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张振涛：那个与生命无数次交汇的地方——“中国乐器陈列室”回望
编者按
一座博物馆往往会对一批学者的生命史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那里的藏品不但说明了底层百姓的无穷创造力，而且证明了博物馆具有的价值恒定作用。收藏着三千件乐器的中国第一座专业音乐陈列室，留给历史的，就是放诸长远的目光。它的建设者，既是音乐学家，也是博物学家。本文讲述的正是这座音乐殿堂留在进入者心底的记忆。
那个与生命无数次交汇的地方
——“中国乐器陈列室”回望
文 | 张振涛
（《读书》2019年2期新刊）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过的人说起“音乐博物馆”，既伤心又无奈，真真感慨系之。花了几十年功夫从全国各地收集到无数宝藏的第一座“中国乐器陈列室”，于一九九七年获财政部、文化部真金白银的拨款，眼瞅着万事俱备，但天运倒转，中国音乐研究所突遭搬迁变故，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事，在京城一角粲然涌现却又戛然而止。中国音乐博物馆的钟摆，停在了二〇〇一年。从此再也未摆动过。天欲飞霜，云将作雨，天命难违，人愿难成。虽然当年纠结早已淡去，但每次有机会走入世界各地音乐博物馆，心底总禁不住掠过一丝难言之痛——我们终究没有踏入“自己”的“音乐博物馆”。
现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民间乐器展区
正如世界博物馆协会于二〇〇七年把博物馆定义的“教育”提到首位以替代原来的“研究”一样，“中国乐器陈列室”也把普及中国音乐知识的理念落实到物品上，让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乐器，组合为一套符码，形塑参观者的民族国家概念。以乐器陈列室为中心的学术联盟，坚定地认同古代展品和民间产品所宣示的理念：看上去已经过时甚至一度被整个社会遗弃的展品，自有其迟早会被认识的价值。虽然可能因隔代而暂时不受待见，但因各种原因使人们丢失自己的立场时，恰恰是这些文化族群赖以维系记忆的载体，帮人找回了应有的定位。陈列室中的“知音堂——古琴展”就是明证。曾几何时，“封建余孽”“文人旧器”的琴学，弃之如敝屣。然而，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老一代学者不同，他们小心翼翼，捡拾“废品”，细加呵护。转眼之间，一文不值的“废品”，变为价值连城的国宝！让人从朦胧变为清晰的“华堂”，足见百年迷途中，人是何等短视。
80年代的“知音斋”
博物馆是方恒定器，不但以其直观让人耳目气象万千，更以其“暂置毁誉、从长计议”，让人超越时限，昭示“世上没有废品，只有放错了地方的珍宝”的长远裁量。
灿列如锦
记得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西一楼中国音乐研究所四楼的“中国音乐史展览”“中国乐器陈列室”的印象，如同头一次入门的所有学子一样，怀着朝拜圣殿的恐敬，也怀着打开世界般的敞亮。入门前的吵吵闹闹，推推搡搡，瞬间无声无息，变得蹑手蹑脚。因为，我们劈头撞见了梦境！哪个年轻学子不在一双好奇的明目和从未见过的乐器之间放上一爿多棱镜？因为那第一印象就是遍地花开的万花筒！一幅全国采访点分布图，高悬前厅，上面标注的每个红点，都意味着前代人的身影。我们瞬间被数百件展品吞没，每个人都在心仪的展品前驻足不移。布满千根弦、万根管、千面鼓、万面锣，一起响起来足以引发山呼海啸的大厅，静如空谷，幽若虚堂。可我们心中，却如山呼海啸，翻江倒海。一排排如浪如涌的乐器，奔来眼底；一列列如师如旅的响器，扑面而来；一堆堆满坑满谷的金石，蜂拥而至；一株株笛箫笙竽的竹林，插满大堂。千奇百怪的乐器家族庞大到足以说明天生爱闹动静的老百姓怎样耐不住寂寞和怎样抵抗不了声音的诱惑而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80年代新源里西一楼中国音乐研究所乐器陈列室一角
