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 | 梁展：身体与文明等级
编者按
1829年，一具裹过小脚的中国女尸出现在伦敦的解剖台上。那么，它是如何出现在伦敦的？这位来自中国社会下层的女性是如何命丧黄泉的？是自杀，被谋杀，还是饥饿？这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文明等级观念？且看下文的分解。
身体与文明等级
文 | 梁展
（原载《读书》2013年11期）
一八二九年三月五日，伦敦盖氏医院的解剖学教师布兰斯比·库伯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了一份解剖学报告。在前近代时期的英国，解剖学教学场所常常被设计成古代罗马圆形剧场的建筑样式，被称为“解剖剧场”。这些“剧场”里通常会有三四百名医学院学生围坐在四周，观看中央“舞台”上演出的“解剖戏剧”。然而，库伯医生的这次解剖工作却有些不寻常：观众不是学生，而是由博学鸿儒们组成的学者团体；其解剖对象并非本地来历不明的死尸，而是来自遥远中国的一个女人小脚的样本！这只小脚“接触地面的跟骨与拇指远节趾骨的相距为四英寸（10.16厘米）。足（含趾）长度为五点二五英寸（13.34厘米）。足背高度为三点五英寸（8.89厘米）。足弓跨度为二点五英寸（6.35厘米），高度为二英寸(5.08厘米)，凹陷处布满厚厚的细胞物质”。
这应当是西方人首次以“描述解剖学”的语言来表述“三寸金莲”的文字。让这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感到非常震惊的，首先是这只右脚脚底发生的异常状况：“拇指向后弯曲，指向脚的方向，在贴近它的两个节趾骨关节下面，第二趾是如此扭曲，乃至其末端延伸到了脚的内侧边缘⋯⋯拇指肚的前端是第三趾的两个突出的节趾骨；与第二趾相比，它们被更加倾斜地放置在那里，以至于其无法向内延伸至脚底中间⋯⋯这个脚趾的表面和后部生成的鸡眼显示脚的前部最先受到了外力的挤压……”“然而在这样一种畸变的形态当中，最奇怪的地方莫过于其凹陷部分，即前边提到的中空地带；它特别深，由外向内稍稍倾斜，由脚趾到脚跟横跨了全脚的宽度。从这一外形可以判断，这只脚的脚跟和脚趾被强行挤压到了一起，由此大大地缩减了脚的长度，从而将一种自然生成的纵向中空转化为深度的凹陷。”
布兰斯比·库伯像（来源：wellcomecollection.org）
“正是在这个脚骨架当中，我们发现，在某种技艺的操作之下，脚部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长期作用于骨骼的外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此显得非常突出。”在库伯看来，这只小脚大大偏离了人类足部的正常形态，呈现出一种病态。于是，他以外科医生的眼光来打量它，试图猜测、推断造成上述疾病的非自然原因，这使得这项解剖工作具有了病理解剖学的意义。后者的理论预设是：自然生成的身体是原初、正常和健康的；人为造就的身体则是偏离、畸形和病态的，它需要人为(医生)干预才能恢复常态。根据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库伯医生推算出她生前应是一位来自社会下层的中国妇女，“其脚的实测比例要稍稍高于这一残酷的技艺（指缠足——笔者）对那些上层妇女的双脚所造成的后果”。尽管并非完美，但这只中国女人的小脚在英国医生的眼中俨然是一个病态的标本。那么如何来分析其病因？
库伯的解剖学训练来自其叔父阿斯特莱·库伯，叔父不仅是布兰斯比的引路者，而且是其解剖学道路上最重要的提携者和保护者，布兰斯比自然对叔父心存莫大的感激。从其叔父留下的解剖学讲义中，可见到，在阿斯特莱看来，骨科疾病的病因多是由外力作用造成的肢体损伤，即脱位和骨折。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详细记录了许多相关的病案，其中的病人大多经历过诸如跌落马下，重物下落致伤等等的意外事件。因此，“意外”或者说是非故意是骨科“疾病”的基本诊断标准，而中国女人小脚的“畸形”并不能被想当然地视为病态。库伯承认，以非职业的眼光来看，由于缺乏某种明显的脱位迹象，这只中国女人的小脚反倒更像是“先天的畸形，而非人为所致”，或者是关节的“意外脱位，由于疏忽或者是由于手术技巧的缺乏而未能将其复位”所致。排除了意外因素，库伯只能转而相信那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缠足现象的种种流俗的见解，将导致小脚的“病因”认定为一种“东方式的妒忌”或“非自然的审美趣味”。面对这只已经死去的中国女人的小脚，库伯医生这样来想象一个活生生的他者和异性：她走起路来必定是步态蹒跚，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她的肌肉必定要付出超乎常人的气力，而这必然也会损害其整体的健康状况。
