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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首发 | 张振涛:追寻民间抄本无双谱

2017-08-30 张振涛 读书杂志

编者按

音乐奏响,飘飘入耳,乐者沉醉,闻者痴迷。然而音乐要传诸后世,还要依赖谱本。我国各地的地方乐种依靠手抄谱本,一代代流传,但手抄本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天灾人祸,有些就失散湮灭了。《中国工尺谱集成》抢救汇集了一批手抄谱本,刊印流布于世,实为功德之举。本文作者讲述了此书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搜寻谱本的故事。



 追寻民间抄本无双谱 


文 | 张振涛

(《读书》2017年9期新刊)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三任所长黄翔鹏说,传统音乐浩如烟海,但能够确知年代的并不多。民歌可能真的像歌词所唱的那样古老,但无法验证。确认年代的传统音乐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谱可依,二是有音乐实践,三是有音响可听。具备三项条件的 “三大宝库 ”是:古琴音乐、戏曲音乐、各地乐种。他强调三类音乐皆有一个突出特点:有谱可依。

 

三类乐谱的出版情况差别很大。中国音乐研究所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编辑并于二〇一一年出齐的《琴曲集成》(三十卷),完成了琴学文献的整理出版。明清两代刊印的一百六十余种琴谱,藏之私家,不但善本难觅,孤本难寻,而且传播不广,难以保存。查阜西、汪梦舒、管平湖、王迪、吴钊、许健等一代琴家,冥思苦索,参互考证,分门汇别,诠次成编,历时半个世纪,《琴曲集成》终于全部面世。戏曲曲谱则因清代宫廷刊印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曲集得以保存,为今人采用和研究提供了资料。

 

这两部分乐谱虽然散乱,但在古代都有过刊印,唯独黄翔鹏提到的第三部分,即地方乐种的手抄谱本,迄今从来没有汇集刊印过。《中国工尺谱集成》收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这一部分。虽然目前尚无能力把存见宝藏汇齐,但必须正视这些与琴谱和戏曲曲谱相应的器乐曲谱的巨大藏量和历史价值。

 

《大明集礼》是明代刊印的元代工尺谱,成书于1370年左右


中国音乐学的建设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料建设,一是理论阐述。二十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在顶着 “封建文化 ”恶名的压抑与西方文化强势的挤压下,长期自我否定,加之某些时期的泛政治化图解,理论建设方面能让中国音乐学真正立得住的成果委实不多。但在资料建设方面,却因为 “收集民间音乐资料 ”的国策和文化部门、社团、个人的大规模参与,呈现了令人兴奋的壮阔图景。全面搜集传统音乐资料是学科立足的坚实底座,累累硕果,粲然可观。回顾二十世纪,真正让中国音乐学界自豪的成果非但不是理论体系的,而且不是理论阐述的,反而是资料建设的。八十年代以来,十大 “集成 ”,特别是 “民族民间音乐四大集成 ”(民歌、器乐、戏曲、曲艺)的出版,成为整个业界的兴奋点。“文化长城 ”把数以千万计的曲谱汇集成册,让世界看到中国音乐的整体分量。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辑的《琴曲集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也是大规模抢救遗产的成果,可与 “四大音乐集成 ”相提并论。面对 “四大音乐集成 ”和《琴曲集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每个中国音乐家都觉得腰杆子硬。谈起理论,我们反而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

 

虽然音乐学界的资料整理成就骄人,但依然有许多盲点。民间乐种的工尺谱抄本就是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出版的宝藏。面对宝藏,音乐家深以为虞。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的底层文献,孤本无双,迹在沉冥,但有闪失,破镜难复。西安鼓乐著名乐师安来绪的谱本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河北雄县大马庄音乐会的乐谱也因天灾付之一炬。听到这些故事,音乐家的心就像被锤子击打。“毁像夷庙 ”,“‘文革’浩劫 ”,文籍被祸,风飞雨散。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葛各庄“音乐会”1943年手抄谱本封面及序文


一九九三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开始 “冀中京津民间音乐会普查 ”,每访一家乐社,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有无谱本。民间抄本不像现代印刷品,没有目录(除保定市雄县的几个谱本之外),要一页页翻着抄。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带着十几个 “柯达 ”彩色胶卷,舍不得用于拍摄乐谱,主要拍摄演奏和仪式。即使这样也不能在中国冲洗。“中国图片社 ”冲洗一张彩照要一块钱。那时我们的工资才一百多元,冲洗两三个胶卷就没了。这成本使我们不敢问津用相机记录资料的方式,只能用原始的笨办法,一首首抄。

