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书》| 东京大学学生毕业论文研究《读书》

 读者来信

联结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桥梁

日本学生看《读书》杂志：知识分子的过去与未来

文 | ［日］比护遥

“可以不读书，不可不读《读书》”——脍炙人口的这一句话就引导了我的杂志研究。这本1979年创刊的“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曾经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很大。我给东京大学提出的毕业论文《〈读书〉》的媒体史》之中，以这本杂志为题材描述中国的公共领域的转型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史。

当我对中国的年轻朋友说“我正在研究《读书》杂志”时，他们都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虽然书店还摆着，我的北大朋友也差不多不知道。从知识分子的必读刊物到现在的地位，这个变样密切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命运。

创刊号的卷首文章《读书无禁区》就引起了巨大反响，杂志登载了包括反对文章在内的所有的争论，这种双向的传播形式是《读书》的特征。它的读者对象是“不伦不类”，就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以精英和普通人的接点为目标。“如果还可另立一个名词来表达《读书》的性质，也许可以勉强称它为‘桥梁文化’，即人们也许能通过它而 47 31077 47 14689 0 0 4748 0 0:00:06 0:00:03 0:00:03 4749达“精英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却不是‘彼岸’。”（1987年第4期）

80年代中期，积极地引进西方思想的“文化热”开始，《读书》也迎来全盛期。但几乎同时，“看不懂”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大，读者层的分解开始了。到了90年代，随着大学制度的确立，学术界也全面细化，知识分子之间的公共讨论更加少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共同体注重非实用性的修养，这样的古典式理想继续不下去了。以前的研究多半把杂志的变迁只归于1996年从沈昌文到汪晖的主编交替，我发现那背后有更复杂的因素。

参与创刊《读书》的人物都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出生而经历过“文革”的灾难。我认为，《读书》是以这一代的共同记忆为基础的时代的产物。“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彻底压制了，不能自由地读书。那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和修养闪耀着光辉，旧媒体的书重新被重视。

“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1979年第1期）

20世纪80年代宣传画：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来源：http://www.history.northwestern.edu）

那时，知识分子也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

上面因篇幅关系只陈述粗略的趋势，当然不仅仅是盛衰变化，我的毕业论文里有着更零碎的事情。长期的素描也好，追究细节也好，直接感到知识分子的气息，就是历史研究的妙趣。举一个例子。80年代末，物价上涨而“脑体倒挂”问题严重了，“编后絮语”介绍了一个老教授的故事。“太太问教授说：‘你身体这么虚弱，要经常吃猪肝。现在杂志涨价，我们只能有一个选择：吃猪肝还是订杂志？’结果，教授不得不选择了猪肝而放弃了《读书》”（1989年第2期）。我深切感到他的悲哀。

闲话休提。通过《读书》解读知识分子被分裂而边缘化的大潮，还继续到现在。在现时，如何架起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桥梁是全球性的一个课题。知识分子与一般公民一起理智地讨论，这样的理想远离开现实了。日本也是，“战后民主主义”这个宏大的启蒙思想早就出毛病。我开始研究中国，是因为对这个特殊的邻邦感兴趣。特别的地方确实不少，但同时还发现两国的共同之处。作为志愿当学者的一个学生，知识分子的困境并非事不关己。

那么，如何解决呢？回答这个问题明显超过笔者的能力。至少，对80年代的乡愁并不是上策。即使如此，我觉得还要学习《读书》的理想。第二代总编辑沈昌文曾说：“物质的困苦可以承受，可是探求知识的自由不可缺。”（1988年第12期）真的令人感动。

写于2018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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