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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刊 |陈侃理:如何阅读儒经义疏
编者按:
这篇文章从宋代的义疏之学说起,把经部义疏的著述、刊刻、研究做了从六朝到清代的扼要的梳理。史家贵“通”,此文以短小精悍的篇幅解说历代章句、义疏的价值和流变,引出经学的朝野之争,即汉、宋以来的经学学问,往往是从私学上升为官学,渐渐失去活力而成为科考的“章句”,随之又有新一轮私学的兴起。这个大势的起伏升降用义疏之学来讲,不但具有说服力,而且能够呈现历代思想变化中暗潮涌动的实际面貌。
如何阅读儒经义疏
文 | 陈侃理
(《读书》2019年9期新刊)
读儒家经典的人多,读过义疏的就少了。今人看到群经义疏,多半把它们当作是经书的详细注脚。但经学史专家李霖会告诉你,不对,那是刻本造成的错觉。 义疏保存着汉唐经学家精深的理论探讨,本来在经文、注文之外独立单行。现在大家读的 “十三经注疏”,通常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阮元主持刊刻的本子,而阮元又是用元代翻刻的南宋刻本为底本,将义疏分散依附于经注,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要读懂义疏,不能不先明了今天所读的义疏书本是如何形成的,然后才能推想:义疏原来是什么样子,义疏的作者要说些什么?
现存义疏大多编写于唐代,成书后抄本变化多端,经过宋人校刻,才臻于定型。宋刊群经义疏是现在最接近义疏完整原貌的书本——北宋以前的抄本汇流入其中,而后世的雕版本、排印本都以之为源头。李霖的新著《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选择以宋刊本为核心,抓住了义疏版本变迁中的关节点。他探索宋人如何编订刊刻唐宋义疏,单疏本如何与经注本融合成为我们熟悉的注疏本;上述的两个过程导致义疏的文本和形式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今天的阅读有什么影响。这是读书人会关心的问题。
李霖为准备读书而研究版本,探讨的与其说是版本自身,不如说是制造出这些版本的过程,以及编刊者的思想和意图。为此,李霖一字一句地校勘唐写本和宋刊单疏本,列出形成异文的五种原因,逐条归类:
甲、宋刊本有意改动;乙、宋刊本无心讹夺脱衍;丙、本书所校唐抄本有意调整;丁、唐抄本讹夺脱衍;戊、避讳改字、古今字、异体字、假借字、同义形近字及虚词。
由于存世唐写本仅能覆盖群经义疏中极少的一部分,抄写的特点、质量不一,难以构成统一的参照系。李霖创造出“唐抄本主体”的概念,用来指称宋初所见多数唐抄本的共同之处,再跟宋刊本做比较。这个抽象的“唐抄本主体”与每件具体的唐抄本之间当然存在差异,作者对异文的看法不见得皆为定论,但书中的概念和方法不是随意提出的——问题要求他这样设计。这个设计,还适用于唐以前传抄情况复杂难明而在宋代形成刻本的其他古籍。
这部书的另一个重点是研究南宋注疏本的两大丛刊——越刊八行本和建刊十行本。二者都是拼合经注本和单疏本而来,不同在于:前者的编校是以单疏本为基础,在适当位置补入经文注文;后者则大致是在经注释音本的基础上,散入义疏文句而成。李霖指出,上述不同反映了编者对义疏的定位有差异。八行本的编者对注疏本的最初定位,应是具备经注的义疏,核心仍是义疏;稍晚的十行本则全面突出经文和注文的核心地位,将义疏当作经注的注脚,认为义疏与释音、重意重言等一样,是理解经注的辅助工具。随着十行本的流行,它对义疏的定位深入人心,使后世读者自然地以为义疏是更次一级的注脚,很少有人能够有意识地去探寻义疏自身的丰富内涵。这就揭示出了经学研究范式变化与经书文本形式的互动关系。
唐宋人对六朝旧疏大加删削,但六朝经学的面貌却不能不到唐宋义疏中去发现,因为六朝旧疏只有三部侥幸保存至今,其余都被唐宋新疏取代而消亡了。唐太宗认为当时“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命令诸儒编定五经疏义。孔颖达等本将新疏命名为“义赞”,意思是继承和扶翼以往的义疏,而李世民御笔一挥,下诏改名为“正义”,钦定为官方主张,取代此前的众家。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官修新疏经长孙无忌领衔修订,颁于天下,并且规定“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七十七)。从此,《五经正义》成为唐代科举明经科目的官方教材和标准答案。“正义”的意思是标准答案。科举唯据“正义”,风味各异的六朝旧疏变成无用而有害之物,自然归于灭亡。
北宋科举沿袭唐制,贴经(经文填空)和墨义(疏义默写)分别以经文注文和“正义”为准,不容偏差。国子监校刊、增修五经正义和七经义疏正是以此为背景的。史载真宗景德二年(一〇〇五),有一位举子贾边在考试中放言纵论“当仁不让于师”,将“师”解释为“众”,结果因为不合注疏之义而落榜。当时朝议认为,如果允许士子抛开注疏,另立异说,以后浮华放荡,将不可收拾。朝廷气氛如此,国子监刊刻义疏,自然要避免争议,一面从文本上排除歧异,一面防止别立新说,期望制作出义疏的“定本”。
《周易正义》(国家图书馆藏单疏本)卷末罗列的校勘官衔名,采自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20页
义疏作为经学研究的范式已经死亡,但宋代学者研讨经义仍要参考义疏。王安石翻读《诗疏》爱不释手,朱熹教弟子读《周礼》,也说要“且循注疏看去”(《朱子语类》卷八六)。南宋八行本注疏的刊刻和十行本注疏的刊行,说明这些大部头还有市场。等到程朱理学对经典的解释在元明以后被树立为科举考试的新标准,汉唐注疏反而重新得到重视,帮助人们突破理学藩篱,为研讨经义开辟新的空间。清代学术大兴,学者们考据辑佚、阐发新义,都要到义疏中去找汉唐经说的资料。
乔秀岩等学者主持影印的宋代官刻本群经义疏,将经注疏合刻本与单疏本逐页对照,两者标目、格式和文字的异同一目了然。此为《周易·坤卦》的一页,采自《影印南宋官版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经学研究有过几次风气转向,汉代古学与今学之争,宋代的新义与注疏之争,清人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归根结底,所争者都在朝、野之间。在朝的官学一面吸引众多传习者,一面不能不为了考课取士而标准化,于是凝固起来,蜕变成获取利禄的工具。希望在经书中问道的学者,往往在野自守,居家教授。私门之学起初是空谷足音,却能发扬新解,吸引信徒,最终竟取代官学,成为主流。等到私学被官学收编,成为新的取士标准之后,却又不能不重蹈覆辙。汉代的在野学者称博士解经为“章句”,宋代的新学问家称唐宋义疏为“章句”,清人考据又称程朱理学为“章句”。这些学问大不相同,但都被目为“章句”小道,原因就是它们立于学官之后都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
在全书的最后,李霖写道:“今天,义疏的价值重新得到读者重视,那些一度被淘汰的善本,正焕发着生机。”经义变成教条就近于死亡。钻研汉魏六朝复杂精深的理论研讨,不只要理解经书,更要从经典中培育新思想的生命。这样的学问做起来很难,但总有人愿意尝试。李霖这部书,是为他们准备的。
(《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李霖著,中华书局二〇一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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