 

西安何家营抄谱,扉页题写:“大唐开元五年六月十五日立,何家营乐器社”


当然,也会拍几张封面照片,但要等很久才能看到。事先约定,普查资料,钟思第保存一套,中国音乐研究所保存一套。所以,要等到胶片从英国冲洗后寄回来才能看到。因此,不能指望照相机,还是先抄下来踏实。

 

手录笔抄虽然慢,却让我记住了大部分大曲和曲牌名称,也在翻阅中对乐谱产生了只有抄录过一遍才有的感情。流传数个世纪的大曲,扎根民间,立足实践,故能弥历千载而独行于世。但甲村拥其上,乙村私其下,丙村抄其首,丁村录其尾。不汇集一编,便难窥全豹。所以,那时就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汇集一编,展示全貌呢?!工尺谱本合并之望,之所以迄今无人关注,大概是无人像我这样有过上述的抄录经历。乐谱包含的乐律学信息,在听觉层面虽不及口头韵唱和演奏生动,但在可靠性方面,却是后两者难以相比的。

 

无法全部拍照,只好盘算,清点一下到底有多少真正值得收藏,在多扫几眼中获得一种判断,忖度哪个抄本应该先拿回去复印,哪些可以暂缓,以此来一泻胸中无法一网打尽的郁郁之气。

 

在翻阅抄录的过程中,慢慢建立了判断标准。第一要有扉页的文字说明,第二要有谱页的大曲标志,第三要按大曲曲牌顺序排序,第四要有朱红点版,第五要有宫调术语。此外,再补以抄写规范和纸张品相。有一两项者居前,无者后之,再缺者又后之。

 

据此就可以排出个先后等级了。以好谱本做标准,大致能看出乐社传承的深浅和门道来。曲牌篇次错乱,说明该乐社不是按大曲规矩一首首学的,而是东学一首,西学一首,不懂曲牌间必然的连属关系,可暂缓收印。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长兴四年(933)抄卷,现藏法国


一九九六年,我受命就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馆长,深度进入惠益一生的专业图书馆。成为以收集民间音乐资料而享誉业界的 “音乐图书馆 ”馆长,自然享有一点特权。许多个寂静的夜晚,独自一人躲在新源里西一楼底层图书馆里,徘徊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抚摸一册册典籍,翻看一本本乐谱。大量乐谱涌至眼前,不免让我沉浸故籍,思接千载。从事冀中笙管乐普查后,知道了许多谱本和抄谱人的迷人故事,而在图书馆里却发现到处都堆着抄谱。《智化寺京音乐腔谱》《成寿寺抄谱》《钧天妙乐》《弦索十三套》,单说 “西安鼓乐 ”的藏谱就有:西仓永丰乐器社清顺治元年(一六四四)三月元日抄本《乐器谱》,西仓永丰乐社崔世荣提供的清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六月抄本,西仓永丰乐社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六月抄本《鼓段、赚、小曲本俱全》,显密寺清嘉庆十四年(一八〇九)正月初一抄本《鼓乐谱》,东仓乐社赵庚辰提供的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菊月抄本《湛簿俱全》。一本一本,全是宝贝!

 

《北京成寿寺佛事全部》清代抄本


一大堆从未听说过的抄谱,让我知道了底层储藏的丰厚。触类凝想,它们都与冀中抄本一样,藏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迷人故事。那段时间对我的震动特别大:原来抄谱,如此巨量!

 

图书馆的寂静夜晚,让人暂别世俗,心神澄澈。线装本、手抄本、善本、孤本。别人梦寐以求,终生难觅,我得天独厚,触手可及。这种机会不但让我靠近古代,贴近民间,更让我对隐藏诸般信息的谱本产生了责任感。徜徉书架,遍检书箧,不时感佩前辈 “为学务实、存亡续绝 ”的收藏举措。从一九五〇到一九六六年,短短十六年间,杨荫浏等一代学者纵横州县,雪抄风纂,猬集天下,藏品大进。让一向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底层文献如同 “经史子集 ”一样进入学术大堂。然而,深藏库府,密之书楼。一方面是研究人员渴望一睹,求之不得,一方面是国家机构天高地远,深藏不露。

 

