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 | 王辑思：美国恐怖事件的震撼
编者按：
2001年的“9·11”事件，震惊全球，也对美国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当年《读书》组织了一批文章与讨论，邀请不同方面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主编也写有长篇“编辑手记”延伸议题探讨。国际关系学者王辑思的这篇文章，是这组讨论中的代表作之一，文中的观点与判断，在日后都相继得到了实际应验。故而在今天，我们旧文重温。
美国恐怖事件的震撼
文 | 王辑思
（ 原载《读书》2001年12期）
今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用劫持的美国飞机，撞毁纽约市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楼和美国国防部所在地——华盛顿五角大楼。在这起连续惨案中，死亡人员总数高达五千左右，其中包括来自六十五个国家的两千六百多位外国公民。恐怖活动发生时，笔者正在美国访问讲学。虽未身临其境，但从媒体报道和耳闻目睹之中，深深感受到这个事件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公众心理的强烈震撼。到本文截稿时，有关“九一一”事件因果的调查尚未结束，美国的军事报复则刚刚启动。因此，许多论点尚需经过时间的检验。
几乎可以肯定，这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恐怖行动，是由某个或某几个以伊斯兰极端分子为核心的跨国恐怖组织发动的。其打击目标，不言而喻首先是美国，是美国政府及其奉行的对外政策。长期以来，美国对中东的政策遭到广泛的批评。冷战结束后，美国依仗其惟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在中东推行强硬政策，长期封锁和遏制伊拉克，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偏袒以色列，在伊斯兰世界招致反感以至愤怒。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温和派”政府慑于美国的压力，也出于各自的利益盘算，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美倾向，部分掩盖了中东、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公众中积聚的激烈反美情绪，形成了恐怖组织的温床。
2001年9月14日的纽约，世贸中心的废墟上大火仍未熄灭（图片来源：wikimedia.org）
美国对本·拉登为代表的国际反美团伙的打击，形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未击中其要害，而把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主要精力放在对美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的科索沃、朝鲜、导弹防御系统、台湾等问题上，直到“九一一”事件之前还在议论所谓“军事中心是否转移到东亚”的问题。美国对巴尔干半岛、车臣等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采取过同情态度。冷战时期出于反苏的权宜动机，美国还给阿富汗游击队等伊斯兰武装提供过武器和训练，无异于养虎为患。这些做法，都给日后美国遭受的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种下了苦果。
但是，恐怖分子所代表的那种对美国的仇恨，绝不局限于美国政府及其政策，否则他们不会将目标选择在有几十个国家公民上班的世界贸易大厦。那种仇恨，显然还针对象征意义上的美国，包括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文化，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9·11”恐怖袭击策划者本·拉登在1997年接受巴基斯坦记者 Hamid Mir 采访时留下的合影（图片来源：canadafreepress.com，图片提供者：Hamid Mir，CC BY-SA 3.0）
从古代的阿拉伯帝国和十字军东征，到近代的奥斯曼帝国和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殖民统治，再到当代西方文明在其影响力和所掌握的物质技术资源方面对伊斯兰文明的巨大压力，伊斯兰文明同基督教文明的较量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不少穆斯林西服革履，观赏好莱坞电影，吃麦当劳快餐，心中却仍然充满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嫉恨。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军队进驻伊斯兰圣地麦加所在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对很多穆斯林来说意味着奇耻大辱。近年来被美国认定为庇护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全部是伊斯兰国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固有其片面性，但宗教冲突构成人类历史上冲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无法否认的。冷战结束后民族宗教的冲突此起彼伏，更证明了这一点。
当代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而得到的畸形发展，同宗教纷争纠缠在一起，更激化了以纽约摩天大楼为代表的一个极端，同以阿富汗、苏丹等国的穷乡僻壤、断壁残垣为代表的另一个极端的巨大反差。恐怖组织在贫瘠落后的民族地区容易扎根，也有其经济和社会根源。
