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 | 曹卫东：果真爱，就不要假爱
编者按
爱情，既美好，也可能充满误会。有时人们分不清付出的感情，究竟是真爱，还只是一种同情。在茨威格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中，就对此有过很好的展示。曹卫东根据舍勒的理论，对这部小说的爱情进行了分析。面对“迷恋是假爱的根源”，乃至小说中两种“假爱”模式，我们是否也应该评估一下自己的爱情世界，从而更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呢？
果真爱,就不要假爱
文 | 曹卫东
（《读书》2017年1期新刊）一九三八年，迫于时局流亡海外的茨威格创作了生平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主人公骑兵少尉霍夫米勒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当地富豪开克斯法尔伐家做客，酒过三巡，喜不自胜，却冒失地因一面之缘，邀请主人家下肢瘫痪的女儿艾迪特跳舞，造成了对女孩的侮辱，从而萌发了对她的同情。艾迪特误把这份同情当作了真爱，愈陷愈深，也因对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坠楼而亡。霍夫米勒认识到自己铸成大错，满腔悔恨，恰逢“一战”爆发，他逃上了战场，想以此来解脱良知的折磨。与之相应，小说中巧妙地安排了另一条暗线，即艾迪特的家庭医生康多尔与其盲妻克拉拉，以此来反衬前一段悲剧。康多尔具有深厚的人道精神，对病人尤其是穷苦的人，满怀同情，坚持医治并负责到底。
《心灵的焦灼》德文版（S. 费舍尔出版社）
茨威格在小说中描绘了两种作为爱之同情，一种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心灵的焦灼”，一种是真正的感同身受并负责到底的决心。茨威格借康多尔大夫之口谈到了对这两种同情的理解，并将之移作小说的题解：“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拒绝，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因此，我们要想理解茨威格小说中爱的概念的深意，首先还是要搞清楚究竟何谓“同情”。舍勒关于同情现象的研究，历来被公认为西方思想史上该类研究的经典之一，或许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茨威格的这部作品。舍勒在其《同情的本质与形式》中区分了同情感受的四个层级，对勘于人的四种先天共存形式（社群形式），融社会学维度与他者问题为一体。舍勒认为，同情的四个层级依次递进，分别为：与他人的共同感受，指向他人共同痛苦的同情感，与两者不同且可发生在任何数量的人当中的心理传染，标志着自我与他者完全融合的同一感。
马克斯·舍勒
值得强调的是，同情的法则并不服从逻辑的调度，而是依据价值的秩序：首先，同情感须以同一感为基础；其次，同情感立足于共同感受；最后，前两者都基于一种人道主义，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对人类普遍的爱。按照舍勒的理解，同情现象所对应的社群形式则有：第一种形式名曰“人群”，芸芸众生中，心理传染机制居于要津。第二种形式称作“生活共同体”，譬如家庭、家族等，起主导作用的是成员身份及共同的祖先传统。第三种形式是“社会”，核心是陌生人之间自愿建立的契约关系。第四种形式是谓“总体位格”，包括宗教、文化以及国家三种类型。总体位格不仅包括前三种形式，还囊括了人与人之间所有类型的同情经验。
《同情的本质与形式》德文版
舍勒探讨了同情现象的强度和社会形式，析出了同情现象的四维光谱。那么，茨威格在《心灵的焦灼》中所言及的两种同情，究竟处于光谱上的哪一端呢？我们先来看看霍夫米勒对艾迪特的同情。从始至终，霍夫米勒都同情艾迪特的不幸命运，满足于与艾迪特建立心灵的友谊，但又颇多顾虑，优柔寡断，口头上每每轻言许诺，一逢关键时刻便不知所措，仓皇离场。随着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霍夫米勒前前后后共有三次在艾迪特面前临阵脱逃，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见出其同情的境界。