音乐学家杨荫浏据以翻译宋代姜白石《白石道人歌曲》的版本,页面上保留了杨荫浏的批注


馆长得天独厚,也临渊履薄。每日清晨,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书库里转一圈。十几年、上百人、数千里的收藏,但有闪失,对不起古人,对不起艺人,对不起前辈。看好藏品,理所当然,但心里明白,把来之不易、存之不易的藏品转换为印刷品,才是保护大计,才是存续根本,也才是让乐师共有、乐社共倡、学者共享、天下共睹的大光之道。手握独此一份的藏谱,何尝不做白日梦:累摞一编,付之枣梨!但此项花费,哪里是书生办得到的!民间谱本的命运似乎就这样被决定了:束之高阁,最终没有流传到应该流传的地方。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图书馆一角


有劲无处使,只能把精力放在看管上。一九九七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就读,对老谱本付梓的情结始终没放下。不承想在香港竟然遇到了好机会。毕业于香港大学音乐系的叶琳小姐,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处工作,也就是管理内陆研究生的 “头儿 ”。因为同修民族音乐学,一来二往,成了朋友。一九九八年,我回京休假,她正巧也到京旅游,我便带她参观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介绍馆藏宝贝。看到手抄的《智化寺京音乐腔谱》,她颇为动容。叶琳小姐受过良好教育,有感于国宝级文献孤本无双,但有闪失,破镜难复,她答应找钱出版。

 

本以为随便说说,也没太认真。忽然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认真告诉我,捐助五万港元,且不附加任何条件。那一刻,我差不多晕过去了,大喜过望!当我把这笔钱带回中国音乐研究所时,乔建中所长也差不多晕过去了。为了省钱,我们决定到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李文如师傅带着谱本,到济南住了几天。他少年时便在北京琉璃厂 “荣宝斋 ”学徒,是京城不多的线装书专家。他把锁线一一拆开,每页谱面平整扫描,最后重新装禙,完整如初。这类技术非李师傅莫属。几个月后,我把带着墨香的特殊开本的《北京智化寺京音乐腔谱及成寿寺旧谱》呈现在叶琳小姐的办公桌上。那一刻,她差不多也晕过去了。《北京智化寺京音乐腔谱及成寿寺旧谱》至少让我对两种北京寺院的经典抄谱少了担忧。

 

北京智化寺康熙三十三年(1694)抄本《音乐腔谱》


叶恭绰为北京智化寺康熙三十三年(1694)抄谱《音乐腔谱》所写的序言


这件事让我认定,如获资助,就可以把图书馆以及冀中乡村的谱本统统印刷出来。就在我调入中央民族乐团的第二年,也就是二〇一一年,文化部艺术司的一个新项目批转下来——“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 ”。每年六百万元,一时不知怎么花,什么项目切题合适。我和席强(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到文化部艺术司开会,讨论选题预算。说来偶然的机会,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结。我向时任艺术司副司长陶诚、音乐舞蹈处处长翟桂梅,谈了民间抄谱的隐忧,告诉了他们几则图籍烬馀的故事。我曾说:“一个好的选题能告诉人们这个我们自以为熟识的音乐世界还有彻底被人遗忘的一面。编辑出版一部向来未被人关注的《中国工尺谱集成》,就是从被人遗忘的角落呈现夜明珠以展示被历史覆盖的万丈光芒。”两位音乐家出身的 “有心人 ”,懂得话中意义,几乎没怎么考虑就拍板了!于是,《中国工尺谱集成》就在当年初启的 “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 ”中顺顺当当列入计划。梦寐以求的事竟然在我离开中国音乐研究所之后梦想成真!

 

实在说来,书生寒素,知道国家文化事业 “顾眉睫而失岱华 ”的事很多,一时顾不上边边角角的事。两位知音,深明大义,一诺千金,即付助力。这就是今天我们能把这批宝藏 “贡诸当世、行远垂后 ”的原因!

 

回视《中国工尺谱集成》之所以能够 “付之丹铅 ”的因缘,一是有冀中音乐会的普查经历,让我知道了底层谱本的抄写之难。二是有出任图书馆馆长的经历,懂得了作为学术资料的底层谱本的保存之艰。三是叶琳小姐捐助的启发,如获资助,就能把谱本悉数付梓。四是遇到政府设立的 “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 ”。五是遇到两位懂音乐的政府 “好官 ”。五项条件,缺一不可。五指并拢,一拳打开局面。表面上是机缘巧合,实际上是多年夙愿。藏匿心底,不能自休,一遇机会,便会敲打心鼓。对民间财富的认知,对前辈行为的敬重,交织一起,心口相誓,使我 “无意识 ”地拥有了 “使命感 ”。

 

