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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 辛丰年:“和而不同”的人与乐

2016-11-18 辛丰年 读书杂志

编者按


“医生,贾人,水利专家,古董收藏家,大善士,音乐爱好者……‘汉奸’”——一个有着多重身份、身处变革时代的“大忙人”刘鹗,曾在《老残游记》中对多声部音乐有精彩描摹。这令辛丰年想到多声部音乐在中国古代不能发展的问题,不禁猜测:同异邦人接触机会多的这位“老新党”,是否有可能从“蛮夷之声”中受到了启发呢?


“和而不同”的人与乐

文 | 辛丰年

(原载《读书》1993年第2期)


《老残游记》是从小就爱读的书。后来对作者的生平也很想了解。但我读《刘鹗小传》(以下简称《小传》)急于想知道的是他同音乐的关系。想知道这位大忙人何以那么工于描叙音乐之美与听乐之感受。《小传》中专门写了一节《刘鹗的音乐修养》。读后恍然,他把音乐写得那么真切,果然并非凭空想象,是有他对音乐的真知实感为基础的。他爱弹七弦琴,不但琴艺精,而且有悟于琴道。对乐理也有相当深的研究。他还收藏了不少古琴,其中如“九霄环珮”、“春潮带雨”、“石上流泉”,都可以说是烜赫名琴。虽然《小传》中提供的这类资料很少,不解我的渴,也够叫人向往的了!



自有章回小说以来,包括《红楼梦》在内,写到音乐而不流于简单浮泛落套的,太稀见了。“明湖居白妞说书”一篇文字,胡适序中赞了它,国文教科书中选了它,俨然成了散文中的经典了。《小传》中有《白妞考》一节,引当时人记述,考证实有这样一位民间艺人。但我过去不解,现在仍然疑惑,这样的说唱艺术为何后无来者?即使听“鼓王”刘宝全、“盖河南”乔清秀等等后起之秀的演唱,似乎也难与刘氏笔下的王小玉印证,不能不令人怀疑其真实性了!然再一想到阿炳和他的《二泉》与描写文字之间的差距,又悟到音乐之味实难言传,又疑心白妞的绝艺更胜于刘氏描摹也未可知。阿炳留下粗糙的录音,白妞没赶上这发明,又多亏刘铁云这半实半虚的文字“录音”了!

  

“白妞说书”诚然是可以追踪唐诗中写乐、舞的名篇的好文字,却也掩盖了书中另外两节妙文的光彩。窃以为那是值得——甚至更值得注意的,即第十回《斗龙双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声叶箜篌》中写的琴瑟二重奏与更奇特的一场室内乐演奏。这两节,其妙又不仅在于文字,更重要的是它们描述了多声部音乐,这在中土诗文中前所未有。且抄一点大家看看:

  

(黄龙子与玙姑琴瑟二重奏)那瑟之勾挑夹缝中,与琴之绰、注相应。粗听若弹琴鼓瑟各自为调,细听则如珠鸟一双,此唱彼和,问来答往……


(玙姑答申子平问)“你们所弹的皆是一人之曲,如两人同弹此曲,则彼此宫商皆合而为一,如彼宫此亦必宫,彼商此亦必商,断不敢为羽为徽,即使四人同鼓,也是这样。实是同奏,并非合奏。我们所弹的曲子,一人弹与两人弹迥乎不同,一人弹的名‘自成之曲’,两人弹则为‘合成之曲’,所以此宫彼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圣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道理。‘和’之一字,后人误会久矣。”(《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版92、93页)

  

何以直到他这时代才看到对多声部音乐的描述?岂不值得思索一番吗?


五代周文矩《合乐图》(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

 

中国人自古以来听惯了的是单线条的单声音乐,当然也是高度发展了的单声音乐。虽然也不是没有和声复调的萌芽。一提便会联想到秦女弄玉的笙,它可以吹出若干和音。律吕复杂,能转调的编钟,早在那可比拟为“思想复调”高潮的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便铸成了。七弦琴曲中有简约的和声效果。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歌民乐中存在着支声复调,连西方人也在清末民初之际便加以注视而且收集了录音资料(可阅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第103页)。

  

要说刘氏所写是据实而加以夸张,又不大可能。单是从祈写的几件乐器来看就可怪。箜篌是自汉至唐屡见之于诗文中的。从汉时据说从朝鲜传过来的箜篌引《公无渡河》,到唐李贺的《听李凭弹箜篌》,都使人留下了这古乐器的好印象,然而谁见过,听过?这中国的“竖琴”不知为什么自宋以后忽然退出乐坛,一下就退隐了好几百年。滑稽的是,直到一九二六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要演投壶古礼(特邀太炎先生为大宾,后未到场)的复古怪剧,当时摊出一大堆乐器,古、今、汉、胡杂陈,而箜篌也在其中。何所据而制作?那就不清楚了!刘氏是否真的见到听到这早已销声匿迹的古乐器呢?“无端五十弦”的锦瑟,早就成了雅乐中充充数,祭典中摆摆样子的乐器。琴瑟重奏,既不见之于古谱,也无文献足征。总之,如此新鲜美妙的多声合奏音乐,很可能像他写的千佛山倒映在大明湖中,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吧!



