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盛洪：诗词只是他的消遣
编者按
苏东坡以其丰富的生活经历为底色，以旷达的人生态度做渲染，写出了众多的不朽诗词，如果票选最受欢迎的古代诗人，相信苏轼一定会名列前茅。然而，“诗词只是他的消遣”，为官才是他的“主业”，他对时政的敏锐判断和思考，他的坚持原则，他的政论、上书，今天看来，仍值得玩味。
诗词只是他的消遣
文 | 盛洪
（《读书》2019年11期新刊）
北宋熙宁四年（一〇七二）元月，赵宋皇室为在皇宫欢度元宵节，准备购买花灯四千多盏。因数量较多，市场供货有限，遂又下令，禁止商家卖给他人，并要求减价收购。苏轼听到后“惊愕不信，咨嗟累日”，最后决定上书皇帝，劝他收回成命。
这份上书被称为《谏买浙灯状》。在其中，苏轼说道，知道陛下一心要效法尧舜，“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更何况这只是为了取悦后宫。虽是为了尽孝，“然大孝在乎养志”。而卖灯的小家小户，本小利薄，“衣食之计，望此旬日”。他们指望在元宵节前将花灯卖出，挣回薄利，为一年的生计垫底。“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如果减价的原因是认为花灯并无太大用处，那又何必买呢？如“恶其厚费，则如勿买”。所以，“臣愿追还前命”。
让皇帝收回成命，这种要求是否太过分了呢？当然比较难。但苏轼在奏议中给出了一些榜样。如唐太宗曾遣使向凉州都督李大亮索要他的名鹰，但遭到拒绝。唐太宗却很赞许，“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唐明皇遣使到江南购买水鸟，遭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对，就召回使者；后又诏令益州制造一些奢侈品，宰相苏许公竟不奉诏。还有就是李德裕，他是唐朝重要政治家，最后官至宰相。他在浙西任职时，有一次皇帝下诏要当地打造银具二十件，纺织绫缎两千匹，他上书极力劝阻，皇帝只好作罢。苏轼接着说，如果内有如此台谏数人，外有如此地方大员数人，则买灯这件事，或“必须力言”，或“必不奉诏”。为什么？因为有如此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窃尝深咎之”。如果再不向皇上提意见，那就是瞧不起他，不把他当明君，“臣罪大矣”。
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除了该说的恭敬话，苏轼此文极为严厉。即使是恭敬话也不是白给的，必须要有值得恭敬的品德相配，那就是“从谏如流”。那么这篇奏议的效果如何呢？查了一下《宋史》，似无记载。大概此为小事，且并未发生，所以不记。不过，从苏轼后来的奏章来看，宋神宗接受了这个批评。后面这个奏议现在称作《上神宗皇帝书》。在一开始，苏轼就讲，他一直等了十几天，却没有反应。于是“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显然，宋神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不过苏轼确实认为，这只是件小事。只不过这件小事将要引出一件大事，这就是他的这篇《上神宗皇帝书》。
皇帝既然改错，就该表扬，“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又来了一番恭维，然后话锋一转，“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有这么一个从善如流的皇帝，我怎么能辜负你呢？如此一来，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向你提意见了。这也符合苏轼本人的原则，也是他父亲苏洵提出的原则，即最好的谏议是能够被接受的谏议。这还要看对象如何。“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原来《谏买浙灯状》只是一个火力侦察。既然神宗接受了取消买灯的建议，就说明他是可谏之人，鼓励提意见。“许而不言，臣则有罪。”于是就可以提出更重要、更大规模的谏议：“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后面才是重点。
第一件事说的是，宋朝立国百余年，负责财政税收工作主要由三司负责，一直由三司使、副使和判官等人完成，并无大的问题。但现在突然在三司上又设置了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增加内务官员六七个，外出使者四十余人。敛财的庞然大物，不仅增添不少耗费，更是向世人宣示要大敛其财。这给了那些“小人”以口实，“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贵”。即使辩白也无用，因为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铁证。如果否认，就像赶着鹰犬到森林，却说不是去打猎，拿着渔网到江湖，却说不是去捕鱼一样。要想消除这些对皇室敛财的诽谤，“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只有取消这个叠床架屋的机构，才能平悠悠众人之口。
接着苏轼更从立法程序角度否定此事。他说：“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也就是说，如果不遵行立法的正当程序，就是一个恶法。所谓“中书”，是指三省六部中的中书省，是专门替皇帝拟诏的地方。虽是奉旨拟诏，却可以提出意见并驳回，这被称为“封驳”。即使通过了中书省，还有一个“门下省”，如果有问题也可驳回。唐朝时，皇帝拟的诏书抬头，就是“门下”，就是直接让门下省审察之意。在宋代，中书和门下已合为一省。过了门下关，诏书还要由宰相附署，如果宰相有意见，也过不了这一关。这种制度一直到明朝都有保留。如顽劣的正德皇帝想下旨以“平定宁王叛乱”为名到南方游玩，怕内阁不附署，就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发。因而，苏轼这里所说“中书”，应是指这一整套政府决策的制衡机制。
