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 | 陈徒手：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编者按： 1966年8月24日，老舍自沉太平湖。在那之前的十几年里，他连续写出《龙须沟》《茶馆》等重要作品。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诞生的？老舍的写作状态与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陈徒手爬梳大量史料，写出此文，成为讨论五十年代后的作家老舍不可绕过的文本。 |
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文 | 陈徒手
（ 原载《读书》1999年2期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老舍从美国返回北京。新政权文艺方面的重要位置早已分配完毕，只能给老舍一个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名义。
老舍的儿子舒乙谈到当年父亲忘我工作的情景：
市政府委员有二十多人，开会非常民主。在那时的记录稿上，发言人舒舍予的名字频频出现，一会儿说哪个胡同灯坏了，哪个胡同下水道堵了，什么地方房屋又漏雨了，他觉得政府就应该为穷人办事。彭真乐于听取意见，马上派人去修。
他回京后听到三个亲姐姐的诉说，感受到的那种翻身喜悦是真实的。姐姐们原来跟乞丐一样，而现在虽然穿衣打补钉，但生活已有变化，儿女们都成了工人阶级。老舍高兴极了，他感谢、欣赏新政府做事风格，自己也愿意为政府多做事。
跟延安、国统区来的许多作家心态不一样，老舍心想自己是穷人出身，没上过大学，亲戚都是贫民，在感情上觉得跟共产党有天然关系，跟新政权是一头的。一些作家受到精神压力，谨慎小心，有的做投降状，生怕自己是否反映小资情调？是否背离党的要求？而老舍没有顾虑，如鱼得水。(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日采访)
老舍英国故居，位于伦敦诺丁山詹姆斯花园大街31号（图片来源：wikimedia.org，摄影者：Spudgun67，CC BY-SA 4.0）
北京人艺第一任院长为李伯钊，她从彭真的内部报告中得知要修龙须沟的信息，立即鼓动老舍就此写一个新剧本。
当时的人艺演员队长叶子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在北京一家福利院的老人公寓里接受了采访：
看到新社会先为穷苦人修沟，老舍热情高涨，很快写出本子。剧院让我找在北师大任教的焦菊隐当导演，焦看剧本后说，太单薄了。我向院里汇报，领导又让我再去好好说明一下。后来焦说，让导演和演员共同丰富这部戏吧。他一边在那边上课，一边安排演员体验生活，批改演员日记。排戏时焦把学生也带来了，这等于又给演员排戏，又给学生上课。
戏成功了，剧院就希望焦来当副院长兼总导演。
老舍写《龙须沟》略嫌紧张，因为龙须沟还未竣工，戏就出来了，他觉得冒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险。焦菊隐根据舞台需要，对剧本进行腾挪、改动，对演员表演的要求尤为苛刻。叶子回忆道，焦先生认为穷人说话不会那么圆润，要求她演丁四嫂时用哑嗓子。有一次演出嗓子没哑，焦看后竟写了一封长信，说舞台味道都变了。
老舍喜欢焦菊隐和演员们通力创造出来的那种舞台味道，戏后他设家宴款待导演和演员。老演员郑榕至今还记得当时热闹尽兴的场面：“老舍先生按照老北京的规矩，在院子里搭大棚砌灶，一个大师傅带几个小伙计背着大饭锅来了，能弄出一百多道菜来，印象最深的是大碗红烧肉。老舍先生真的很兴奋，讲了许多话。”(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采访)
当时，北京的一些理论家对《龙须沟》评价低调，认为过于直白，过于政治化。而周恩来认为这恰恰是党所需要的，让人们在舞台上受到感动，明白为什么新的要代替旧的？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它帮了我的大忙。周恩来希望周扬出面表扬，周扬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号召人们“学习老舍先生真正的政治热情”。周扬想给老舍颁发“人民艺术家”称号，解放区来的一些作家不服气，认为老舍刚从美国回来，没有参加革命斗争，表彰他有些反常。彭真得知周扬为难，就出来表态：那就由北京市颁发吧，因为《龙须沟》是写北京的。