第一次脱逃发生在两人初次会面之际。霍夫米勒获邀去开克斯法尔伐家做客，却因故迟到，十分难堪。在被介绍给艾迪特时，他“在匆忙之中，只看见一张娇小的、神经质的脸” ，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身患残疾。这一伏笔，演化为霍夫米勒忘乎所以，冒失地邀请这个行动不便的姑娘跳舞。女孩受辱大哭，霍夫米勒才如梦方醒，看清自己的愚行。他此时所生发出来的同情，仅仅是一种对他人的共同感受。当目睹艾迪特因受辱而猛烈痉挛的身体，他心中生起了这种感受，正如他愚蠢的举动迫使周围的人都直视艾迪特的瘫痪，痛惜她的遭遇一样。他惊慌失措之下，竟然害怕自己出丑会遭人嘲笑，全不顾旁人感受，仓皇离席。回到军营后，他仍是扪心自责：“这下子丢一辈子的脸，为社交界所摈斥，受伙伴们的讪笑，成为全城的话柄！”毫无疑问，霍夫米勒根本无法理解或体会艾迪特的瘫痪之痛。他不过人云亦云，可怜艾迪特的遭遇，只因自己做了傻事，才生出强烈的罪责感，在陡然间生出了无限的同情，于是有了送花致歉的一幕，与这个家庭建立了交往。
话剧《提防同情》（Beware of Pity）中的霍夫米勒与艾迪特
（In a version by Simon McBurney, James Yeatman, Maja Zade and the ensemble，导演: Simon McBurney，Photo: Gianmarco Bresadola，2015）
第二次脱逃可谓一刀斩断了霍夫米勒与开克斯法尔伐家族本已真情日笃的交往。在邀舞事件之后，霍夫米勒频繁地出入开克斯法尔伐家，关心和陪伴艾迪特。霍夫米勒颇为满足于自己给艾迪特带来的欢乐。但同时，艾迪特那难以抑制的脾气发作，又让他深深领悟到，“如今父亲和女友显然也和这个可怜的焦躁不耐的姑娘同样深深地受苦，直到灵魂深处”。此时，霍夫米勒对艾迪特的确抱有一种舍勒所谓的“同情感”。因为他参与并分享了艾迪特父亲和女友为其不幸所感到的悲痛。而当艾迪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向他告白，强吻了他之后，他却倍感惊吓，将之归咎为自己不当的强烈同情心，像个小偷一样逃离了现场。此时此刻，他在与艾迪特交往中倾注的同情，实际上指向的是艾迪特父亲和女友的共同悲痛，他只是在自己的同情中再现了他们的受苦。
话剧《提防同情》剧照（Photo: Gianmarco Bresadola）
第三次脱逃则彻底地预示了霍夫米勒和艾迪特的关系终将黯然收场。此时的霍夫米勒虽然已经完全认清了自己对艾迪特同情的性质，但却无法拒绝康多尔和艾迪特父亲请求他帮助治病的要求。说到底，霍夫米勒完全是被动地为周围环境所驱使。换句话说，他此时所体验到的同情，仅仅是一种源自人群的心理传染。他的同情的来源，已经不再是艾迪特的痛苦、孤独和残疾带给自己的内心震动，而是艾迪特周围弥漫的一种群体性激情。良医康多尔、女友伊罗娜、父亲开克斯法尔伐、仆人约瑟夫，他们共同织就了一张同情心的无形罗网，俘获了心烦意乱的霍夫米勒，使他再次被泛滥的同情心压倒，答应与艾迪特订婚。一开始，订婚的现场感人至深，霍夫米勒觉得自己仿佛天主，以善意拯救开克斯法尔伐，以爱情拯救艾迪特。告别之时，艾迪特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情，丢掉了辅助装置，仅凭自己的力量走向霍夫米勒，但却在离他一步之遥的地方功亏一篑，摔倒在地。霍夫米勒惊恐地醒悟到：“我不再是天主，而只是一个渺小、可怜的凡人，他用他自身的弱点无耻地害人，以他的同情心搅得别人心乱如麻，弄得事情一塌糊涂。”他第三次惊慌失措，像罪犯一样逃走。
话剧《提防同情》剧照（Photo: Gianmarco Bresadola）