强势的皇帝有时能够绕过这种“中书”体系，如武则天时期的“斜封官”。这反过来也说明，中书省的人也有意区别。走正当程序的，则用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任命敇令；而走侧门的，则以墨笔斜封敇令示之。在明朝，这种“斜封官”叫“传奉官”，即不经吏部考察，皇帝私相授受的官员。这些斜封官或传奉官经常位子不稳。武则天死后，数千斜封官被罢免。明朝也如此。如明宪宗时罢免了五百传奉官；明孝宗罢黜了三千余传奉官；世宗时，又尽斥前朝传奉官三百多人（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137页）。苏轼在这里所斥责的事情，大概是王安石与神宗私下决定的，因怕群臣反对，所以不走中书正当程序。
如果走中书的正当程序，将会如何？苏轼说“无乃冗长而无名”，即走程序的时间会很长，最后可能无疾而终。但这是一件好事，“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比中书正当程序更广义的立法程序，还可从《尚书》中看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决策之前还应听取官员和民众的意见，如果大多数人赞成，则此决策应是好的决策。“如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此事已进行了一年多，也可以从众人的态度来判断。连宰相都不愿做这种敛财之事，外边的议论更多，应知这个决策存在着严重问题。实际上，派出官吏到地方敛财干预，本来就不是正路。苏轼回顾了汉代、南朝刘宋及唐代时皇帝派员到地方的劣迹，说他们“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
第二件事，是有关官府雇用民夫。唐代税制，已由租庸调改为两税法，实际上是将其中租调合并，与庸并称“两税”，并以唐大历十四年（七八〇）应税数额为基数。其中本已包含雇用民夫的费用。宋代继承其制。但现在又将雇用民夫单列，要求增加庸钱。苏轼说：“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朝廷不应再法外加税。更重要的是，从制度角度看，这是一个恶劣的先例，“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这是一种思考制度的长远眼光，“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看到一个端倪，就会联想到以后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将其从根上制止。这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看法颇为一致。布坎南说，制度安排要考虑最坏的情形。因为如果制度不能防备最坏的人，好人就会受到打击，整个制度也就会瓦解。
第三件事情，就是青苗法。这在当时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青苗法，表面上看一则是为了在青黄不接之际接济贫苦百姓，二则是为朝廷筹资，目的是为北伐西征筹措军饷。苏轼指出，这种制度一旦实行，有几方面的弊端。首先是，这种制度要求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借贷经营，这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性质，使其具有营利性。因而青苗法不仅成为政府官员的硬性任务，而且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可以借用政府的强制性手段将贷款分配给民众，虽然朝廷“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即使是老百姓自愿请借，也一般是穷困人家，如果出现荒年，就面临还不起钱的窘境，被迫逃亡；与他们连坐的富裕邻居就要受到牵连。虽然借贷利息名义上低于民间的高利贷，但由于官府的强制性，没有通融延期的灵活性，借贷条件实际上更差。
青苗法的第二个弊端，就是与常平法争资源。宋时各地都有常平仓，即政府粮库。其功能是：“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也就是说，常平法是以少量储备粮食通过影响粮食市价来解决荒年粮贵的问题，是一种政府有节制且有效的介入市场的方法。而青苗法的资金是建立在出售常平仓储粮基础上，再用所得资金借贷百姓的。如此一来，常平仓就没有了平抑粮价的粮食资源，常平法的功能就被废止了。“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谁救其饥？”没有常平仓粮食平抑粮价，一千户以外的人家谁来救济？因而，“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类似的，就是实行均输法排挤了民间商业，间接地也减少了政府收入。均输法本要“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朝廷原来的发运司就增加了商业功能。如此一来，“豪商大贾，皆疑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而苏轼深知“商贾之事，曲折难行”，要先期付款买入商品，再等卖出才能收回资金，才能获得利润。而官府买卖，先要设置相关官吏，建立机构，成本已高，而由于垄断或官钱不计费，卖价可低，“则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此法虽然可能有些许所得，但“征商之额，所损必多”。