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乌托邦札记
编者按
西川的这篇札记，建基于一系列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乌托邦》的作者莫尔，与其他乌托邦思想家有什么不同？人的欲望在这里应该如何安置？ 它与人性究竟如何相处？乌托邦思想在历史上应该如何被理解？等等。西川用诗人的敏感和笔触，道出了他自己的理解，读来让人回味。
乌托邦札记
文 | 西川
（原载《读书》1992年11期）一五一七年二月十四日前后，伊拉斯谟在致友人克拉夫的信中写道：“您读莫尔的《乌托邦》时，会觉得身子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书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伊拉斯谟在这里说的，如果不是灵魂出窍的感觉，那又会是什么感觉呢？在四百七十四年后的今天，在阅读《乌托邦》第二部时，我们依然会被托玛斯·莫尔那从容不迫、略带欣喜的描述所带走，远离物质生活所由滋生的欲望、不公和罪恶——
“乌托邦岛中部最宽，有二百里(Passus)。这个岛大部分绵延着这样的宽度，只是两端渐渐地窄下去。假如用圆规从这头划到那头，就是一个五百里的圆周。全岛看来如同半轮新月。”
“岛上有五十四座城，无不宏伟壮丽。”“每座城有四家医院。”“每座城除了郊区外有六千户，每户的成年人不得少于十名，也不得多于十六名。”“他们没有酒店，没有妓院，没有令人堕落的场所，没有贼巢匪窝，没有不法之徒的集会。”(《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
托玛斯·莫尔：《乌托邦》（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5）
应该说乌托邦是思想家们道义、智力和想象力的结晶。在莫尔脑海中这个非物质的社会里，居民们有着不同于我们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铁比金银贵重，因而锁在奴隶身上的长链大铐是用金银做成。他们衣着简朴，甚至国王也无需用衣着或王冠显示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他的标志仅仅是一束玉米穗；同样，高级教士的标志也仅仅是一支蜡烛。乌托邦人每天工作六小时，他们把空闲时间花在科学研究和阅读诗歌与历史上。他们把美德看作心灵的镇静剂。唯有高尚的事物才值得他们去献身。
尽管“乌托邦”(Utopia)一词来自莫尔，但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谈论乌托邦的人。在中国，古老的《礼记·礼运篇》曾经用一百零七个字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至清末，康有为又在其《大同书》中系统地要求废除家庭私有制，实现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阶级，实现男女平等，建设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作为伦敦城里“最有声望和最有学问的子爵”，莫尔必定认真研究过西方前辈先贤的各种思想，其中，柏拉图放大了个人，将他的“理想国”高置于道德动机调节之下，摈弃经济动机和粗俗欲望，使得人间的兄弟之谊在理性的锤打下成形，闪耀。圣奥古斯丁则要以他的“上帝城”取代行将崩溃的“凡人城”；云蒸霞蔚的幻景升腾于寸草不生的旷野，他亲眼看到了上帝之爱。或许莫尔并未比其他乌托邦思想家表达出更多的善，但是令我们有灵魂出窍之感的却是 。他把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勾划出一个既不是骄奢淫逸也不是苦行僧式的理想社会。
以人类为背景，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属于同一个息息相通的群体。如果说乌托邦是一个狂想，那么这些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们就是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各自述说着自己的狂想，同时又交相辉映，传递着熊熊火炬的先知。看来笼统地谈论乌托邦必然会使我们感到茫然无措，尽管他们某些相互矛盾的信条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作用，但他们谁也逃脱不了孤独的命运。试想，那些以家庭为单位，在夏季傍晚临街打牌的人，那些在打烊前无所事事的饭馆小伙计们，那些偏方治大病的野郎中，那些由轿夫摇身一变而成为出租汽车司机的暴发户们，他们与乌托邦有着什么意义上的关联呢？
让我们善意地理解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在《四季随笔》中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我憎恶富人特权(我难道不记得伦敦的那些地方吗？我站在那里，穷愁潦倒，心急如焚，眼睁睁地望着那些有钱人熙来攘往)。但是，对于同居的地道穷人，我并不感到他们与自己是一类人。理由极为简单，我对他们知道得太清楚了。……我了解穷人，我还知道他们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我知道那种我几乎可以认为理想的生活(这是一种多么朴素的生活啊)，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够使之理解的话)，只会感到厌倦与轻视。
