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自学 | 唐晓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编者按
“人地关系”在地理学中是个大题目，涉及人与地之间的功利关系、运筹关系、生态关系等重要课题。而在华裔地理学者段义孚那里，人的情感、心智的发挥总是观察地理问题的出发点。他挖掘呈现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地理景观的丰富关系，并加以极具智慧的阐发。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文 | 唐晓峰
（原载《读书》2002年11期）
我们说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问。但是人的问题在被人研究时，常常被搞得脱离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性。在众多由人操作的“研究”中，在由人画定的“模式”中，你我都是概念，是符号，而不是你我。
人有丰富的情感，而人的情感除了施之于人而外，用在地上的恐怕算第二多。现在“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一个大题目，人与地之间的功利关系（这是一个老关系，即地利）、运筹关系（经济地理最擅长）、生态关系（新兴的环境课题）是着重研究的问题。这三类关系均立足于理性，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但是，如果环境里面的东西都是不依人的意志，而我们又总是在“不依人的意志”中活动，那我们还要意志干吗？人与地的关系之间，还有许多依人的意志、依人的情感为转移的事情，这些是我们生存世界的一批重要内容，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便与动物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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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始，西方许多地理学家认真对待了人的意志、情感的问题，形成一股学术潮流，汇合时代意识，开出新风。在这一来势相当猛烈的西方地理学术潮流中，一位领军人物居然是个瘦小的华人。这便是段义孚。
段义孚
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像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理论的主流，原因很多。华裔社会人文学者多以研究中国见长，其学术声誉都来自对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但近于事实。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中国人，但他研究的问题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段义孚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学术话语。
段义孚一九三〇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庭到澳大利亚、菲律宾。成年后先在牛津读大学，一九五一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声名鹤起。一九七三年，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一九八七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 Cullum 地理学勋章。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Univ Of Minnesota Press; 5th or later Edition edition, February 8, 2001)
一九九八年，段义孚曾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只邀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历史地理学家D. 梅尼（D. W. Meinig）受过邀请。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特意提到早时中国生活带给他的长存的感受记忆。段义孚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为本，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
《浪漫地理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 edition, January 17, 2014)
段义孚原来的专业是地貌学，但在伯克利时，也听文化地理大师索尔的课，他自己的人文兴趣向来盎然。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人文，他总有一股强烈的情绪感受。他称自己不喜欢蔽天无序的热带雨林，而喜欢坦荡的沙漠，沙漠上可以清楚地观日月，辨方向，而且一眼望去，数里之遥，去向目标明确，舒服痛快。关于城市，他感到纽约整齐的棋盘街格局对陌生人来说是友好的，一会儿便走熟了。而欧洲那种老城街道有欺负生人的味道，要“转向”很长的时间。
纽约城
或许就这样，在后来转为人文地理研究中，人的情感、心智的发挥总是段义孚观察地理问题的出发点，他要以人为本，而人本来是有感情、语言、想法的。在将人扮作科学理性逻辑样板的风潮中（六十年代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计量革命），段义孚却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地理景观的丰富关系摆到人们面前，并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人对地的情感关系当然不只是观沙漠、雨林那样简单，那样单纯得只有个人意义。最早，人对地的情感关系曾酝酿出重要的文明成就，我们不可不察。人类可以理性地耕种土地，规划城池，但面对高山、大海、沙漠这些无法认识来头、无法将其撼动、无法假其操作的东西时，人类最初只能以情感对之。比如，山脉的危乎高哉让人首先产生敬畏情感，在此情感基础上渐渐产生一系列敬山的思想与行为，敬山是人类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加上通天的猜想，则更为之震慑，而战栗景仰。
喜马拉雅山脉
感受、抒发、兴叹等情感行为几乎占据了对高山、大海的地理“认识”的主要内容，望洋兴叹似乎是人们面对大海时的惟一反应，我们找不到多少古人关于它们的具有理性实践意义的地理描述，而正是那些感性的描述与猜想，构成着人类关于这一部分地理的早期“知识”。
在人文地理方面，优越感（ethnocentrism）是每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在想象其他民族时总要出现的一种初始情感，即使小如“夜郎”的国家，也有“自大”的原生优越情感，它与华夏民族对“蛮夷”的优越感、埃及人对尼罗河以外的人（埃及人说他们不属于“人”）的优越感，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原生的优越感是早期宏观人文地理观念建立的基础，因为大家都有优越感，所以许许多多民族（不光是中国人）都曾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优越感只有被现实反复“挫伤”之后才会改变、消失。优越感的消失是一种情感的消退，而这一情感的消退才会为宏观人文地理观念的修正真正敞开大门。否则就会像中国士大夫面对利玛窦的地图一样死不认账。在感情的支配下，人宁可相信谣传，“请面对事实”，则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
《恐惧景观》（Univ Of Minnesota Press; Reprint edition, April 20, 2013）