均输法所获利益，会被商税的损失所冲抵。苏轼做了一个比喻：“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看到这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苏轼这番议论是在王安石新法时的“现在进行时”批评。这不仅有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新法的全部问题还没有充分展现。然而从后世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来看，这也许是对新法最早的系统性批评，并且内容大体正确，为后世所接受。如汪圣铎在其所著《两宋财政史》中说：“推行新法的结果，非但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和疾苦，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和疾苦，故而往往危害了生产的发展。”如青苗法就使“官吏从中作弊勒索势不可免”，“故而一般说，青苗钱‘盖名则二分之息，而实有八分之息’”（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版，62页）。关于均输法，汪圣铎干脆大段引用苏轼《上神宗皇帝书》相关段落，并说“均输法行后不久就无声无息了”，与均输法类似的市易法则“所收不补所费”，实则财务性亏损。
所以总体而言，王安石新法并未达成它的目标，即增加国家赋税收入。据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表面上看，青苗法每年增收约二百万贯，免役法增收三百万至四百万贯，市易法增收约一百万贯。但正如苏轼所预见的那样，这是以损害其他收入为代价的“成果”，就如同把牛卖了换来的羊。实行新法以后的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宋朝廷的田赋收入仅为天禧五年（一〇二一）的81%，减少了约一千二百五十二万贯石匹两束；其中粮食收入为一千七百八十九万石，仅为天禧五年的55%（汪圣铎：《两宋财政史》，49—52页）。熙宁十年的商税收入为八百零五万贯，仅为庆历年（一〇四一至一〇四八）的41%；榷酒收入一千二百九十七万贯，仅为庆历年中的76%。新法所增收入不敌商税和榷酒收入的损失，更遑论主要税种田赋的损失。一头牛都没有换来五只羊。北宋经济经王安石这样一折腾，变得贫弱，也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到这里，我们回想起苏轼所说“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则会惊叹他的超凡的判断力。其实，这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及“不与民争利”的一贯传统。不过在苏轼这里并不是死记硬背经典所得，而是内化于心的精神。他对政府介入民间经济有着本能的警惕，对商人群体的经济权利高度尊重，对平民百姓哀怨的深切同情，使他能够敏锐地看到问题，并用他那个能作出传诵千古的诗词的头脑，冷静地分析问题，并找到症结。尽管人们印象中苏轼是一个绝顶聪明、恃才傲物之人，但他对政府所需人才却是另一种要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官员宜清静淡泊，忠厚老成。这样可以为政宽简，与民休息，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则。他用此原则要求自己，也用这一原则衡量别人。王安石等新党人物的作为，自然在否定之列。
如果从政府的功能定位来看，苏轼所提官员之标准，却是极为确当。因为政府只应做守夜人，保证民众的基本的公共物品，即安全、秩序与公正，而无须过于有为。苏轼说：“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腐，老成起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精明强干者虽然能迅速有效地完成政府工作，却可能伤害了社会。他赞扬曹参谨慎而不干预司法和市场；赞许谢安，他被讥“清谈废事”，笑着回答说：“秦用法吏，二世而亡。”苏轼说，只看到“吏多因循，事不振举”，就要苛察以矫正，“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当我们想到苏轼在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修建西湖苏堤，就知道他所说的，并非不做有利于乡里的公共工程，而是反对以政府的名义侵入社会边界，做本来应该由市场和家庭做的事情。
苏轼反对苛察官员也似乎独树一帜。理由是：“大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贪垢，至察无徒。”人无完人，如果政治领导人过于计较别人的缺点，就没有追随者了。如果“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这就不是朝廷的福气，也不是皇上的愿望了。而不计较于小节，“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只是用人要强调“历试”，“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以贾谊为例。有诗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是感叹汉文帝不用贾谊。但在苏轼看来，他才气过人，然早年说要把匈奴变成汉的属国，有点少年轻狂，汉文帝让贾谊辅佐长沙王，是有意历练他。“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心自悔其说，旋之晚岁，其术必精。”他的早夭实属意外。