(明)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左侧仕女在弹箜篌

  

唐诗中的音乐,“石破天惊泣秋雨”的箜篌也好,“龙吟虎啸一时发”的觱篥也好,诗的效果可以证明诗人的乐感与想象力发达得惊人,表达其感受与幻觉的诗艺也惊人,但显然是超越了乐史的实际的。如其不然,则中华乐文化的前盛后衰一至于此便颇难解释了。文学的发达先行于音乐,也是中外皆然。中国古代的画论、乐论,写画写乐的诗,好像有一种超前于实践的现象吧?

  

比刘铁云早三百年的张岱,也是一位文、琴皆工的人。他谈琴趣的文章,见于《梦忆》、《瑯嬛》的有四篇。在《绍兴琴派》中他所自赏的四人同操“如出一手”,正是玙姑看不起的那种简单化的同奏。也可见“‘和’之一字,后人误会久矣”!

  



对“和”与“同”的如何理解,真的是由来已久。《国语》中齐景公与晏婴的对话是公元前五二二年之事。

  

齐侯问:“和与同异乎?”晏子答:“异!”于是他用烹饪之必须五味调和才能味美来说明,“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然后说:“声亦如味”,靠的是五声、六律、七音、清浊、小大、短长、刚柔、疾徐等等的配合,以相成相济,假如没有这些相异因素形成之“和”,而是“专一”的单调的声音,那“谁能听之!”他还加上一句:“同之不可也如是!”

  

既然晏子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和”,只可能是《乐记》所形容的“累久乎端如贯珠”的历时性的“和”,也即是曲折多变的旋律,不可能是异音并作的共时性的“和”,即和声复调了。要知西方这种复杂的多声音乐,也是中世纪以来逐渐演进才形成的。那却是中国古乐光华灿烂的时代!何以又不向“和而不同”演进呢?这问题之耐人思索不亚于另一个问题:曾经高度发展的中国科技何以后来停滞不前。


沈知白(1904—1968)/ 赵佳梓摄


傅雷的友人,“文革”中的受难者沈知白教授有一篇遗作《和声在中国已往不能发展的原因》,从文化生活伦理思想以至中西语言的特点来探求,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例如:男女因声域不同,不便于齐唱,这在西方是促成和声出现的因素之一。沈氏引王静安《古剧角色考》中“歌舞之事合男女为之,自汉以后殊无所闻”,推论中国的礼教森严,限制了男女群集,纵情歌舞,在戏剧演出中又以假嗓唱法调和了男女声域参差的矛盾,结果便与西方不同。他又认为,中国古代的音阶与简单的和声之历数千年而不变,是因为它们适合于表达士大夫“顺应自然以求安适”的性情,“静穆恬淡优游逸豫”的生活,和以中庸之道加清净无为的思想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足见多声部音乐在古代中国不能发展的问题,“实与封建时代的整个文化生活相表里”。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之“听乐”

  

明末清初由西方教士携来的音乐,显然在中华士大夫听来是逆耳的噪声。恐怕要等到清末民初,人们的耳朵才开始听得进那种“和而不同”的音响吧?同异邦人接触机会多的这位老新党,有可能是从蛮夷之声中受到了什么启发?

  

医生,贾人,水利专家,古董收藏家,大善士,音乐爱好者……“汉奸”。这是个有多种身份、头衔(像个不协和弦)的异人!他又是个大忙人,汲汲皇皇地,办了一件事又忙着干另一件。然又忙里偷闲隐名作一部“闲书”。而他又自称这是一部“哭泣的书”:“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从书中对于“以理杀人”者的憎恶,为生民涂炭的忧愤,我相信,鸿都百练生的确是一位深于情的人物。想到他,也不会不联带想到同他有交情的诸色人物:梁任公,沈荩,罗振玉,狄平子,太谷学派中人,还有收谭嗣同尸的大刀王五……

  

说他是“头脑不清楚的老新党”,不如说他是个头脑行事都复杂的人。读了《小传》,重读《老残》,深感此人头脑中响着的“和而不同”的音乐,倒是同他那个时世的多声部复杂音乐相呼应的!


(《刘鹗小传》,刘德隆、朱禧、刘德平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版,1.40元)

*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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