与名家相连的乐器，固然让人崇敬，但博物馆的使命就是聚集无数小人物的器物，借以展示民间真相。擦满灰白松香、被千百次拖过琴弓的地方，磨出深深痕迹。透着浩然正气的琴弓，紧扣过主人的声腔，绕梁于街头巷尾。三弦的记忆总与开衩旗袍、缎料长衫的弹词“双档”连在一起。轻巧的拨子，是否被捏在低首掩目的秦淮“商女”手中，还是转交于撑起评弹半片天的男伴掌上？黄铜制作、真正的“铜琵琶”，不知道封闭的梨形共鸣箱到底能不能发出巨响，是否真的为“关东大汉歌大江东去”拨弄过子母弦？专为女性制作、小了一圈的“坤琵琶”，则让人体会到制作者怜香惜玉的款款深情。
潮州大锣鼓未煺毛的鼓皮，裸露一副乡野“呆萌”，让干干净净“小生”般的“堂鼓”，不好意思站在面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鼓，围绕一圈象征多子多福的蟾蜍，破损鼓边是“大炼钢铁”的伤痕，这块伤疤让没有战火却也硝烟弥漫的岁月，嘲笑千年战火的岁月。缀满铁片的神杖，一圈缀满小铃铛的腰铃，在萨满仪式上滚过热血冲腾的嘹亮。来回摇摆的“鼗响器”，曾在深港小巷摇出过多少孩提入梦的呓语？商代的黑色石磬，虽已破碎，却如梨花初浴，黑光可鉴。这块三千年前的顽石，让周围所有的后代，敛气息声。
1999年香港乐器展潮州锣鼓展区
包裹蓝色“鼓衣”的腰鼓，在欢天喜地中，敲出过多少百姓的企盼？如今谁还会细心地为一只腰鼓缝上一袭蓝色“鼓衣”？瞅着再也无人缝制的“衣裳”，好像看到刚刚放下针线的村姑，红袖掩口，远瞅着斜挎“鼓衣”的汉子，加入“社火”行列。那不是一方“鼓衣”，是一袭“天衣”！香风扑面，包裹着余韵铛铛。
墙角处三米多长的藏族筒钦，骄傲地刺向屋顶，一排长长短短的芦笙正努力把南国春意怒放大堂……
各式各样的中国鼓
展室整体分为理论文献、乐律、乐器、乐种四部分。区隔竖立十面屏风，每面屏风挂着表格和图像，如《中国音乐重要史实简表》等，这些需要极高专业素养才能做成的列表，显示了制作者的功底。区隔之间摆放了三十四个长形展柜，每个都与一个主题有关。那时没有现代摄影的超大扩放技术，占满整屏的画像，只能请画家将图像绘成摹本。后来才知，提供画像并参加制作的有沈从文（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他是杨荫浏所长抗战期间居住重庆时的邻居和朋友。虽然难以确知哪幅绘画或摹本出自沈从文之手，但这样的摹本有：麦积山北魏壁画奏乐飞天、敦煌莫高窟三九〇窟壁画隋代仪仗乐队、莫高窟一五六窟南壁和北壁唐大中年间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莫高窟四四五窟盛唐时期“弥勒经变”壁画嫁娶图乐舞表演、五代胡《卓歇图》中乐舞表演、五代周文矩《宫乐图》中琴阮合奏、宋画《宫乐图》、白沙宋墓壁画中乐舞表演、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中的龟兹乐队、山西洪洞县明应王殿元代壁画杂剧演戏图、明仇英临宋人本《奏乐图》、明尤子求绘《麟堂秋宴图》、明《皇都积胜图》等十余帧。当时外面难得一见的图像，让展厅熠熠生辉。几十年后才被称为“音乐图像学”的风景，早已在这里“夏木阴阴”。
80年代中国古代音乐史陈列室
展厅解说词据说出自王世襄（当年在此工作）、黄翔鹏之手，虽说是学术集体的智慧，但也显示了个人风格。数以百计的照片、书影、插图、文摘以及附带的解说词，像“连环画”一样，把音乐史的基本面貌介绍出来，足见大学者的出手不凡。
参观限时，流连忘返，直到管理员生拉硬拽把我们轰出去。我们都是刚从小地方踏入京城的学生，信息不畅的年代，哪见过这般阵势。虽然意犹未尽，但离开门槛的那一刻还是突感自豪：我们终于站到了杨荫浏、李元庆站过的地方，终于看到了王世襄、黄翔鹏亲手布置的厅堂，终于进入了这支拥有天下第一宝藏的团队。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当年五十岁，我们才三十来岁。
后来我无数次独自一人静静地站在这“皇宫”中，拉开窗帘，面对一片平凡而灰色的楼群，遥想外表平凡的地方如何变为储存学科尊严的过程。谁把一件件乐器摆在那里？谁把一幅幅图片挂在墙上？谁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选摘出一段意味深长的文献？谁把册页发黄的古籍翻到至关重要的插图处？后人看不清他们的容颜了，听不清主人摆放时的咯咯笑声了，但劳动者的欢颜和孩子般的笑声，依然回荡。孕育出“文化高地”和“学术净土”的前辈，在此埋下了青春岁月，成就了中国音乐博物馆的第一座“宫殿”。