《龙须沟》剧照（图片来源：ccdy.cn）
现在保留下来的欧阳山尊《导演日志》手稿里，详细记录了修改进展情况，如：六月十日，老舍动脉管破裂，大流鼻血，剧院领导去看望，并谈了修改意见；七月十一日，到老舍处听他改写出来的第一幕；七月二十四日，我与夏淳找老舍，将大家对剧本意见交他；八月二日，大众铁工厂开七步犁试制成功庆功会，老舍参加，我们表演；八月二十三日，老舍冒雨到铁工厂读修改第七遍的剧本，工厂的职工来听，提了意见；九月十日，与老舍一起压缩第四幕；九月十六日，院部重新讨论老舍剧本，决定还要修改；九月十九日，为全体人员传达薄一波关于如何写“五反”剧本的谈话，老舍送来写好的尾声；九月二十三日，剧院开核心组会决定打散剧本重写提纲，这次打散改写先不告诉老舍；十一月一日，到老舍处听他重新写的第一幕一场；十一月十五日，老舍向全体演员读重写过的第一二幕，大家提出要着重写丁翼平的思想斗争(反五毒思想)；十一月十九日，到老舍处听第三幕一场，并讨论如何改写第三幕一场，并讨论如何改写第三幕二场；十一月二十二日，老舍来为全体演员读第三幕；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老舍处研究尾声的写法；十二月十七日，排三幕二场，复排三幕一场，告老舍改的地方……
欧阳山尊导演（图片来源：bjry.com）
一年间为单个剧本忙碌到如此程度，对老舍来说近乎空前。一九五三年元旦刚过，剧院又将市委一些修改意见告诉老舍，这预示着新的一轮修改开始。一月十日，彭真、胡乔木、周扬、吴晗等审看彩排，他们肯定剧本有基础，但表示这个戏里缺少正义力量上的描述，没有比较积极、充满希望的描写。胡乔木指出，尾声要重写，第一幕要加一场工人的戏，“老虎窝”整场戏去掉。第二天，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党委书记赵起扬赶到老舍家中紧急会商，一直谈了两天才有初步修改框架。一月二十九日，老舍在剧院向全体演员通读重新写过的剧本，大家听了意犹未尽，继续提意见。一月三十日，老舍不得不重写第二幕。二月五日，曹禺率部分演员到老舍处听改写后的尾声，老舍听完众人意见后只能再改。
眼看大功告成，二月六日全院开大会讨论剧本，突然又对主题展开争议，由最初的“打虎”改成“为团结而斗争”，直到最后确定为“为保卫劳动果实而斗争”，而且明确为“用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的工人阶级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唯利主义思想”。剧本几乎一夜之间又推倒重来。
谈到老舍当年的创作困境，八十多岁的欧阳山尊依然心存一份敬意：
老舍先生非常认真，不怕麻烦，那种十多遍从头写起的勇气让我们感动。老舍先生不是党员，廖沫沙让我把党内文件多拿给老舍看看，使他掌握政策。廖沫沙说：“你要给他看，不然，他很难写。”(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六日采访)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图片来源：tsingming.com）
剧院转送来大量文件供老舍阅读，这里有陈云在工商联的讲话、冯定关于分析资产阶级的文章等等，并请来区工会、工厂代表直接指导。剧中工会主席的报告台词，就直接采用了大众铁工厂工会主席刘守中的发言稿；一幕中关于卓娅的台词也是根据演员到学校体验生活时从一位女学生的日记中整理出来的。
剧本大杂烩的色彩愈来愈重，胡乔木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二十六日连续给老舍写信，表明自己的担忧：“里面经过说话打算表现的东西太多了些，造机器、七步犁、物资交流展览会、念书、讽刺美国的漫画、男女平等、学成本会计、爱国卫生运动、利润、按计划找窍门、增产竞赛等等，虽是烘托了工人生活的丰富，但究竟失之蜻蜓点水，且多少有些造作。”胡乔木毫不含糊地表示：“你的优美的作品必须要修改，修改得使真实的主人翁由资本家变为劳动者，这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修改。”胡用了一大段类似中央文件语气的文字阐述三反五反运动意义，要求剧本朝这方向努力。他表示：“我以为这样，才是真正写到了一九五二年斗争中最本质的东西。”