三次临阵脱逃，一浪高过一浪，极好地诠释了霍夫米勒的同情性质。但在舍勒所揭示的同情光谱上，这种同情只徘徊在前三个层面，从未上升到“同一感”层面。显然，霍夫米勒的同情并没有逾出“人群”这种社群形式。看起来，茨威格笔下的第一种同情并不是真正的同情，那么，始终被赞赏为真正同情的康多尔对克拉拉的同情，就真的抵达了同情光谱的最高端吗？相比霍夫米勒的犹豫不决，康多尔不仅坚毅果敢，而且对同情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看出霍夫米勒的同情只是一种心灵的焦灼，努力想要说服他，帮助他提升到同情的第二层境界。这两种对同情的理解，可以看作康多尔的夫子自道，但仔细分析起来，我们从中又可以见出一种同情转移的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从病人的角度看，康多尔是一名有良心负责任的正派医生，顽强的信念铸就了他高尚的医道：他拒不接受医学上“无法治愈”这个概念，对医学和科学进步怀有强烈的信心，认为医生的使命就在于找到“治愈的可能性”。正是这种信念，使康多尔对所有病人都具有深切的同情：病人无论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为之尽心尽责，且不问报酬。康多尔所主张的同情，其出发点是仁爱之心，其情感基础是一种具有泛爱主义倾向的慈悲精神。
其次，正是康多尔的慈悲情怀，造就了他自我牺牲的性格，毅然娶自己未治愈的双目失明的女病人克拉拉为妻，而克拉拉只是“这么一个毫无魅力，相貌难看的女人”，长期的疾患使得她脾气乖戾，歇斯底里。康多尔虽然对克拉拉的处境感同身受，并耐心地体贴她照顾她，但正如霍夫米勒从康多尔的言谈中所察觉的，这种关系的建立更多是一种“赎罪”。康多尔对于一般病人的无限同情，转移到克拉拉身上，他认清了克拉拉的悲惨状况：“可是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女人弃而不顾，她会彻底毁掉。她只相信我，如果我把她的这点信念也夺去了，那她是没有能力再活下去的。” 在此基础上，虽然两人建立起了婚姻关系，但不妨说，这种情感关系更多的是康多尔对病人的普遍同情转移和延伸到了生活共同体之内。
最后，康多尔对克拉拉的这股柔情，也转移到了艾迪特身上。他长期担任艾迪特的家庭医生，已然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之一。康多尔深知，艾迪特病入膏肓，治愈全然无望。他虽有清醒的认识，但出于医道和同情，他对在医学上无能为力的病例，总是设法拖延。换句话说，从社会层面来看，“无法治愈”这个事实，早以理性冷冰冰的声音，宣告了医生和病患之间契约的失效。但康多尔身上“做医生的自尊心”，迫使他绝不放弃艾迪特。更何况，他深知自己的允诺和坚持，是艾迪特及开克斯法尔伐的最后一根稻草。康多尔的同情，可以说已经熔铸于开克斯法尔伐家族的“共在”之中。同样，如果踏出这个生活共同体，残酷的真相便会流露出来，而一切温情的、善意的谎言便烟消云散。
话剧《提防同情》剧照（Photo: Gianmarco Bresadola）
我们可以看到，茨威格笔下的两种同情关系，霍夫米勒也好，康多尔也罢，实际上都没有上升到真正的同情即“同一感”层面。霍夫米勒对艾迪特的同情，走不出人群。康多尔对克拉拉和艾迪特的同情，也从未攀升到社会层面，始终停留在家庭这个生活共同体圈子里。从这个角度来看，茨威格本人在小说中设置的同情的高低格局就被打破了。对同情的分析，必须要放置在对爱的概念的分析层面上，才能够真正地看到其情感价值。在《心灵的焦灼》中，两种同情看似有高低，但都基于一种“特殊之爱”的现象，因而实则并不存在高低之分！换言之，《心灵的焦灼》中的两种同情关系，都没有达到爱的层面，故此只是一种“假爱”现象。
我们还是回到舍勒，也正是舍勒在其《爱的秩序》中提出了“假爱”（Scheinliebe）一词，并借此刻画了一套爱与恨的辩证法。在他看来，爱的客观秩序是由最高价值，即上帝之爱所实现的。恨则是与爱对立的情感行为方式，是对错误之爱的反映。但凡当个体选择满足于一种有限的善，并在其中释放自身爱的冲动，就会出现“迷恋”（Vergaffung）现象。迷恋意味着个体根据自身喜好进行价值取舍，从而违反了爱的客观秩序。错误之爱往往表达为迷恋，迷恋可以说是假爱的根源。一旦迷恋现象被现实击破，假爱极容易走向爱的对立面——恨。换句话说，在爱与恨的辩证秩序中，假爱作为真爱的亏欠，亦作为恨的诱因，占据了一个中间位置。就此而言，通过《心灵的焦灼》中两种不同的假爱模式，我们能够把假爱现象看得更加清楚。