参观的小朋友抄写展板说明
2
摆渡心灵的舟楫
一九九〇年，我参加了《中国乐器图鉴》的编撰工作。头项任务就是把乐器全部拍摄一遍。这下可好了，终于逮着机会亲密无间地触摸每件“宝贝”了。想起头次进来那会儿，如果没人制止，所有人都会产生背地里触摸一下的冲动。瞅着旁边没人，得寸进尺拨两下琴弦，结果自然会有人跟着再碰一下。没有管理员吆喝，个个动手动脚。但冲动还是被职业操守制止了。现在可好了，“飞燕舞风，杨妃带醉”，不但可以观赏，而且可以触摸。
我们在前厅，布置了一小片摄影区。铺上一张三四米长的乳白色背景纸，两边支上灯架，两把反光伞搁置一边，随时调动，对面架好三脚架。灯光一开，亮如霜雪。我的任务是，把一件件乐器搬过来，脱下鞋袜，小心翼翼摆到背景纸上，再根据摄影师董建国指令，调整角度。拍摄完成，物归原处。按照顺序，造册登记。没有测量尺寸的，一一测量。长宽高厚，逐一登记。那段时间，早入暮离，天天泡在里面。每件乐器，特别是起初说不上器名而且常常搞混的少数民族乐器，都搞了个一清二楚，不但准确无误，而且脱口而出。线条修长的弹布尔，大肚子的都塔尔，横着弹的冬不拉，底部带着空洞般共鸣箱的库木孜……到了后来，要想找哪件乐器，立马就能说出位置，甚至记得每件小饰品和部件（如鼓槌、锣槌、弦轴、码子）的精确位置。
古琴陈列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熟悉了大部分乐器。之所以喜欢音乐博物馆，自然与这段机缘有关，自然与亲手触摸过每件乐器并对产地、族属、部件的了解有关。观察一件乐器与亲手触摸一件乐器，大不一样。瞅它、搬它、挪它、触它、嗅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打量它、测量它、记录它、琢磨它，深读和重读，记录和认知，浸渍有日，嵌在部件和细节中的概括，就慢慢出来了。
宋代古琴“鸣凤”
与主编刘东升、副主编肖兴华一起编《中国乐器图鉴》时，不断听他们唠叨：“看仔细呀，这个细节意味着不同族属！这个区别意味着不同地区！千万看仔细，别弄错了呀。”刘东升主编过《中国音乐史图鉴》，在图像音乐学领域经验丰富，而且总是兴高采烈讲老故事。肖兴华嗜酒，每日必饮。许多故事是与他“共饮薄醉，颇顷肝胆”的兴头上听到的。
刘东升主编：《中国乐器图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来源：kongz.com）
后来我设计了一张由无数小乐器拼成的中国乐器分类总图，吹拉弹打，千支百脉，三级分类，尽收图中。先用剪纸法，把乐器照片刻为剪影，按照大圆圈的分类框，贴到归属点上。最后再压缩垫色，一张总分类图，便一目了然了。整张大图，拼贴完毕，仪容端庄，光芒鉴影。合成那天，受到刘东升、肖兴华的真心夸赞，一整天乐得合不拢嘴。这张图放在整本书开篇，让我一打开就开心。
我按照德国乐器学家萨克斯《乐器分类法》一书的西方管弦乐队示意图，把传统乐种的组合方式如法炮制。以图代言，直观易懂，乐种特色，触目可辨。那段时间，颇为自己的发明而得意过一阵子。
我的大部分中国乐器的知识，不是从课堂上获得的（音乐学院没有这门课程），不是从《中国音乐词典》获得的，也不是从田野中获得的，而是在“陈列室”——我的“乐器学大讲堂”中获得的！编辑经历，大致弥补了乐器学知识的匮乏。“识见日以广，感受日以新。”陈列室让我的乐器学知识一步登顶。
80年代“中国乐器陈列室”一角
不能不说，陈列室让我与所属的学术集体多了一层亲密维度。一开始能把学术生命与一座有着三千件乐器的博物馆交汇一体，是多大福分呀！“极我之乐，消我之灾，长我之生，而不我之死。”（蒲松龄：《聊斋志异》）有了这番常人难得的经历，怎能不对那座“城堡”凝思若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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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有阴晴圆缺