老舍把胡的来信要点抄录下来，迅速地送往欧阳山尊手中，供他在排演场上传达。而他自己仿佛无所适从了，只能关在家里埋头修改，一次次应付各方的需求。一方面他对于实际生活确是不太熟悉，另一方面五反运动尚未明朗化，相关政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几乎同步创作的剧本根本无法定型。
一天，周恩来看了第九稿的彩排，觉得不行，就把父亲请去，说：“我要跟你彻底讲一下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过去讲得不透彻，现在运动结束了，我们应该很明确讲出全部内容。你按照我讲的定论重新写一遍，要很艺术，不要公式化。背后要贯穿政策，让人们领会团结、斗争、改造的政策。”
周恩来很细心，一一跟演员谈话，问演员在哪一场演得舒服或别扭，然后变成自己的话告诉父亲，供他参考。后来，这一遍稿总算基本合格，费了很大的劲。(舒乙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日口述)
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这次谈话时间占了整整一个下午，老舍在周恩来面前当场表示，七天之内把剧本改好。
重庆谈判时的老舍（左三）与周恩来（左四）（图片来源：wikimedia.org）
公演之前，剧院从六十多个暂定剧名中挑了三十四个，别出心裁地印了一个单子请观众挑选，这里有《保卫劳动果实》、《五次的胜利》等直露式的剧名。老舍坚持将这个戏定名为《春华秋实》，并写好了剧情说明。剧院一些人表示不同意，争议了一番。老舍在最后一刻显出了难得的倔脾气，最后在周扬的支持下，总算保住了自己喜欢的剧名。
对于一年多不厌其烦的修改，老舍持平和、乐观其成的态度：“像我这样的写家，不靠大家，一个人是写不出来的。我写这个戏与大家合作很愉快，愿意干到底。虽然原稿几乎完全被打碎，但我没有害怕，热情比害怕更有用。功到自然成，写十遍不算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与演员交谈记录稿)
他后来说了大实话：“给运动做结论——不管交代什么和交代多少，总是交代，不是戏！这是致命伤！”
老舍先生在工作中（图片来源：tsingming.com）
一九五七年初，曹禺、焦菊隐、赵起扬等从老舍两部失败的剧作中发现茶馆一场戏，鼓动他从中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老舍听了以后最初是有惊无喜，只是习惯性地反应一下：“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很快在北京文艺圈小范围内传开了，成了当时经典的内部名言。
老舍先生写了配合宣传宪法的戏，讲了几个朝代的事。焦菊隐说，老舍先生这部配合的戏改起来很难，我看这一幕茶馆的戏非常精彩，能否就写茶馆的兴衰变化，不要光写宪法了。
我感觉到，老舍先生真的很喜欢这个意见。他说，我马上写出来。他对我们讲，《茶馆》里的人物都好像是我看过相、批过八字似的。
老舍先生第一次是在剧院二楼会议室读剧本，演员们都很激动。会后纷纷写申请书要求给角色，有的好演员没有上戏，情绪还波动很大。(《茶馆》中饰演秦二爷的蓝天野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口述)
我记得老舍读《茶馆》剧本不止一次，连排一次后，觉得有些地方演得不对，又读了一遍。他说，《茶馆》要演出文化来，那时候人们把精力、聪明才智搁在茶馆里，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受左的影响，演戏有错觉，总把常四爷当成硬汉子，一提帝国主义、卖孩子，就坐立不安，老想闹革命。只有到了文革以后，从老舍先生宁折不弯的遭遇中，才慢慢找到常四爷的依据，在舞台上逐步改过来。
后来红线加多了，改成常四爷给游行学生送水，讲革命话。老舍先生看了没有说话。(饰演常四爷的郑榕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口述)
曹禺什么没见过？他看了《茶馆》第一幕，拍了桌子，用英文说：“经典。”还说：“看人家，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物。”有些同志革命理论多了，就觉得《茶馆》不够革命。一九六三年重排前，我们做过一次荒唐的事，就是由于是之、童超和我三人修改小组去跟老舍谈怎么加红线？我们并不真想改，但无可奈何。老舍先生一向听我们的，很谦虚地表示：“大伙儿看吧——”戏能够演，他就高兴。
