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陈彩虹：统治我们的“经济学思想”是什么？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成了显学。各式各样的经济学理论与学说，飞出学者的书斋，逐渐为大众所熟悉。作者把经济学家生产出的“经济学思想”分为“知识”“学说”和“假说”。由于社会角色不同，人们对这三类经济学思想接受度并不相同，消费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各取所需，为我所用。
统治我们的“经济学思想”是什么？
文 | 陈彩虹
（《读书》2018年4期新刊）
经济学的知识、学说和假说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设想的要更有力量。世界的确就是由它们统治着的。”依照这一判断，当我们从事某项经济活动，认知某种经济行为，解释某个经济现象时，统治我们头脑的那个“经济学思想”一定是存在的。这如同赛场裁判问你“选边还是选开球”一样，你脑海里既已存在的“思想”，会指挥你选择其中的一种。尽管你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是“思想”统治了你的选择。
凯恩斯（来源：time.com，1965）
那么，“经济学思想”包括什么内容呢？它们是如何统治我们的呢？经济学家作为“经济学思想”的制造者生产了什么“产品”，又应当生产什么“产品”？我们先看三个经济学的理论说法。
一是“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是有无数生活经验事实支持的结论。例如，买房子的需求大大超过可以出售房子的数量，即求大于供，住房的价格就必定上升；反之，则反是。不论政府官员、企业家、普通民众还是经济学家，在相当的程度上，都认可这一说法。这是具有明显知识特征或强知识性的结论，我们称之为“经济学知识”。
二是“货币供应量大，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这似乎是有生活经验事实支持的。在一个经济体内，观察某些时段的货币供应量和商品价格的关系，有时的确能够建立起这种关联。但是，这并非有足够多的经验事实支持。而且其中“货币供应量大”，究竟“大”是什么概念，也没有公认的标准。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普通民众对此的看法，很难达成一致。其中有些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普通民众，根本就无法从他们的经验里，体会到这样的关系。即便在经济学家群体之内，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这种论说，显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知识”，它有着较为明显的前提，只在某种特殊条件下，才能够成立。我们将其分类为“经济学学说”。
三是“经济危机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消亡”。不论用“知识”还是“学说”来定位这种结论，都不足以展示出它的特性。近代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危机发生许多回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在运行。尽管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各样的数据、逻辑、模型，试图证实这一说法，经验事实至今仍不充分支持。或许，更长的历史、更大规模和更高频率的经济危机累积，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崩溃，但我们时下还不能够说，这就是“知识”；即使是作为“学说”来看，其性质也是有些弱的。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假说”。
按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解：“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63)
在这里，经济学与哲学很类似，也处在神学和科学之间的领域。以“确切性”为标尺来看，“经济学知识”更靠近科学些，“经济学假说”则更靠近神学。“经济学学说”处在相对中间的位置——既非确切的科学，而且离科学还不近；也非全然不确切的神学，它与神学保持着非常明显的距离。
既然类似于哲学，经济学也是受到科学和神学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为什么它会受到攻击？为什么它又会是“无人之域”呢？
知识或说科学的确切性，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可以反反复复地运用，去获得相对确切的预期结果。运用知识的人越多，知识的地位就越牢固，由此浓厚化出了一种人类共有的意识形态：知识是有用的，经得起检验，因而值得相信、值得崇拜，更值得追求。事实上，知识的“确切性”本身，就已经内含了“可以相信”或“无可置疑”的内在因素。例如，“水往低处流”作为一种知识，它的确切性不只是经得起生活的检验，更让人在看到或想到位势高低落差时，确信一旦有水流过，绝对不会从低处流向高处。可见，“确切性”就是某种相信、信赖甚至于信仰的别名。基于此，知识或科学领域里，聚集了为数众多的人们。他们相信知识、运用知识和追求知识，通常却不会去攻击知识。他们清楚地知道，与“确切性”为敌，是不可能胜利的，也是很荒唐的。