段义孚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另一个是《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 1979）。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书。Topophilia是由topo与philia合成，前者指地，后者指偏好。与其相对应的词，是Topophobia，表示对地方场所的恐惧。Topophilia一词不是段义孚首用，却是因他的详尽阐发而大获其名，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术语，收入词典。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主要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
《恋地情结》（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74.）
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 “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所谓“天人合一”也是同样，不是合在自然生态，而是合在人类道德。）祖先下葬，是一种最明显的人地合一，这个地方因此有了“根”的性质，子孙可以在这里深情地下跪。这里，情感是第一位的。在地理学中，如果排斥掉情感，则永远没有墓地的位置。墓地的情感状况是复杂的，对一些人来说是亲切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恐惧的，但无论是谁，进入墓地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理性在迪斯尼等大大小小的“乐园”中也没有立足之地。段义孚说，人有一种很不实际的毛病，喜欢打造“白日梦境”，在求实方面，人远不如动物，动物没有梦想。因为有“白日梦”的追求，各种美妙的乐园、乌托邦便在人文地理（人间世界）中出现。在这些“地方”，人们纵情欢歌，忘记自己的年龄、职务，忘记家里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的事。在这样鼓动情感、丢弃理性的气氛中，真实世界被粉饰了。
人对于环境存在美学反应（Aesthetic Response），美学反应的方面很多，最终形成人的情感性世界观。家乡、故土、墓地、圣地、公园、海滨都是情感世界观中的地点场所。现在这类内容都归入文化地理的范畴。文化地理不仅仅研究各种文化项目的客观分布，对于某些项目，也应注意文化景观所反映的情感类型。中国与西方都有墓地，如果只讲项目类型，不讲情感类型，则中西方的墓地就没有什么区别，而实际上两者的环境氛围是很不同的。西式墓地像公园，绿草如茵，石雕精美，环境幽静，假日常有人来此消闲，布置野餐，欣赏碑刻，甚至情人约会。在中式坟场里哪能这样。在香港一处西式墓地中需要挂这样的牌子：“游人请保持宁静以示尊重，并请勿嬉戏或生火。”在中式坟场则完全不用这样的劝告。
西式公墓
在地理环境中，不可能存在没有破坏的建设，破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新的景观在眼前，而旧的景观却只留在记忆中，进入记忆，于是就进入了人的情感范畴。对于旧景的记忆与感怀，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力量的人可以为旧景在故地树立纪念碑。我们如果将所有的纪念碑标在地图上，便出现一份情感地图，人们按图索骥，徘徊各处，会有一番情感满足。
人与“地方”的情感关系很多很多。可以说，面对各类“未知”地区，人类其实都是与其发生情感关系。而在这些情感关系中，恐惧是最主要的主题。陌生产生恐惧，恐惧则又必然产生要克制、调节恐惧感的进一步的心理行为，在这些心理行为中又常常附有“发明创造”。中国古代“风水”中，有许多是情感心理的调节术，它寻找地理景观中已知的、并被符号化的安宁、太平、兴旺的代表因素，经过选择和人工附加，将它们组合为具有镇、压、克、胜力量的新景观结构，从而达到战胜恐惧感的心理作用，获得情感成果。所以，越是陌生，越是不自信，越是有恐惧感，就越容易信风水说，行风水术。
新疆特克斯县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在这个主题下，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友情链接”起来，段义孚的视野正是这样宽阔。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段义孚是地理学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段义孚学术奖，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段义孚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欧洲，中世纪的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公开的，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十九世纪晚期，个人隐私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房间各备功能，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就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许多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义的）一词在地理学界，与 Yi－Fu Tuan 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英剧《神探夏洛克》（Sherlock）中，模拟复原的19世纪末的伦敦书房
人本主义在地理学中的提倡，大大丰富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厚度”。以历史地理研究为例。西方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由此指出，历史地理学可以研究三种历史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一，由文献与景观记录的真实环境；二，由过去规范理念描绘的抽象环境；三，由过去人们所体验的感知环境。我国历史地理学界，主要研究兴趣都是集中在对第一种历史环境的复原，这种研究讲求实在，不尚发挥。第二种环境的研究属于地理思想史的范畴，我国已有人研究，少数大学里也有这样的课程。地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地表，而是地理观念的群体，有更强的时代特性与社会性。对于第三种环境的研究目前尚少（所知有复旦大学博士论文，从古代诗歌看古人的环境感知），而此类研究恰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最密。这类研究多涉及人的心理，不易把握，搞得不好还有臆测之嫌。
的确，人本主义地理学谈论的，大多是总体性的理解，而较少个案研究。即使如此，整体性的理解还是需要的。人本主义学说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人的理念与体验。因为环境不是单纯的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行为的外部依据，所以是“行为环境”。对行为环境的研究提供了理解行为的重要参数，也是解释景观变化的关键。在弄懂景观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人和他的文化，我们必须理解他所具有的身体和心理的限度，正如普林斯所说：“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文化为他规定了怎样的选择，知道他周围的人加给他怎样的规矩。”
（Yi－Fu Tuan：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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