英语的Museum（博物馆）与Music（音乐）同源。拉丁文Museums，指希腊女神缪斯（Muses）。缪斯是九位女神统称，掌管艺术、科学。所以博物馆可以被认为是缪斯神庙，而音乐博物馆也可以被认为是音乐之神住在自己家里。虽然中国音乐研究所没有采用这个洋名，而是朴素命名为“乐器陈列室”，但本质一样。不要小看这座貌不惊人却在业界名气很大的“陈列室”，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缪斯神庙”。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中国没有公共博物馆，更未建立过值得一提的专业博物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乐器陈列室，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博物馆”。音乐博物馆的大规模建立，是直到二十一世纪才随着国力强盛逐渐形成燎原之势的。上海音乐学院有了“东方乐器博物馆”，武汉音乐学院有了“编钟博物馆”，中国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各自建立了空间越来越大、面貌越来越新的博物馆。政府部门也把音乐博物馆列入城市文化的标志，广州有了“马思聪纪念馆”，无锡有了“阿炳纪念馆”，江阴有了“刘氏三杰纪念馆”（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宜兴有了“闵惠芬纪念馆”，徐州有了“弓弦乐器博物馆”，榆林有了“陕北民歌博物馆”等，这些都成为当地文化、旅游和教学的基地。雨后春笋般的音乐博物馆现象，让人回到历史起点，二十一世纪相继出现的博物馆，难道不是从另一维度证明了杨荫浏、李元庆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立“陈列室”的行为整整超前了半个世纪？
1963年3月，中国音乐研究所简其华（后排左一）、毛继增（后排左二）在哈密十二木卡姆搜集采访后与艺人合影
建立陈列室的前辈大概没有想到，他们一手缔造的“陈列室”在沦为牺牲品的某道程序之前，犹能对几十年后走向音乐人类学的学人，产生过深入骨髓的影响，从而使第一株牡丹芳香四溢，波及全国，产生出数十年后花开遍地的结果，这应该是对从事乐器收藏并为此立下汗马功劳的学术前辈的莫大安慰。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天天摆弄凝聚了无尽信息的器物，便会令人俗尘尽抛，砥节砺行。真正的获得，不在于我们在乐器学、博物馆学领域写了多少文章以及缘此得到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找到了一片贮藏金石的“昆仑”。它的“稳定”，让人“稳定”。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这些乐器就存在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这些乐器还要流传下去。如何让一个学术集体成为中心，根本不用忧虑，这批乐器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器物尚在，影迹犹存，它们终将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涅槃”。
1957年9月16日，中国音乐研究所曹安和研究员在陈列室前厅为哥伦比亚参观团演奏琵琶
讲述博物馆，不仅在于描述那里的器物多么齐全精美，更在于阐述比之“物理馆藏”更精深的“学理馆藏”。学术的存在，才是更真实的存在。一件藏品若不能被学术理念激活，只不过是一段凋零枯木。不挖掘内涵，藏品会在学术层面卡住。我们已从走进“自己的”博物馆的急切，化为平心静气的思量，夯入人类学理念的阐释，才是着力点，才是博物馆的实物大堂和博物馆的精神库藏之间的区别。或许，只有在这样的精神博物馆里，面对寂静的乐器，我们才能听到喧繁满室的声响，或者面对喧繁满室的乐器，我们才能听到内心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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