霍夫米勒对艾迪特的情感，是第一种假爱模式。两人实际上对彼此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迷恋。霍夫米勒卑微的军官身份，以及刻板的军营生活，根本没法接触到年轻的女性。自从和艾迪特及伊罗娜建立频繁的交往之后，他便陶醉于这种两性交往的快乐当中，一方面，“她们清亮的女性嗓音使我（我没法用别的方式表达）简直产生肉体上的快感”；另一方面，霍夫米勒发现，同情的道德感使调情的肉体刺激消退，他“越来越深情地倾向于那病弱无援、受到命运歧视的姑娘，因为在这种神秘的感情化学里，对于一个病人的同情总是不知不觉地和柔情结合在一起”。可以说，霍夫米勒的迷恋某种程度上是自诩的“侠义之举”，这是他所释放情感的有限的个体之善。
而对于艾迪特而言，情况同样如此。自小身患残疾的她，也并没太多机会和一个健康的青年男子接触，尤其当她一次又一次收到霍夫米勒送来致歉的红玫瑰时，难免误会了对方的情感，陷入了痛苦的单恋。每当霍夫米勒称她为“孩子”时，艾迪特都会焦躁不安，甚至以自杀来胁迫对方。艾迪特在枕头上强吻霍夫米勒时，不断地称他为“傻瓜”。这个细节表明，艾迪特视自己的健康以及由此赢得对方的爱情为最高的善。可是，艾迪特并不知道，霍夫米勒对她的迷恋早已有所预感。霍夫米勒偶然读到《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大受震动。故事讲述了一个好心的年轻人对路边的一个瘫子发生同情，让其骑在肩上，却发现这个瘫子原来是一个恶魔，不断地鞭打他，夺去了他的自由，而他自己永远也无法摆脱其奴役。 这个隐喻可谓霍夫米勒心理的真实写照。
艾迪特接踵而至的表白，让霍夫米勒惊惶不安，陷入了一种焦灼的困境。在这种境况下，他甚至想到了抛弃自己赖以为生的军官身份，一走了之。也正是此时，霍夫米勒完全看清了自己抱有的同情，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爱罢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有救世主的力量，像这残废的姑娘爱我那样地去爱她，甚至于都不会有足够的同情，哪怕只是去忍受这使我心神烦乱的激情。”对霍夫米勒而言，当假爱被揭示之际，他的个体的激情无法上升到真爱的层面，而又不具备恨的资格，因此他只有反反复复地逃离，游离在爱与恨的辩证之外。
从始至终，霍夫米勒从倾注在艾迪特身上的同情中所获得的心理期许和满足，根本抵挡不住外界的舆论压力。他从与艾迪特的订婚闹剧中逃跑，回到军官圈子中，矢口否认订婚，同时怯懦地将一个小时前收到的宝石戒指往里面一转，生怕挥手时别人看见。随着霍夫米勒公开否认订婚的消息不胫而走，艾迪特极端地失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满腔炽热的爱尽数化为愤懑的怨恨，下定决心实施她计划已久的自杀：“我只消把身子一甩，就永远摆脱了你们这该死的同情怜悯。” 艾迪特苦苦要求的是真爱，但最终却只收获了霍夫米勒的假爱。她的迷恋被残酷的现实击碎，她无法忍受真爱的缺席，个体的激情必然走向恨的一端，唯有恨才能替补无爱之空虚。她在怨恨当中也就不再爱这个世界，奋力纵身一跃，从此香消玉殒。
话剧《提防同情》剧照（Photo: Gianmarco Bresadola）
康多尔大夫对克拉拉的情感，是第二种假爱模式。比起霍夫米勒和艾迪特之间如此明显的假爱悲剧，康多尔和克拉拉之间的情感关系其实显得并不那么明晰。两人虽然建立了婚姻，但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假爱。与霍夫米勒盲目施与同情不同，康多尔一开始就认清了自己行为的后果：他遭受了世人的轻蔑与嘲弄，更放弃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和前程。在此意义上，康多尔所迷恋的，正是作为良医的坚韧信条。虽然他拒绝接受“无法治愈”这种医学说辞，但也深知，一个医生面对世上病痛的苦海，其能力和作为不过沧海一粟。正是在此语境下，康多尔自己道出了他之所以要对克拉拉不离不弃，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至少拯救了一个人，至少使一个信任你的人没有失望，至少做对了一件事，总是一件好事”。可以说，深刻的自我牺牲，既是康多尔迷恋的根源，也是他对克拉拉假爱的根源。他对霍夫米勒表白心迹道：“一个人作为医生，恰恰是作为医生，是很难使良心完全平安的。”康多尔的话也道尽了克拉拉作为一个依附者的性质：她作为婚姻伴侣的存在价值，在于标识了康多尔自身的良知。