神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复杂原因。它以人类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精神活动，构造了一个超然的思想体系，推演出了一个极致完美的理想世界和超现实的终极善者，或说上帝。在现实社会生活不完美或不可能完美的格局下，神学引导下的宗教实践，吸引了为数广大的信众，他们在向往理想世界和精神大善的过程中，弱化或消解现实的痛苦与内心的冲突，笃信理想世界和终极善者并非虚无。本来，神学的基色就是“绝对的不确切”，它所张扬的理想世界和善者，常人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在信众的精神时空里，则是绝对地存在。这就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一种特殊的意识转化——由信仰而将“绝对不确切”的神学认定为“确切的”精神活动了。这个领域受到攻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完全超乎了确切的知识，攻击它找不到武器——知识无法攻击它，神学又不会自残。例如，你或许会说，从经验来看，理想世界和终极善者并不存在。然而，你又凭什么可以证明它们不存在呢？
总之，知识或科学的领域，是由“确切性”而导致对知识产生信仰的地方，也就是说，由“确切存在”引出了“确信理念”；神学领域则相反，那是由绝对信仰导致对理想世界和终极善者认同的区域，由“确信理念”认定了“确切存在”。而且，知识由于“确切性”无法攻击，神学则由于“超乎确切性”或“绝对不确切”攻击不了。
因此，在科学和神学两大领域里，都聚集了巨大的人群。人类所有的思想或理念类果实，无不试图挤进这样两个区域中去，要么努力成为知识或科学，要么成为“信条”走进神学。
说到这里，那介于它们之间的思想区域，由于不从属于知识或是神学，攻击就容易发生。如果以“彻底性”来看待知识或是神学，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完全彻底”——不是彻底的“确切”，就是彻底的“不确切”。自然而然，所有具备“彻底性”的东西，是无法攻击的；同时，它们还可以用去攻击那些“不彻底”的区域。换言之，知识和神学区域都不接纳的思想果实，从知识的角度来看，留下了大量需要“确切化”的空间；而从神学的角度看，则难以达到“超乎确切性”而受到万众笃信的境地。所谓受到攻击，其实是知识和神学，都不承认如此思想成果的地位。
在这个区域里，当然只有那些孜孜以求努力去“确切化”或是“超乎确切化”的极少数勇士存在，他们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群，“无人之域”讲的就是这样非普罗大众的地方。从人类的历史来看，真没有多少杰出的哲学和哲学类思想家，历史还非常短的经济学的大家就更是凤毛麟角。
粗略地分析看，在经济学思想中，真正说得上“经济学知识”的部分，是很少的；“经济学假说”，其实也不多；最多的，就是“经济学学说”了。如果将经济学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它是如此地混沌，既没有知识或科学的确切性，又没有神学的信仰性，它是如何统治人的经济认知和经济活动的呢？
统治我们头脑的“经济学思想”
人总是以不同角色的面目出现在社会生活里的。不同的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的社会活动目的。在不同社会活动目的的导向下，各种角色的头脑必将收进和聚合相应的思想，以统领和驱动各自的言行。源自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经济学将经济生活条理化出了三类主体，即政府、企业和居民。从早期的思想学说到当下的理论模型，这种主体分类延续至今，由此衍生出了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消费者个人三种主要的社会角色。从角色的视角，所谓统治我们头脑的“经济学思想”，就是指在经济生活里扮演不同角色的个人收进和聚合在头脑里的“角色思想”。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消费者个人因角色不同，在他们的头脑里，必定装着彼此差异的“思想”。
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他所看重的，是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物美价廉”通常是消费者追求的最高境界。从思想的需求来看，消费者始终就希望有确切性强的“知识”来帮助他实现最优消费目标，因而在长期的消费实践中，头脑一直在收进并聚合各种各样具体又相对确切的“消费知识”。鉴于消费者个体总是在较为确定的范围、与较为确定的产品打交道，这些“知识”很少部分来自学者们总结、提炼和宣扬的一般经济学原理，绝大部分来自消费者自我的实践经验，其中包括从消费者群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民间知识”。例如，某个消费者决定买一套房时，他头脑中“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经济学知识”会起作用，但他更会受到本地住房市场具体经验的左右。由此来看，统治消费者个人言行的“思想”，或许包含有一般的“经济学知识”成分，但更偏重于具体的、相对确切的直接“经验性知识”。事实上，我们完全看不到，有哪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会被某个消费者个人用来决策购买某件产品或服务。
“危机！危机！”“金融动荡！”“拯救危机！”“危机，什么危机？”（来源：www.benbyerly.files.wordpress.com）
作为企业家的个人，他所看重的，主要是产品成本、价格、销量之间的关系，可持续性地获取最大的利润，是企业家心目中的最大追求。要知道的是，企业家面对的是生产手段（机器、原料、人才、技术等）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的多重不确定性，他需要了解市场、分析市场和预测市场，因而无法像消费者一样，主要只依靠经济实践总结的经验，就可以实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希望有光明前景的企业，必定要有某种“经济学思想”来指导，而“经济学知识”，以及某些“经济学学说”就能够帮助企业家较深入地认知市场规律，它们也就将成为企业家头脑里的统治力量。如某个企业阶段性发展的重点是打开产品销路，那么，“供求决定价格，价格调节供求”的“经济学知识”就会驱使企业家采用“薄利多销”的低价格策略；更为优秀的企业家，则清楚如此的策略，只可能短期有效，因为在他的脑海里，聚合有“理性预期”的“经济学学说”——你的企业“薄利多销”，别人的企业也可以如此做，时间稍长，产品便无法多销了。可以肯定地说，左右企业家个人头脑的，是起码的“经济学知识”和相当一些“经济学学说”类的思想。