库伯解剖的一只中国妇女的脚（来源：Cooper, B.B. . Anatomical description of the foot of a Chinese femal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19, 255-260.）
库伯声称无意为这只中国女人的小脚附加太多的重要意义，撰写这份解剖学报告的目的只是为了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十八和十九世纪，随着解剖学、体质人类学，以及颅相学、面相学等科学与伪科学知识形式的兴起，西方的自然科学界对（人与动物）尸体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然而，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逝者的敬畏，以及人们的基督教信仰，尸体检验和解剖在欧洲一直受到法律的明文限制。就英国而言，在国会颁布《解剖法案》的一八三二年之前，能够被合法用于解剖的只有被处决后的罪犯的尸体，这远远不能满足为数众多的解剖学校的需要。于是，非法盗取尸体的犯罪行为曾经一度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非常猖獗，以至于城中的墓地不得不纷纷竖起围墙和围栏，人们甚至不惜花钱雇用守墓人严加防范。在盗尸的队伍当中，既有从事生理学、解剖学研究的学者和医生，也有专门以此为生的职业群体。每当夜幕降临之后，这些人便悄悄潜入墓地，运用娴熟的技巧打开刚刚被填埋的棺材，拖走刚刚下葬的新鲜尸体，随后出售给医生或医疗机构。仿佛是《圣经》中“耶稣复活”的情节再现一般，盗尸者的行为让“死人纷纷从坟墓中逃走”，他们因此获得了“复活论者”的戏谑称呼。
那么，谁是让中国女人逃离故土来到库伯手术台上的“复活论者”？被带到英国的仅仅是这只小脚，还是连同这只小脚在内的整具尸体都被“复活论者”交付给了阿斯特莱·库伯，而他又从这个女性身上截取了一只小脚当作礼物送给了他的侄儿库伯医生？这位来自中国社会下层的女性是如何命丧黄泉的？是自杀，被谋杀，还是饥饿？
19世纪英国盗墓团伙（来源：en.wikipedia.org）
库伯自小就梦想当一名海员，年仅十二岁的他就曾出海做过一名见习船员，但终因经受不起海上的风浪，加上思乡心切，只好折返伦敦，拜在叔父的门下学习解剖学。库伯海员当然能够想象这具中国女性的尸体是如何来到其解剖室的。自十八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就以各种各样方式把从南美、太平洋、大洋洲殖民地搜集到的土著人尸体进行标注，并装船运回欧洲，出售给从事医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医生和人类学家们，借此赚取丰厚的利润，以至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殖民贸易形式——“尸体贸易”。新几内亚、新西兰、斐济、菲律宾、印尼、朝鲜都曾经先后成为尸源地。为了得到土著人的尸体，殖民者不惜采用暴力抢夺，甚至是谋杀活人的方式。在英国国内，自一七五一年（《谋杀法案》）至一八三二年（《解剖法案》），谋杀以及公开解剖谋杀者尸体都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殖民者在海外大肆掠夺土著人尸体的行为虽然能够顺利逃脱本国法律的严厉制裁，但英国国内的盗尸者们却没有这么幸运。在爱丁堡地区，盗取尸体的恶风愈演愈烈，盗尸者到后来甚至铤而走险，开始以街头行人作为猎取的目标。一八二八年,爱尔兰移民威廉·伯克和威廉·黑尔于十个月之内在爱丁堡街头连续谋杀了十六个人，并把受害者的尸体一一出售给了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罗伯特·诺克斯。同一年的十月三十一日，他们将一个来爱丁堡探亲的老妇人骗至自己的家中谋杀，然而他们随后就被告发，最终遭到了逮捕。结果两个威廉中的一个——威廉·伯克于一八二九年一月被当众处以绞刑。伯克的谋杀行为固然可恨，但从他手中收购尸体的诺克斯也难辞其咎。对伯克和黑尔送来的尸体，据说，这位解剖学家从来不问其来源，而他自家的看门人也曾被怀疑是杀人者的同谋。尽管诺克斯的声誉因这场著名的西港谋杀案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日后成为一位非常受人欢迎的通俗解剖学作家。
威廉·伯克和威廉·黑尔（来源：list.co.uk）