总政话剧团的蓝马一九六三年看《茶馆》，一边说好，一边说你们胆真大，什么时候还敢演这个？当时全国都在演《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演《茶馆》非常不合时宜，吓得我们不敢演了。
这个戏分明批判旧社会，却被说成坏戏，文艺界那时是没理可讲。(饰演刘麻子的英若诚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八日口述)
赵树理、老舍、杨朔于1957年夏天在中国作协院內合影（图片来源：wikimedia.org）
一九六三年，一个队演《霓虹灯下的哨兵》，一个队演《茶馆》，我演春妮，又演小丁宝。有戏的还是《茶馆》。
老舍先生读剧本有滋有味，他读时不笑，我们听了嘎嘎大笑。有时念一上午，那只猫就一直趴在桌上看着他。他给我们比划偷银子的库兵走路姿式，讲黄胖子眯眼。注意听大家有什么反应，觉得合理的，他都接受。
很留恋那时的排练场，焦菊隐有本事，创作气氛浓烈、讲究。我们当时才二三十岁，演第一、二幕不在话下，没有顾虑。文革以后，就怕演年轻了。(饰演小丁宝、康顺子的胡宗温一九九八年九月九日下午口述)
老舍先生耐心教我“进一退二”请安动作，当场示范。导演要求一坐到桌子旁就要有故事，我每天提着鸟笼、端着早点到排练场吃。松二爷的台词一字没改，老舍不是胡写，不能乱加乱改。
一九五八年大家一块疯狂，以为共产主义马上就要来到了。在这种时候把《茶馆》排出来是一个邪门的事。就是它不朽了，其它的都是纸糊的灯，留不下来。
人家说我是“歪门邪道”，我只有在老舍、焦菊隐底下才能存活。反右时如果把焦菊隐打了右派，焦菊隐没了，《茶馆》也就完了。(饰演松二爷的黄宗洛一九九八年九月九日上午口述)
《茶馆》剧照（图片来源：ifeng.com）
焦菊隐划不划右派成了人艺反右斗争棘手的最大难题。当年四月已经确定由焦导演《茶馆》，而焦对剧院党组织某些人的批评意见在运动中已构成重大右派问题。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剧院书记赵起扬当即表示，焦在剧院工作中作用是很大的，应该保护过关。
年底，挨了几天批判、侥幸躲过一劫的焦菊隐以戴罪立功的态度来到排练场，心情郁闷的他把一身本事都用到《茶馆》中。第二年三月北京各文艺团体抢着落实大跃进指标，北京人艺组织全院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到全国文联“报喜”。《茶馆》在此时悄然上演，一演就是四十九场。
越来越火热的大跃进气氛如何能容忍《茶馆》的存在，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七月十日来到剧院，在党组扩大会上大加指责说：“《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他发出警告：“离开政治风格讲艺术风格就要犯错误。”
当时担任剧院党办秘书的周瑞祥对当时场景记忆犹新：
刘芝明越级跑到人艺开党组会，说话很严厉，整整批了一个上午，点了于是之等好几个人的名字。党组的人心里不服也不敢说，只能决定停演。刚好当天晚上预定苏联专家彼得罗夫来看《茶馆》，由老舍、梅兰芳陪同，只好第二天停演，否则当天就要求退票。
没跟老舍先生说明真实的停演原因，没说党内的事，只说要轮换节目。
一九六三年再演《茶馆》，总理看了说：“这个戏没问题。”后来他又向人艺推荐演《年轻的一代》。我们见形势逼得很紧，报上不让发演出报道，只好就收了，自个儿撤了《茶馆》。(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采访)
于是之形容头两次演《茶馆》气氛太压抑，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一九六三年重排时，心有余悸的焦菊隐花了很大力气抓红线问题，他说：“加的红线都是主要的戏，是为了提高戏的思想性。要搞好红线，才能压住那些表现旧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戏。”(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与演员谈话记录稿)
老舍先生漫画形象（丁聪绘）
六十年代初以后，老舍的创作明显地转移到历史、儿童、民族、国际政治题材，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想为《骆驼祥子》写一出话剧续集。
曾在话剧《骆驼祥子》饰演祥子的李翔回忆道：