那么，对于政府官员个人呢？他的头脑是由什么类别的经济学思想统治的呢？
政府的作用，不论是以往的市场协调者，还是如今事实上的干预者或调控者，政府官员的经济言行所指，必定是经济整体的适度增长、充分就业、市场平稳和社会和谐一类的“宏观目标”。这些目标显然不能从具体的个案来进行简单加总和推衍，而只能以统一的数字计量，或是通过货币计量后加总来表现，如国民生产总值、消费总量等。这种消灭了个体特性、产品门类、事项差异而来的数量性表达（如一吨钢和一吨粮食是无法加总的，但以货币计量后，就可以有“价值加总”），不再看得见它们的来源基础是什么，政府官员便需要某些“经济学学说”，甚至“经济学假说”，来理解、推测和分析这些数量性表达与真实来源基础的关系，指导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治理安排。
例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后，产生了弗里德曼“货币供应不足导致萧条”之说。这一学说将此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大灾难，归结为货币政策操作的失误，进而建立起了危机应对和货币供应之间的特殊关联，成为后来多次危机到来时，政府处理危机的思想武器，增加货币供应变成了唯一的政策选择，尽管有诸多不同的“学说”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指责之声尖锐。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 施瓦茨《美国货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一般而论，作为政府官员，头脑里必定少不得“经济学学说”的；就是“经济学假说”，也时有聚合，因为政府在采取相对极端性的举措时，常常需要“师出有据”，某种“经济学假说”就能够起到如此的作用。二〇〇八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私有的商业银行。这种极端性的做法受到多方质疑，政府官员却以“凯恩斯干预学说”作为依据行事。事后来看，政府当时如此处置安排，已完全不再顾及所依据的经济理论是否可靠或有效，只要是“经济学思想”里的一种，有人相信，便可为我所用——那时官员头脑中的“干预学说”并无多少成效确切的成分，实则就是一种“干预假说”了。
至于“经济学思想”里很少量确切性强的“经济学知识”，凭想象而言，应当是存在于政府官员脑海里的。然而，从政府官员特定的角色来看，面对各种“宏观目标”，这类“经济学知识”对政府官员的统领和驱动作用，是不可能外化为言行的。换句话说，在政府的“宏观目标”之下，即使政府官员的头脑里装有些许确切性的“经济学知识”，它们也派不上用场。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政府官员角色的个人，其头脑之中也不必装入“经济学知识”，只有“经济学学说”和“假说”才是他们思想的统治者。
现在，我们将“经济学思想”中的知识、学说和假说连成一条直线，左边为知识，右边为假说，学说处在中间，那么，往左靠的“思想”为趋知识性的，往右靠的“理论”就是趋假说性的了。其中处在中间位置的学说类“思想”，往左边移动越多，知识性就越强些，可称之为“近知识性的学说”；而往右边移动越多，假说成分就越大，可称之为“近假说性的学说”。由此看，统治消费者个人的“经济学思想”，是偏向左边知识的，且有趋向更确切知识的动能；企业家头脑中的“思想”，则以中间为界，努力向左边的知识方向移动，属于“知识和学说交织”的区域；政府官员的“思想”，很显然，由中间的学说位置向右边的假说方向移动较为突出，是那种“学说和假说混合”的状态（见下图示）。这幅不同角色受不同“经济学思想”统治的简单图解，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
一方面，从角色的角度看，统治我们的“经济学思想”因角色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去理解是什么统治了我们的头脑，也就是从思想的需求视角，去理解人们头脑收进和聚合了什么样的“经济学思想”。另一方面，从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来看，这是一个有清楚逻辑关系的“经济学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布局——越是接近于具体的经济活动、经济现象，人们越是需要“知识”；越是宏观大局的治理，越需要“学说”甚至于“假说”。由此，我们有了打开人类思想与人类行为之间复杂关系的一把钥匙，也为经济学家认知并生产“经济学思想”，树立了一块路标。
经济学家的作为
“经济学思想”是经济学家的思维产物。相比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年轻”意味着它有太多源自“母体”的特征，经济学至今尚存浓浓的古老道德哲学的意味；同时，“年轻”又有着自我发展的强烈愿望和独立轨迹，各种经济学思想理论丰富多元，有些甚至于单独成派，透示出社会经济变迁的深厚背景。在当下来看，经济学的存在格局让我们越来越清晰了一件事——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作为，为什么会如此作为，又应当如何作为。