从克拉拉的角度看，她对于康多尔的感情，其实也是一种迷恋。虽然已经和康多尔结婚，但她显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康多尔对她的爱，实际上来自他作为医生的信念和近乎泛滥的同情。当霍夫米勒去拜访康多尔时，克拉拉误以为他是病人，顿时烦躁不安，感到无比的愤怒和伤心，她歇斯底里地控诉道：“脑子里只有你们的疾病，只有你们的忧虑，除此之外你们什么也不知道！”霍夫米勒羞愧地看到，克拉拉的愤怒里含着一种真诚又病态的绝望。这种绝望在于，一方面克拉拉深知康多尔对她的柔情蜜意，完全建立在他那种泛同情主义上；但另一方面，她作为妻子，必定又渴望独占这份同情。在这个意义上，克拉拉所迷恋的作为丈夫的康多尔，是经过她的单恋、她的依赖和痛苦所理想化了的康多尔。
话剧《提防同情》剧照（Photo: Gianmarco Bresadola）
当然，只要康多尔对医道的迷恋永不消逝，克拉拉的迷恋就永远不会为现实碾碎，她也就得到了永远的慰藉。换言之，只要迷恋持续，假爱就仍然作为爱的情感行为方式而发生作用。在爱与恨的辩证秩序中，它占据着一个中间的位置。它必有一半虚幻，用来遮掩住满目疮痍的现实；它又必有一半真实，唯此才能释放个体即便有限，却不无真实的爱之冲动。一旦迷恋被现实击破，假爱就失去了这个中间位置，个体就会由于爱的亏欠而走向了作为分离力量的恨，譬如霍夫米勒与艾迪特。而康多尔与克拉拉，则能够从作为同情的假爱中，汲取各自所需的生命动力，寻找到作为个体的价值。霍夫米勒最终悟出了这一点：“只有那些受命运亏待的人，只有那些内心慌乱、遭人轻视、丧失自信、相貌丑陋、备受屈辱的人才能真正通过爱情得到帮助。谁要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他们，也就补偿了人生从他们那儿夺去的东西。只有他们懂得爱，懂得为人所爱，像人家恋爱时应该有的那种样子：满心感激，态度谦卑。”
茨威格同他的第二位夫人绿蒂。1942年，二人在里约热内卢近郊小镇的寓所内服毒自杀
假爱意味着本质上脱离了爱的秩序。一旦迷恋被现实击破，个体所追求的有限之善化为虚无，情感价值便无法归位。作为茨威格唯一的长篇，《心灵的焦灼》最深刻地展现了人性中的假爱现象。不过，茨威格之所以未将解决之道寄托于上帝之爱，恐怕与茨威格本人的犹太身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开克斯法尔伐本是穷困潦倒的犹太人，原本无家可归，凭借偶然的机会，骗取了一个女人的财产，也因此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同情，娶之为妻。他虽然发迹，跻身上流社会，但并没有就此获得家园之感。开克斯法尔伐家族的命运背后实质上有着残酷的社会—政治意义：犹太人问题。弥散在小说中的这股政治氛围所影射的现实，最终在德奥社会酝酿出了惊世浩劫，殃及多少无辜者。仅以作品而言：艾迪特因战事未能等来救命音信命丧黄泉，霍夫米勒虽因战争而成为英雄，却无法回避良知的折磨。当然，最为切身的还是茨威格本人，他因此而流亡海外，最终在巴西自杀，客死他乡。可以说，茨威格的这部作品，为那个真假难辨的动荡时代提供了一幅沉郁的精神图谱，更为他个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个寓言般的注脚。
（《心灵的焦灼》，斯台芬·茨威格著，张玉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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