我在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中演一位八路军支队司令员，这让老舍先生突发奇想，他觉得祥子也可以参加革命。他就想了解北京人力车夫中有多少人参加革命，起了什么作用。开了几个座谈会，车夫们也希望祥子有个大团圆的结局。老舍就考证设想祥子随冯玉祥下福建当兵，找了机会参加红军。他越想越精彩，对我说：“我要写一个北京的老干部，太逗了。车夫们一定高兴，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他已写了两幕，写了已是解放军司令员的祥子潜入北京，发动车夫迎接解放。第一幕是在胡同口馄饨摊上，一盏路灯晃荡。第二幕是在白塔寺庙会，有意境。
可是后来大家一算年龄，觉得祥子的岁数不太合适，担心大家不能接受，最后就不了了之。
老舍先生一直想写理想的共产党人，但又觉得自己写不好。他曾给我说过：“我写不了特殊材料的人，我写普通材料的人还可以。”(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采访)
像这样半成品的废品被老舍扔进纸篓的，舒乙表示已难于准确计算。老演员叶子记得，在大跃进时，老舍偷偷写了一部外国题材的戏，她听了吓一跳，连忙劝阻；有一次去苏联访问，老舍看中苏联讽刺官僚主义的喜剧《澡堂》，就让高莽翻译出来，由他自己改成中国版剧本。中央实验话剧院排练出来后，周扬一看就否决了。
在人艺，给老舍退稿是一件难事，但老舍的宽厚又让人艺的人感念。人艺老编剧梁秉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回，剧院觉得老舍新作《过年》不太理想，就让夏淳、于是之去退。到了家中，于是之说不出口来。老舍请他们在东来顺吃饭，吃了一半，于是之吞吞吐吐地把来意说了，老舍把稿子接过来放在一旁说：“我再写好的。”于是之如释重负，饭后他对人说，只有到了后半截，我才吃出涮羊肉味道。(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采访)
《骆驼祥子》手稿（图片来源：wikimedia.org）
舒乙回忆，一九六四年以后老舍觉得慢慢被遗弃，心情日趋暗淡：
人艺、青艺已经不再找他写戏，与周恩来的联系明显减少。一九六五年赴日本访问很轰动，同去的两个“政委”刘白羽、张光年与人谈政治，而他很潇洒地谈茶道、武术、饮食等，日本人喜欢他。回来后反应冷淡，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寄出后石沉大海，这对他打击很大。他开始出游、下乡，客人少，说话少，产量下降。
看到党内朋友阳翰笙、田汉、夏衍倒了，对他刺激不小。北京市已确定拔两个白旗，一是老舍，一个是焦菊隐，已暗地里组织批判文章，并在《北京日报》拼好版面待发。那一年住医院，没有一个朋友来探望，他心里很明白。
有一次市文联组织人员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悲剧就在这里，到了最后，上面仍然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别人还是不相信他，只能自己死掉。(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采访)
他几次跟文联机关的人讲，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他还时常提到，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场。他半是认真半是悔意地说，他那时没听这话。(老作家林斤澜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口述)
挚友吴组缃进城常到老舍家中喝酒，他告诉别人，老舍经常酒后发很多牢骚。这些牢骚话随着老舍、吴组缃先后去世而被永远带走。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撤消焦菊隐副院长职务，勒令《茶馆》演员们揭发焦菊隐在创作上的问题；八月二十三日，北京人艺改为“北京人民文工团”，剧院领导被抄家；八月二十四日，老舍沉湖自杀；八月二十五日，剧院的人得知老舍死讯，心中慌慌乱，谁也不敢说什么。批判大会照旧如火如荼。
谨以此文纪念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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