从英国鼻祖亚当·斯密开山起算，二百多年的历史，经济学已经清晰地完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野。不论学界如何对“微观”和“宏观”定义并日复一日地讨论它们的区别与内在关系，就社会经济活动的角色来看，“微观经济学”主要是注入个人和企业家头脑的“经济学思想”成果，而“宏观经济学”则必定是注入政府官员头脑的“经济学思想”产品。就此而言，经济学家的作为，不能只是笼统地讲为社会提供“经济学思想”，而必定有明确的角色针对性。那种“某种经济学思想”会钻进每个人头脑里去，从而统治所有人头脑的想法，不可能成为现实，也是非常幼稚的。
左图：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作之一，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2015）
右图：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之一，爱德华·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华夏出版社，2017）
经济学家经常讨论问题，喜欢用“我的思想”与“他的思想”进行争辩。仔细分析下来，有时这两种“思想”并不在一个频道，因为它们不是为同一种特定角色而来的，争辩也就大有几分“堂吉诃德战风车”的味道。试想一下，用进入个人消费者头脑的“经济学知识”，加上简单的逻辑推演，去批判进入政府官员头脑的“经济学假说”，批判的力量是不可能强大的——某人购买住房所依据的“经济知识”，又哪里批判得了货币政策制定者依据的“货币理论”呢？这从另一个视角表明，在经济学家作为问题上，“经济学思想”对于特定接纳它的角色，具有明确无疑的对应性。
从经济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由于本学科的“年轻”特点和受到“知识”与“信仰（神学）”领域的攻击，经济学家一直在做两种努力。一种是知识化，使经济学尽量去接近“确切”的科学，试图挤进自然科学的队列，引致数学的使用日益广泛，并且产生了诸多边缘性的“数理经济学”品种；另一种是信仰化，通过综合事实、案例、逻辑演绎等方法，让人们相信“人是理性的”，或“人是自利的”等理念，不去追究它在科学意义上是否“很不确切”，只认它从天而降为人性规定，引人去绝对相信。即使是奥地利学派，试图另辟蹊径，由眼见的现实，直接研究个人的行为，再透过人的行为来认知经济和社会现象，它设置的基本前提“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却回到了“信仰化”的道路。因为这个前提被奥地利学派赋予了公理或天理性质，无须证明。严格说来，这个前提不过是学派自己的理解，或说自身的信仰而已。奥地利学派仅仅是做了信仰化的另一种尝试。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来源：nikolauskimla.com）
应当说，经济学家“知识化”和“信仰化”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这些努力迄今也未能使经济学走到“确切的”自然科学领地或全然“不确切”但令人笃信不疑的神龛之上，但的确创造出了经济学世界的丰富多彩——在“知识”和“神学”之间的线路上，学者们一次次地向“知识”或“神学”的巅峰冲击，又一次次地“铩羽而归”，来来回回的游历，竟留下了大量让人们自愿去选择并统领经济言行的理论成果。在细致分析统治不同角色的“经济学思想”时，我们发现，“有用”“能够自圆其说而可信”“曾经有用或许还会有用”，是这些思想被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消费者个人所接纳并统领言行的基本原由。可见，大千世界如同一只“如来佛手掌”，一方面框定了经济学思想的疆界，另一方面却提供给了经济学家创造的巨大空间。
既然经济学家在创造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时，总是会有服务角色的自然选择，又逃不出“知识和假说”规则的限定，那么，经济学家就应当主动地明确自己思想的角色指向，要么是进入消费者个人、企业家的头脑，要么是进入政府官员的头脑，进而下意识地在经济学“知识”“学说”或“假说”方面进行研究和具体选择，而不是一般性地试图去创造所谓“四海皆准”“微观宏观通吃”的理论学说。事实上，二百多年的经济学学说史表明，那种普遍真理性质能为所有角色都收进并聚合在头脑里的“经济学思想”，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因此，为某种特定的角色而生产思想，是经济学家思想探求的一种谦卑态度，也是经济学思想创造的一种自然法则，经济学家只有服从而无法逾越。
概而论之，经济学家应有的作为，就是针对不同的社会角色来供应不同的“经济学思想”。之所以如此，在于不同的社会角色面对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来认知和统领。基于经济学的研究只可能落入“知识”和“信仰（神学）”之间的区域，经济学家便需要一种服务不同社会角色，并在“知识”和“信仰”之间进行探索的自觉精神。显然，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学思想、理论或模型，必将是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正好提供给了实践中的消费者个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以丰富可选的思想品种。如果说，人类社会哪天只需唯一的一种经济学理论来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恰好经济学家又绝对共同地拥戴出了这样唯一的理论，那必定是经济学的末日，也是世界的末日——因为一切都“确切”到了极致，所有问题必定解决无疑，经济学当然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人类社会也会由于“完美至极”而停滞或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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