吉辛没有讲出他与普通下层人民究竟有什么不同。而且在这里，他还无意中表达了另一个错误的观点，即富人与精神生活有着天然的联系。他对于富人的庸俗无聊、暴戾残忍或者是认识不够，或者是由于自己已荣升富人阶层而过于宽大。关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区别，莫尔在《乌托邦》里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吉辛：乌托邦的梦想不是以欲望而是以蔑视欲望为基础。
乔治·吉辛（1857 - 1903）
现世的国家无不信奉发展的原则，而一般大众无不信奉积累。对他们而言，物质积累、知识积累、德行积累是指向幸福的通衢大道。他们依照如下线索构筑道德，即：欲望产生行动，行动产生行动的准则，最后准则上升为道德。但是这个道德与乌托邦思想家所说的道德不同，因为积累只能达到“更好”，却无法达到“最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乌托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实际上否定了社会生活，它与大众无干，它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相矛盾，一旦它与大众结合，便会导致一场灾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乌托邦是反人民的——尽管在乌托邦内部人人平等，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举凡士、农、商、邮政、电线、铁路，无非工而已。”亨廷顿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比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乌托邦与大众理想的差别。他指出：“知识分子对社会怀着疏离感，农民怀着不满意感；知识分子的目标是广泛的，理想型的，农民的目标是具体的，有关利益分配的。”
在乌托邦思想家中，除了弗朗西斯·培根这个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大多数人通常拒绝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和科学进化论观点。这种拒绝态度赋予乌托邦以某种终极价值，并不可避免地使它与其他社会形态相隔绝。似乎不存在走向乌托邦之路，环绕着它的不是旷野就是大海，没有国家与乌托邦毗邻。乌托邦在各个方面都要求尽善尽美。这种伦理和政治上的唯美主义有时走向极端，就显露出残酷的一面，例如，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康帕内拉，都认为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最高权威应当牺牲个人利益，为了造就优秀的下一代应当根据哲学的规范来分配最好的男女生育者。不过，任何完美的事物中的确蕴含着人类梦想的尊严。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建于赤道上的一座小山；它的七个城区，即七个同心圆，以七大行星的名字命名。“太阳城”里的最高统治者“太阳”，实际上体现了早先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巨人的渴望：
要获得“太阳”称号的人，一定要熟悉各民族的历史，他们的一切风俗、宗教礼仪和法律，要熟悉各个共和国和君主国的情况，以及立法者、科学和手工业的发明家，也要了解天体的结构和历史。……同时，也应该懂得物理学、数学和占星学。……人们对“太阳”的要求主要是懂得形而上学、神学、各种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原理和论证，万物的同异关系、世界的必然性、命运与和谐、万物和神的威力、智慧和爱、存在物的等级，它同天上、地面上和海中的东西以及神所理想的(凡人也能了解的)东西的类似关系……
乌托邦有如理想主义的风暴眼，每每以稳定的状态呈现。在那里，一切矛盾达成了妥协，因而它自身绝不酝酿崭新的创造和革命；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早已确定，因而不存在嫉妒、倾轧和阴谋；人们的一切欲望得到了满足，因而欲望被彻底取消；此外，由于它是想象的结果，因而想象就在那里永远地结束了。