中国唯一的总谱《弦索备考》,蒙古文人荣斋收集整理,抄于1814年


阳春三月,落红成阵。所有困顿,都以非常 “光明 ”的方式迎刃而解。醵资刊刻,政府介入,具备了时代特点。个体行为不足以改变保护遗产的现状,政府行为才是最有力的保障。以前没条件,现在万事俱备。谱本付梓的事,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轻松愉悦中徐徐展开。甄选谱本,扫描谱页,发凡起例,撰写题解。艺术司鸣锣开道,出版社步步跟紧,图书馆密切配合,有资助,有喝彩,万事顺遂。

 

借着现代交通便利,我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摄影师刘晓辉,数次回到冀中。拍照过程更加印证了此前预料的如不及时付梓谱本就将难以存续的隐忧。在保定市易县马头村,当年印象殊深的后山道士路教荣的抄本,差点就找不回来了。我们一九九四年采访的主人魏国良已经故去,亲戚继承谱本,但并不在乎。河北大学音乐学院的齐易教授,动员当地乡镇干部帮我们找到这户人家。他家院子像垃圾场一样,堆放着各种杂物,狗、鹅、鸡,乱作一团。院子上方,果树上缠着捕鸟的网,更使空间交错如麻。整个院落找不到落座的地方,只能站在那里等主人翻箱倒柜。在一群本地人监督乃至 “逼迫 ”下,主人在磨蹭了半天后终于拿出了谱本。看到卷页纷糅的谱本,心里感到,如不坚持,这本抄录规整、笔致婉秀、朱红点版、品相极佳的谱本,就可能飘零农舍、再难面世了——那可是一位素养极高的民间道士一生的心血!这件事为收集途程染上了一层悲郁。

 

华秋苹整理的《琵琶谱》刊印于清嘉靖二十三年(1818),是第一部印刷的琵琶谱


当然,情况也不总是如此。廊坊市 “非遗中心 ”的王晓燕,提前联系了数家乐社,待我们驱车赶到霸州市胜芳镇时,胜芳镇南村、高桥乡高桥村、信安镇张庄等音乐会的谱本已经放在桌面上了。那天工作,进展顺利,快门频按,清脆可听,傍晚回京,如坐春风。多卷本的《中国工尺谱集成》,不但是对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民间乐师缺位的补偿,也让被选中的乐社有了被娇宠的运气感和奢侈感。老乐师们通晓大义,知道遗产广为传播,是为了弘扬自己热爱的事业,于国、于社、于家、于己,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一直从事 “非遗 ”保护工作的王晓燕和齐易,对家乡文化,汲汲表彰,不遗余力,盖因乡情切挚。

 

目前编辑的《中国工尺谱集成》共九卷,包括《北京卷》(两卷)、《河北卷》(三卷)、《陕西卷》(两卷)、《江苏卷》、《东北卷》,也就是五个地区,基本上以手边易获的资料为据。这不过是个开头,未编辑的各地谱本尚有很多。地方万里,藏谱万卷,有待时日统理。“煌煌巨帙,渺渺千载,其浩博也如渊海,其繁密也如丝缕,生乎今之世,而欲探索而整齐之,宜其致力艰而收效寡也!”(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934页)

 

《中国工尺谱集成》书影


相对于西方乐谱、通俗音乐的海量出版,传统曲谱的刊印几乎为零,工尺谱出版更属末端。幸存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谱本和幸存于乡村乐社的谱本,终于以新的面貌进入了新的时代。这是让一桩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 “集成 ”时代的老故事,变为一桩轻松得不能再轻松的 “非遗 ”时代的新故事。编辑之事,不会终结,但故事总有个段落。这个光明的小阶段,说起来总令人愉悦。《中国工尺谱集成》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继《琴曲集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后又一项保存民间音乐资料的工程。

 

民间谱本与中国音乐研究所从旧书店和书摊上收罗的民间唱本一样,都是正统 “目录学 ”“版本学 ”不予登录的底层文献,是收藏 “宋元椠刻 ”“精抄名校 ”“锦帙缥函 ”的“藏书家 ”和“藏书楼 ”根本不收录的 “边角 ”,但却是传统音乐的无双谱。藏书楼罕传,目录学鲜闻的民间谱本,如石中片玉、砂中遗金、缟中尺锦,不可以书册常品视之。随着社会发展的迅猛脚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传统音乐消失的速度。保护这份遗产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今天,民间谱本终于像古代正统典籍一样汇集刊印,反映出社会正本清源、扶民间音乐于大堂主殿的新理念。无须说,民间谱本最辉煌的传播史已经结束,我们所能够做的最理想的事,就是将农业文明的记录以最完整的状态留诸后世——这自然是守护家园的另一种方式。


*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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