治国中比用人更重要的，就是基本价值观。苏轼说：“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在这里所谓“道德”与“风俗”，就是最基本的精神价值，以及由此价值奠基的社会秩序与经济政治制度。贫与富，强与弱，只是一个社会的物质外表。如果只追求表面的财富而损害基本精神价值，实际上就损害了一个国家的根本。而表现为“强”的武功，也许会带来灾难。苏轼举了一些例子，包括隋文帝统一天下，武功了得，但房玄龄很早就看出隋朝不会长久；汉元帝建立了超越武帝、宣帝的武功之后，不久就出现了王莽篡汉。“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
风俗中之重者，就是谏议制度。苏轼本人就担任过中书舍人，曾有封驳的经验。苏轼说：“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计。”与秦汉和五代对比，苏轼高度肯定了宋代的谏议制度，说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朝廷就没有问罪于任何提意见的人，有时会有轻微责罚，但很快又重用。“许以风闻，而无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批评到天子或宰相，天子脸色凝重，宰相则可能辞职待罪。他知道“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未必皆是”，然而这是一种“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的制度安排。有这种制度化的批评机制在，朝廷的一些错误，出现一些奸臣、权臣，可以用言辞抑制；否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制度吗？
而如果对台谏意见不予理睬，甚至压制台谏制度，则会破坏这一制度的功能，打击天下提意见者。“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台谏制度废止，就可能执政为私，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执政为公，“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如果平常不让别人说话，则临危之时还能要求别人守死节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子同而不和。”苏轼举例说，周公、召公都是圣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另一个例子是讲东晋王导，每次请宾客，“举坐称善”，但王述却不高兴，“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王导“亦敛衽谢之”。即使君子之间也有不同，为什么要求一种声音呢？
到这里，我们看到了苏轼这篇奏议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要保持一种制度，坚持一种原则。这个制度就是台谏制度，这个原则就是要有不同声音。这时，苏轼已经不是在抽象地讨论原则，而是现实地面对重压。这就是来自王安石的破坏。与之相比，新法还只是一个政策之争。王安石的更大错误是打击御史，摧毁台谏制度。他要将弹劾他的几名御史投入监狱，只是在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才改为流放。他罢黜吕公著等御史领袖，而将未中科举的谄媚之人李定扶为全权御史，并将反对此任命的三个御史免职。“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谏官。”（林语堂：《苏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114页）可想而知，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所集中批评的，正是王安石对谏议制度及这个制度之基础的毁弃。
然而，“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林语堂，120页）。三个月之后，苏轼不能再忍，又上一书，现称为《再上皇帝书》。苏轼的言辞似乎更为直率和犀利，目的就是督促皇帝改弦更张，废止新法。他引孔子的话：“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告诉皇帝，改过更让人敬佩。近来有更多的议论传了过来，更坐实了新法的问题。但满朝文武畏不敢言，苏轼自己的上书又“不足以感动圣明”。退休的宰相大臣、地方长官都说不便，而朝中原来支持新法的谏官也开始批评。在这时神宗下诏，只是严禁强制分配青苗贷款，并非废除新法。他很失望，比喻为小偷想改过，但又不想全改，宣称以后一个月只偷一只鸡。他又批评神宗想将新法再在西北三路试行，比喻为医生明知是毒药，还要以人的生命试验。“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以毒药乎！”
进而，苏轼引《尚书》，“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治道就是天道；而“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但“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就有亡的危险。古今朝廷存亡，依赖于四种人，即民、军、吏和士。得罪其一，就有亡国危险。而实行新法，“一举而兼犯之”。“民忧而军怨，吏解体而士失望，祸乱之源，有大于此者乎？”皇帝之所以没有觉察，是因为内外有谄谀之人，蒙蔽圣听。苏轼在上一奏章中说过，他在陕西察访时，看到“愁怨之民，哭声振野”，但“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为乐”。这样的事“自古如此”。不然，秦二世为什么不知道山东的反叛呢？这次他又警告皇帝：“凡言百姓乐请青苗钱，乐出助役钱者，皆不可信。”