柏拉图认为，国家不是根本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其任务是提出人类理想并教育公民接受能使他幸福的特殊的道德准则，因而能对国家做出最大贡献。(见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九〇年版)同样我们可以指出，大多数乌托邦思想家所赞同的公有制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公有制的职能应该是消除欲望、剥削和不平等，从而使人人得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在这种对于公有制的迫切向往深处，埋藏着乌托邦思想家对于人性的信赖；他们以为，剥去生活邪恶的外衣，就能够发现人性善的种子。康有为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摩莱里由于充分相信人类具有良好的品德，因而对人类的进步抱有信心。傅立叶更把这种信赖推向极端：他认为，听任人类情欲的自由发展，便可以成功地为全人类解决最大的幸福问题。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人性不是什么太高，也不是什么太低的东西，它以欲望为动力，以需要为方向，以道义为法则。乌托邦思想家抽象了人类理想，并在这抽象的理想指导下，具体构思出他们人性善的美丽城邦。乌托邦的一切美，恰好映照出现实的一切丑，这使我们得以以灵魂出窍的方式反观我们身在的现实。他们对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往往是严厉的，我丝毫不怀疑正是批判给乌托邦思想家带来了有关乌托邦的灵感。他们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思想家，就在于他们没有停步在一般的批判之上。他们要求人类接受理想的光辉。但是，从这里开始，乌托邦思想家走向了理性的反面：在他们激情的至高点，他们的声音完全非理性化了。早在以色列的先知时代，阿莫斯就曾这样大声疾呼：
但愿公平如大河奔流，
使正义如江涛滚滚。
这是情感的声音，而不是理性的声音，这是信仰的声音，而不是怀疑的声音。怀疑是理性之母，理性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由于乌托邦思想家对于人性的模糊认识，由于他们对个人的相信，致使集权制成了乌托邦的寄生卵。殊不知人性善乃是专制的温床，开明君主、好人政府，乃是人们对于集权所能抱有的最高期望。
这样，另一种尖锐的声音便强大起来，分享了理性的光荣。托玛斯·霍布斯从人性恶的立场引出了他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西方民主原则。马基雅维利说：“不论谁想建立一个国家，并给定法则，他就应该预先假定人都是凶恶的。”这种人性恶的观点与那些相信人性善的乌托邦思想家多么格格不入。在乌托邦思想家中，只有圣西门和哈林顿持有与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相似的看法。哈林顿在《大洋国》中坚持将法律置于人之上；而在其他乌托邦思想家的著作中，法律条款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5）
像乔治·奥威尔和阿尔德斯·赫胥黎那样写作“反乌托邦”，实在是出于历史的误会。他们看到了乌托邦与生俱来的反讽效果，却忽略了乌托邦背后的精神意义。乌托邦是一个狂想，并且只能是一个狂想，它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几乎是等同的。但这却并不能说明乌托邦的出现是一场历史闹剧。理想借乌托邦昭显于苦闷的心灵：当它从街头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成为我们个人重要的精神财富时，它使我们感受到托生为人的荣耀和尊严。那些乌托邦思想家一定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想，并以此平衡了他们深深的孤独感。据说圣西门在向斯塔尔夫人求婚时说过这样的话：“夫人，正像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你也是最伟大的女人；并且毫无疑问，我们的孩子将会更加伟大。”这种自大狂式的表白，一定会被肖伯纳那样的聪明人紧紧抓住，大加嘲讽，但我们的确能够从其中听出一种对于完美的崇拜。这种崇拜或许是盲目的，但有哪一种理想主义没有它那一份盲目呢？
如果说乌托邦思想家们没能以他们对于完美事物的崇拜治愈社会沉疴，那么他们起码发现了梦想的黄金，告诉我们人是主动的，并由此肯定了个人的价值。以色列先知伊齐基尔认为，个人的灵魂是一个其本身就具有绝对价值的单位；倘若要使社会达到完善的境界，那将不会整个地实现，而是必须分别对待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乌托邦的首要意义在于它的个人属性。
《真理之城》（1609）
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脑海里都能产生一个乌托邦，也就是说，未来并不能对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同的精神价值。由于多数人无从超越他们自己，因而社会对于那些乌托邦思想家，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必须保有一份尊敬。在物质生活中，是他们，让生活惭愧，是他们，让我们看到无比辉煌的幻景和理想的胜利。这幻景曾经使托尔斯泰在最后的岁月里极力摆脱贵族特权和私有财产，从思想的人变成行动的人，最后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尽管一切乌托邦实验均以失败告终，但包含在这所有失败中的，不仅仅是美，其中更包含着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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