然而无论对美国、西方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愤恨有多么深刻的背景原因，恐怖活动都是不能同情、不可饶恕的。目的的正当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更何况跨国恐怖组织并非在代表善良去惩罚邪恶，而是藐视任何现代法律、公共秩序和生命尊严。他们同贩毒、绑票、贩卖人口、走私武器的罪恶势力相勾结，在将数千无辜平民埋葬在纽约废墟之下的同时，也将他们栖身之地的穷苦人民进一步推向痛苦的深渊。他们是在利用一部分人民的愤怒、恐惧和绝望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
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军事报复，也许正是“九一一”恐怖事件的幕后指挥者所求之不得的，因为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激化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矛盾，加深仇恨，动员更多的人投入他们的“圣战”事业。
骇人听闻的“九一一”恐怖事件遭到除伊拉克以外的世界各国政府的一致谴责，美国即将采取的军事打击也得到不少国家的支持和配合。但是，对下一步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行动来说，处处都是陷阱。
一幅关于美国以色列同盟打击恐怖主义的政治讽刺漫画：当哈马斯组织声称自己炸的是大巴车而非乘客时，我们嘲讽他们；但当以色列宣称自己在人群密集的居民区中投放炸弹是在恐怖分子而非平民时，它们又有何不同呢？（图片来源：wikimedia.com）
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九月二十三日在《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美国如果轰炸或用地面部队进军阿富汗，可能正中本·拉登的下怀，因为空中轰炸对恐怖集团的损害有限，但造成的平民伤亡和难民逃亡会使伊斯兰世界更加仇视美国，让美国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而地面进攻则可能重蹈二十多年前苏联军事占领阿富汗的覆辙。另一方面，如果美国迟迟不能对恐怖组织及其基地进行有效的打击，会被世人视为“纸老虎”。军事行动上的进退两难，是美国的战略困境之一。
美国一直指责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等国政府支持恐怖活动。美国媒体透露，在策划下一步军事行动时，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人力主借机对伊拉克等国实施军事打击，以显示美国的实力和决心。以国务卿鲍威尔为代表的“谨慎派”，则坚决反对这种打击一大片的做法，担心在伊斯兰世界埋下更多的仇恨种子，也担心伊斯兰国家中的温和派政府难以抵挡激进派的压力。布什总统在九月二十日的国会演讲中，反复强调美国尊重伊斯兰信仰和广大穆斯林，打击的只是一小撮恐怖分子。但是，一旦美国在阿富汗得手，谁也不敢担保它不会把矛头转向别的国家，继续执行偏袒以色列的强硬中东政策，从而继续一场旷日持久、名副其实的“文明间冲突”。实际上，许多穆斯林人士都怀疑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永远压制伊斯兰世界的兴起，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如何在“打击一小撮”的同时避免得罪一大片，此为美国的战略困境之二。
奉行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是现任布什政府的外交特色。按理说，“九一一”事件应当敲响了单边主义的丧钟，因为布什政府为反击恐怖分子，不得不寻求多边合作，甚至不得不牺牲一些其他方面的利益和原则，例如取消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之后对他们进行的经济制裁，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商量以部分妥协换取支持。然而一部分美国决策者仍然担心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束缚美国手脚。布什总统宣称别国“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同冷战时期以对苏联的态度划分敌友的思维定式如出一辙。既认识到自身力量有限，谋求广泛的国际支持，又难以舍弃单边主义，时时显露傲慢的霸权心态，是美国面临的战略困境之三。
“九一一”事件后，以伊斯兰极端势力为核心的国际恐怖组织一夜之间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是，过去几年美国一直关注的核扩散、导弹技术扩散，以及决心要建立的导弹防御系统，难道通通都要放在次要位置上？反导条约还要不要终止？大力发展太空武器、裁减军队数量、压缩航空母舰等传统武器装备规模的计划，还要不要付诸实施？“军事部署东移”、牵制中国等方面的战略调整，要不要重新考虑？原定即将出台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很可能因“九一一”事件而胎死腹中。所谓“非对称”、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到底有多大，如何应付，是美国新近陷入的战略困境之四。
阿富汗战争留下的废墟，2007年（图片来源：wikimedia.org，图片提供者：Gideon Tsang，CC BY-SA 2.0）
