟虎啸一时发”的觱篥也好，诗的效果可以证明诗人的乐感与想象力发达得惊人，表达其感受与幻觉的诗艺也惊人，但显然是超越了乐史的实际的。如其不然，则中华乐文化的前盛后衰一至于此便颇难解释了。文学的发达先行于音乐，也是中外皆然。中国古代的画论、乐论，写画写乐的诗，好像有一种超前于实践的现象吧？
比刘铁云早三百年的张岱，也是一位文、琴皆工的人。他谈琴趣的文章，见于《梦忆》、《瑯嬛》的有四篇。在《绍兴琴派》中他所自赏的四人同操“如出一手”，正是玙姑看不起的那种简单化的同奏。也可见“‘和’之一字，后人误会久矣”！
对“和”与“同”的如何理解，真的是由来已久。《国语》中齐景公与晏婴的对话是公元前五二二年之事。
齐侯问：“和与同异乎？”晏子答：“异！”于是他用烹饪之必须五味调和才能味美来说明，“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然后说：“声亦如味”，靠的是五声、六律、七音、清浊、小大、短长、刚柔、疾徐等等的配合，以相成相济，假如没有这些相异因素形成之“和”，而是“专一”的单调的声音，那“谁能听之！”他还加上一句：“同之不可也如是！”
既然晏子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和”，只可能是《乐记》所形容的“累久乎端如贯珠”的历时性的“和”，也即是曲折多变的旋律，不可能是异音并作的共时性的“和”，即和声复调了。要知西方这种复杂的多声音乐，也是中世纪以来逐渐演进才形成的。那却是中国古乐光华灿烂的时代！何以又不向“和而不同”演进呢？这问题之耐人思索不亚于另一个问题：曾经高度发展的中国科技何以后来停滞不前。
沈知白（1904—1968）/ 赵佳梓摄
傅雷的友人，“文革”中的受难者沈知白教授有一篇遗作《和声在中国已往不能发展的原因》，从文化生活伦理思想以至中西语言的特点来探求，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例如：男女因声域不同，不便于齐唱，这在西方是促成和声出现的因素之一。沈氏引王静安《古剧角色考》中“歌舞之事合男女为之，自汉以后殊无所闻”，推论中国的礼教森严，限制了男女群集，纵情歌舞，在戏剧演出中又以假嗓唱法调和了男女声域参差的矛盾，结果便与西方不同。他又认为，中国古代的音阶与简单的和声之历数千年而不变，是因为它们适合于表达士大夫“顺应自然以求安适”的性情，“静穆恬淡优游逸豫”的生活，和以中庸之道加清净无为的思想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足见多声部音乐在古代中国不能发展的问题，“实与封建时代的整个文化生活相表里”。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之“听乐”
明末清初由西方教士携来的音乐，显然在中华士大夫听来是逆耳的噪声。恐怕要等到清末民初，人们的耳朵才开始听得进那种“和而不同”的音响吧？同异邦人接触机会多的这位老新党，有可能是从蛮夷之声中受到了什么启发？
医生，贾人，水利专家，古董收藏家，大善士，音乐爱好者……“汉奸”。这是个有多种身份、头衔（像个不协和弦）的异人！他又是个大忙人，汲汲皇皇地，办了一件事又忙着干另一件。然又忙里偷闲隐名作一部“闲书”。而他又自称这是一部“哭泣的书”：“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从书中对于“以理杀人”者的憎恶，为生民涂炭的忧愤，我相信，鸿都百练生的确是一位深于情的人物。想到他，也不会不联带想到同他有交情的诸色人物：梁任公，沈荩，罗振玉，狄平子，太谷学派中人，还有收谭嗣同尸的大刀王五……
说他是“头脑不清楚的老新党”，不如说他是个头脑行事都复杂的人。读了《小传》，重读《老残》，深感此人头脑中响着的“和而不同”的音乐，倒是同他那个时世的多声部复杂音乐相呼应的！
（《刘鹗小传》，刘德隆、朱禧、刘德平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版，1.40元）
*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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