在一八二九年这个敏感年份里，有关这只中国女人小脚的来源问题会不会触动学者们的道德神经呢？阿斯特莱·库伯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罗伯特·诺克斯？一八九六年在伦敦出版的《盗尸者日记》一书的选材就主要源于《阿斯特莱·库伯生平》和由阿斯特莱·库伯本人亲自参与撰写的《解剖委员会报告》（一八二八）。在前一本书中，编著者布兰斯比·库伯让我们看到了解剖学家阿斯特莱·库伯身上与罗伯特·诺克斯一样不光彩的一面。为了获取动物和人体“标本”，这位大人物躲在幕后，让自家的仆人出面收购在街头被非法捕杀的宠物狗，而且他本人还不时与伦敦的盗尸者们讨价还价。一八〇一年的一个冬夜，在押运尸体途中的阿斯特莱家仆偶尔听到了车夫们的对话，察觉事情会有所暴露，随即弃车而去，逃之夭夭。值夜的警察深夜来访，心知肚明的阿斯特莱被仆人从卧榻上叫醒，可他却佯装丝毫不知情。第二天一早，他赶在警察之前向市长报告了事情的原委，在确信市长不会深究此事的情况之下，他放心地离开了那里。然而，就在走下市政厅台阶的时候，他一眼瞟见了前一天夜里上门寻找尸体货主的那个警察，幸运的是对方并没有及时认出他来。那么，库伯医生解剖的中国女人小脚究竟是由谁弄来的呢？一八三二年之前，伦敦解剖学校的教师们对尸体的来源通常都讳莫如深，如同盗尸者从来不愿向外人道及他们的盗尸技巧一样。然而，在《阿斯特莱·库伯的生平》中，布兰斯比·库伯却于不经意间给了我们一些暗示：有一天，阿斯特莱·库伯与布兰斯比·库伯一起去看前者专门为解剖之用而圈养的一群猪仔。叔父不无炫耀地告诉侄子，这群猪仔是由一些朋友直接从中国带回来的。布兰斯比行文中道出了叔父口中的所谓“朋友”，就是阿尔萨戈船长。谁是阿尔萨戈船长？他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船员理查·阿尔萨戈（Richard Alsager），此人常年在广州至伦敦的航线上航行，在当时，这条航线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的。在一八三〇年之前，阿尔萨戈曾九次来中国，第六次来中国时，他已经升任船长。阿尔萨戈是船员，同时也是从事殖民贸易的商人；他把印度的棉花卖到中国，又将中国的茶叶、丝绸和花布卖到英国，又将英国的工业产品出售给印度。按照东印度公司的惯例，船长可以在自己管辖的商船上预留五十六排水吨的位置，用以装载自己的货物。阿斯特莱的中国猪仔必定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运抵伦敦的。阿尔萨戈船长最后一次中国之行是在一八二六年，因此，中国女人的尸体或小脚或许不是由他带到英国的。自一八二六年直至库伯收到中国女人尸体或其小脚的一八二九年之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直航行在从广州到伦敦的航线上，而经营这条航线的仍旧仅此一家。在一八二九年一月至三月之间，先后抵达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共有十一艘之多，中国女人的尸体或许就是通过其中的一艘运抵伦敦，并出售给盖氏医院的解剖学家阿斯特莱·库伯的。
《中国丛报》，美国传教士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创办，详细记录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诸多内容（来源：en.wikipedia.org）
英帝国的殖民者是如何看待这具女尸的？一八三五年四月，《中国丛报》全文转载了库伯的解剖报告，还附加了如下案语：“在中国的民族和家庭习俗中，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伦理制度的无效性。不仅仅是人们的心灵，就连他们的身体，也被非自然的习俗所扭曲和变形。上帝出于为人类创造福祉而赋予他们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律法在此都遭到了颠倒和毁灭。下面这段解剖学描述便能够清楚地表现上述看法所包含的真理。”该报的核心人物除了创办者、“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之外，还有马礼逊与其子马儒翰、史第芬，以及一八三二年来广州的另一位“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在当时，欧美新教传教士中的多数人都是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到广州的，他们寄居在广州城外黄埔村沿珠江修建的东印度公司的十三商行地区。当地的主体建筑为东印度公司的华丽餐厅、办公场所和教堂。除了面江的一侧有几处舒适的住宅之外，多数房屋肮脏、潮湿、破败，并散发着恶臭，极不利于人们的健康，以至于每当夏季来临之时，人们纷纷结伴出走澳门，躲避瘟疫。新教传教士们只被允许居住在这个建在江北的“外国人聚居区”里，他们的行动没有自由，所接触的人也只是一些社会底层的穷苦百姓。在这些传教士的眼中，恶劣的气候、肮脏的居住条件以及贫困的生活使中国人永远与疾病联系了起来。他们渐渐认识到，要想拯救中国人的心灵，就必须首先医治他们患病的肉体。于是，疾病成了新教传教士们认识中国人的途径，施医成了他们接触中国人、取信于中国人的最可靠的方式，这就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医学传教事业在中国兴起的现实动因。