其实几年以来，一些美国安全问题专家一直在探讨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他们认为，苏联那样的传统敌国不复存在，今后也难以再现，而非传统性的攻击将成为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梦魇。在全球化的新条件下，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是“易攻难守”的。这种社会很难被征服但很容易被破坏和骚扰。其特点是政治权力分散而公共设施集中，信息公开程度高，而人们对灾难的心理承受能力低。恐怖分子采取的破坏手段可以花样翻新且代价不高，如用小刀劫持飞机、在公共场所埋放炸弹、在自来水里下毒、在地铁站施放毒气等等，把政府当局和公众搞得草木皆兵。相比之下，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集中而社会设施分散，信息隐秘，人们对灾祸的心理承受能力高。对在传统社会中扎根的恐怖分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起不到多大效果。布什总统发誓要“击败在全球活动的每一个恐怖组织”，不过是为了鼓舞士气、口头上解恨而已，完全不可能做到。
不少美国有识之士都了解，恐怖主义的根源绝不仅仅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还包括种族冲突、宗教与文化隔阂、贫富悬殊、教育落后、资金流动失控等种种因素，而且美国国内也不乏恐怖活动的土壤和诱因。一怒之下耀武扬威，发动多少次军事行动，都解决不了“治本”的问题。有人问到，如果把在海外大动干戈所花的财富和精力用于“治本”，比如把即将扔到阿富汗的炸弹换成空投粮食，是否更有利于铲除恐怖活动的土壤？然而这样的冷静思考如同空谷足音，无力将美国从当前的战略困境中解脱出来。
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对“9·11”恐怖袭击的回应信（图片来源：wikimedia.com）
一方面是恐怖分子的残暴，另一方面是美国报复行动将带来的生灵涂炭，接下去可能是仇恨加剧，新的恐怖分子制造更可怕的灾难……这一恶性循环将持续多久，有谁能够预料？
许多人将“九一一”恐怖事件同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其实，这次恐怖事件对美国人安全感的损害要远远超过珍珠港。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已经达到它军事力量的极限，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对美国本土实施有效突袭；冷战时期出现了美苏之间的“核恐怖”，但毕竟美国没有遭到直接攻击。“九一一”惨案活生生地告诉美国人，美国对外发动进攻而本土不受袭击的历史永远终结了。美国政府宣告“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即“美国的新战争”从此开始。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能否终止，何时终止。
平心而论，美国到底是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重大灾难发生之后，行政当局、国会、公共传媒都基本保持了镇定和秩序，社会表现出相当强的内部凝聚力和爱国精神，教会也发挥了社会中介和心理平衡器的作用。另一方面，这次恐怖事件对美国社会的强烈震撼远远没有结束，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刚刚开始暴露出来。
美国全球反恐战略图（图片来源：wikimedia.org）
首先，整顿内部与打击外敌的矛盾。虽然到目前为止，劫机作案的疑犯绝大多数是从境外潜入美国的穆斯林，但有的已在美国潜伏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年以上，不受约束地在美国接受驾驶飞机的训练。美国的治安措施显然是漏洞百出，也不排除有美国公民充当内奸、同恐怖分子相互策应的可能。正如一位美国前外交官所说，“恐怖集团绝不单单是躲在洞穴里打手机的那些家伙，还包括深藏在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内部的整个网络”。
在内部清理整顿和追究事故责任刚刚开始、漏洞究竟有多大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匆忙向外用兵，当然会顾此失彼。万一在对外征战还没有成果的情况下国内再次发生恐怖事件，后果更不堪设想。为加强国内治安，布什政府于九月二十日宣布成立内阁级别的“国内安全局”，负责协调包括国防部、司法部、运输部、能源部、中央情报局等在内的政府机构的国内治安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国内治安比对外用兵更难取得效果。
其次，打击恐怖主义同国内种族、宗教、文化多元的矛盾。据一个美国伊斯兰组织统计，九月十一日到二十四日，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人遭受歧视和打击的事件发生了六百多起，其中谋杀四起，六十座清真寺受到攻击。一位锡克族美国人仅仅因为长相装束像穆斯林(锡克族成年男子戴包头巾)而惨遭枪杀。九月二十一日，有三名来自中东的旅客(其中一名是美国人)要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已接受了严格的安全检查，但部分旅客和机组人员表示同这些中东人同乘一架飞机有不安全感。西北航空公司竟然因此而拒绝这三位旅客登机。据说此类事件已经发生了多起。一位少数族裔气愤地说，制造俄克拉荷马爆炸事件的是美国白人麦克维，怎么没有听说过那次事件后对白人男子格外警惕？
美国公民中的穆斯林从一九七○年的五十万剧增到目前的约七百万，其中黑人约占40%，阿拉伯和南亚移民约各占30%。阿拉伯血统的美国人绝大部分集中在洛杉矶、底特律等大城市。人们不大知道的是，只有23%的美籍阿拉伯人是穆斯林，其余人信奉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种族和宗教问题是美国社会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布什总统最近使用了“十字军东征(crusade)”一词来表示镇压恐怖组织的决心，激起国内穆斯林的强烈反应。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美国主流社会同伊斯兰教徒、少数族裔的相互猜忌可能加深，对美国社会的凝聚力是严重的考验。
2009年美国穆斯林人口民族构成（图片来源：wikimedia.com）