苏轼连发三箭，效果如何？从大的历史看，王安石最终下台，新法废止，应与苏轼的努力不无关系；但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努力，还有司马光、欧阳修、韩琦、富弼等重量级人物，还有他的弟弟苏辙等。应该说，这是在宋朝的制度结构下，在谏官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的综合结果。具体看，制置三司条例司在成立的第二年，就被取消，其职能并入中书省；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都在元丰末、元祐初（一〇八五至一〇八六）被罢止。所以北宋暂时避免一亡。但由于从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开始到元祐初年（一〇八六），新法毕竟已经实行了十七年，对北宋社会造成了深重的损害。旧党上台后，还要面对新法带来的经济衰落的后果，同时面对契丹和西夏的压力，在去除新法的敛财手段后，一时无力筹措御边的资金，造成新党及其新法复辟。
关于苏轼心心念念重中之重的台谏制度，他不仅用言辞来捍卫，而且付出切身的代价。当苏轼在奏章中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时，他可能没有料到的是，他竟是第一个例外。这就是他所遭遇的乌台诗案。苏轼一贯公开反对新法，新党之人一直在找机会整他。有一次神宗对司马光说“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司马光回答说，这大概是王安石煽动的诬告吧（林语堂，121页）。这次则是被王安石扶上台的御史中丞李定所陷害。所以苏轼极为讽刺地被自己维护的台谏机构所伤害，并且罪名也是有宋以来很罕见的，用搜集来的诗文断章取义，以定诽谤朝廷之罪。幸亏在底线上，神宗站稳了脚跟，他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苏轼逃过一劫，但台谏制度受到重创。虽然王安石罢相，新党下台，但这种打压批评，在台谏部门安插亲信用于党争的做法却被沿袭下来。到了后来蔡京专权时，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到了疯狂的程度，竟编制“元祐党人籍”，对党人一律“永不录用”，并祸及子孙，不让他们参加科考和留在京师。宋徽宗用他独特的瘦金体亲笔书写了“元祐党籍碑”。由于忌惮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名，还焚毁了他们的文集，甚至砸毁刻有苏轼诗文的石碑。从崇宁元年（一一〇二）到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共十二年的时间，不仅重行新法，使国力进一步衰弱，而且严重破坏了台谏制度所应起到的政治平衡和制约作用。仅仅又过了十六年，北宋亡于靖康之变，徽、钦二宗成了金人的俘虏。
在传统中国，也有人以苏轼在政治上多有挫折，而贬抑他的政治成就，然而苏轼却把这些挫折看成他的政治贡献的结果。他在晚年《题金山自画像》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州、惠州、儋州是他的三个流放地，他却视作功业之所在，不正是一种“求仁得仁”的心态吗？在他自己看来，他并非徽宗钦定的元祐党人，他坚守的原则是超越党派的。他在司马光等旧党人物掌权以后，又反对尽罢新法，提出不应是新党提出的政策就要废止。他以他的行为表明，他只服从天道，而不是党派的政治利益。正是因为苏轼势孤力单，王安石通过破坏台谏制度而用于党争，旧党也用同样的办法报复新党，北宋王朝才在党争中灭亡；也正是苏轼以其一己之力坚守的“台谏风旨”，因其正确性而生存下来，为宋的复兴奠定了精神基础，成为南宋初年的显学，延续了宋朝一百多年的生存。而又以宋朝在中国历史中的辉煌存在，而成为中国政治精神的宝贵遗产。
在今天，谁都知道苏轼是一个天才诗人，但鲜有人知道他在政治制度和原则上的贡献要更为重要。当我想找一本有关的书时，发现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仍是唯一的读本。林语堂自述，他当年飞往美国时，带了大量“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苏东坡传》仍是那样内容丰富和深刻。幸好，《苏东坡全集》为我们提供了比当初林语堂先生占有的更全面的资料，让我们在家中就能轻松一览苏轼一生的全部文献，全景把握他的思想精神。苏轼这个千古风流才子为中华文化贡献的，不仅是激扬豪放的诗篇，而且是深刻凝重的政治思想，以及他为捍卫这种原则的身体力行，面对沉重打击的淡定心力，超然于党派的台谏风骨。
（《苏东坡全集》，苏轼著，北京燕山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苏东坡传》，林语堂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两宋财政史》，汪圣铎著，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版）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
相关精彩文章
盛洪：通古今之变 陈峰：在底线上下的宋真宗 陈平原：工诗未必非高僧——说寄禅的“痴诗” 江弱水：微言一克的重量 ——从郭在贻的训诂谈杜甫诗的校注 梁雪：从题壁诗到“西山远眺” 黄德海：呦呦鹿鸣——《诗经》的“观”
November 长按二维码 购买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