与马礼逊、卫三畏过从甚密的郭实腊一定熟悉刊载在《中国丛报》上的这篇解剖报告。一八三八年，他将库伯报告中的某些语句几乎不加改动地抄录在他的书中，“从非职业眼光看来，这双脚更像是一种畸形而非其他”。库伯的“先天的畸形”的表述方式，在郭实腊那里被遗漏掉了“先天”二字，变成了“畸形”，这一小小的修辞策略使“小脚畸形就是病”这个连外科医生、解剖学家库伯都不敢轻易做出的诊断被固定了下来。“尽管（缠足）会导致跛行，但想要拥有这一（女性）特征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们愿满怀欣喜地去接受这种惩罚。”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广州、澳门、宁波、汉口等口岸城市以及西北内地行医的传教士详细记录了许许多多中国小脚女人的踪迹，她们的欲望、忧伤和疾苦。库伯医生解剖台上的那只中国女性的小脚最初究竟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的呢？这是漂浮在珠江黄埔港一段水面上的一具女尸，而江水的北岸、广州城外的西南角便是东印度公司和西方的商人、传教士们唯一一处被清政府允许的居住地。这里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货运码头，百十条商船沿江排开，足有三英里之长，大批的丝绸和茶叶等待装船驶向大英帝国。让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吧：就在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即将抛锚离开黄埔港的那一刻，站在甲板上掺望的某位船员突然看见远处的江面上依稀漂浮着一具尸体，于是，船长找人把这具尸体打捞了上来，一双奇形怪状的小脚迅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把它带回国，肯定会卖上个好价钱，西方人一般只是听说过中国女人的小脚，却绝少有人真正目睹过它们。周围有许许多多围观者都看到了这个场景，由于这个场景刚刚过去，一八三〇年来到这里的裨治文以及马礼逊等人或许从船员们的嘴里听说了这件事情。光阴之箭指向了一八三二年，当卫三畏追随裨治文的步伐来到这里时，几个人在闲谈中或许把这件令人称奇的事情当作趣闻告诉了初来乍到的卫三畏。一八四九年，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把自己在江边听说的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腿肚上的肌肉生长受到了限制，腿部自膝盖以下渐渐变细，尽管从腿上看不出有任何虚弱的迹象。女人畸形的肢体在被发现时着实让人们感到震惊，它被挤压得完全失去了比例和美感，她的手上还留有一层褶皱和僵死的皮肤，似乎是一位整日里浸泡在肥皂水中的洗衣妇的手。”卫三畏用哈维的血液循环知识来分析这个女人脚部的畸形导致的循环不畅，可能会引发的更加严重的疾病：“值得留心的是，当血液流经畸形的肢体时怎么能不会造成疼痛和消耗呢？人们会想，假如营养物质能够被输送到那里，那么这个器官就会不断生长，直至成熟⋯⋯否则它会因营养的匮乏而遭到破坏和损伤。”卫三畏虽然不是医生，但以医学的眼光来打量中国女人的一双小脚在他那个时代的医学传教士们当中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施医院，英国传教士德贞在北京创办，为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来源：科学网）
在传教士当中，缠足致病几成一种共识，因此，接下来所要做的是在众多患者身体上验证这个医学诊断。然而，其结果让他们感到不甚满意，在传教士们设在口岸城市的医院所接治的病人当中，患眼疾的人居多，外科手术也仅限于治疗因意外原因导致的关节错位、骨折以及肿瘤等等。无论是在广州、澳门、香港和上海行医的合信，还是多年在上海开办医院行医的雒魏林，他们的医案中并没有留下任何缠足致病的记录。直到一八六八年，在北京行医的传教士德贞才接治了一位据说是由于缠足导致的骨质纤维肿瘤的患者。这促使德贞进一步主张，诸如贫血症、痛经、经闭和白带之类的疾病在缠足妇女当中的发病率较高，缠足甚至成了除吸食鸦片之外导致中国生育率低下的罪魁祸首，他进而将中国的缠足风俗与美洲的加勒比、墨西哥、早期的东欧、马来西亚以及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人的种种非自然的审美趣味相提并论。尽管德贞也坦然承认，欧洲的束腰风俗要比中国的缠足对女性身体的危害更为严重，但将缠足与西方人眼中的野蛮民族的习俗置于同等的地位，这在向我们暗示，他们认为拥有这些非自然的、野蛮的习俗的文明形态必然是低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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