第三，加强社会控制同维护公民权利的矛盾。这一矛盾同种族、宗教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上述歧视少数族裔的事件主要发生在民间的话，社会控制同公民自由的矛盾更多地涉及到法律和公共政策。同时，政府不得侵犯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这次恐怖活动发生后，许多美国人都在思考，为了社会稳定的需要，要不要牺牲部分个人自由、隐私权、新闻自由？例如，是否应当要求每个人外出时随身携带公民身份证件？对治安部门搜身、搜查车辆和住宅、调查经济收支的权力的限制是否应当放松？这些都是极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其结果涉及到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新的反恐怖主义法案中，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提出的加强对洗钱活动监控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但他要求扩大执法部门在监听电话、检查电子邮件等方面的权力，则受到强烈抵制。他还提议，对于未经起诉就予以拘捕的移民，其羁押时间可以延长到四十八小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更长；对涉嫌支持恐怖活动的外国人，可以随时驱逐出境。布什政府还在考虑是否废除二十五年以前制订的不得暗杀国外敌对分子的禁令，因为不许暗杀本·拉登这样的人显然是太束缚手脚了。但是，这些建议都会遭到国内一些人权组织和自由派人士的反对。
第四，吸收外来移民和排外情绪、加强移民限制的矛盾。美国社会的对外开放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新移民提供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在加利福尼亚州，仅去年一年六万多外国留学生交纳的学杂费就高达七亿美元。但在恐怖事件后，反对移民的浪潮迭起。布什政府给八百万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的考虑和辩论，已经无限期推迟。给外国人发放的入境签证将会收紧，种类可能减少。由于一个劫机嫌疑犯是持学生签证进入加州的，该州参议员范因斯坦建议将给外国留学生发放签证的工作暂缓六个月。今后美国政府对外国留学生的限制，几乎肯定会增加。
第五，“战争状态”、强化治安与复苏经济的矛盾。一方面，美国政府已经公开向恐怖组织宣战，媒体每天都在讨论这场“美国的新战争”，甚至有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政府又希望老百姓摆脱战时心理。布什总统说，恐怖分子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美国经济和人民的信心，为了挫败敌人的计划，必须尽快复苏经济，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布什亲自带领内阁成员乘坐航班，以显示对航空安全的信任。但是，公众对战争迫在眉睫的感觉，政府强化治安的措施，媒体不断报道的“九一一”伤亡惨状、恐怖分子的新威胁、恐怖活动的新手段，都使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努力大打折扣。在近期内，对外军事行动、对内加强戒备同刺激经济景气是不可能几全其美的。
美国全球反恐战争先锋奖章（图片来源：wikitimedia.com）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军工产业开足马力，罗斯福政府要求人民勒紧裤带，定量供应粮食、汽油、轮胎，动员全国资源投入战争。在这场“新战争”中，敌人是手中只有刀枪的秘密组织，增加军火生产毫无意义，布什政府要求人民做的事情是掏出钱包，放心投资。美联储再次调低短期利率，布什政府通过了用于刺激经济的四百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共和党人借此国难要求进一步降低税收。但是，财政部长奥尼尔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担心新的减税方案和用大笔开支刺激经济的措施，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在史无前例的“新战争”提出的经济挑战面前，美国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选择。
可以预料，在痛定思痛之时，美国政界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两大营垒会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和思路。在一段时间内，保守思潮、排外情绪可能上升，主张加强各种安全管制，限制移民，增加军费，在外交上搞强硬的单边行动，不惜代价攻击恐怖活动基地等等。自由派则主张在国内善待少数族裔和新移民，缓和矛盾，在外交上少树敌，谨慎使用军事力量，寻求多边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作用等等。两种主张都能从这次恐怖事件的原因和后果中寻找依据，而美国政治的主流，仍然是在两端之间取其中。
尽管“九一一”恐怖事件对美国的重创是全面的，长期的，但要断言美国从此将一蹶不振，或相对衰落，尚为时过早。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所处的特殊位置，美国经济的重创也是世界经济的挫折，很难想像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从中获益；美国的不安全感，正在传染给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然而这种影响绝不是单向的。美国要想从这场灾难的废墟上重建自信和形象，必须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合作，接受人类文明原则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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