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石汉：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
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
文 | 石汉（Hans Steinmüller）
（《读书》2019年11期新刊）
佤邦是缅甸东北部的一个地区，面积与中国昆明市相当，由地方武装 “佤邦联合军”统治。其官方地位是缅甸联邦中的一部，实际上该地区由一个独立的地方武装控制。对于佤邦境内发生的事情，缅政府与政府军几乎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在诸多方面，佤邦跟与其接壤的中国更为接近。
中国的观察家有时将佤邦戏称为 “山寨中国”。“山寨”是汉语里的新词，指对品牌商品的廉价仿冒。在中国沿海的省份，能见到诸如山寨“耐克”运动鞋或者山寨“古奇”手提包这样的商品。通常它们与真货略存不同，而且很容易分辨，例如仿冒 “iPhone”的手机 “iStone”。其实，这样的仿制不只有复制，也有创造。德国韩裔哲学家和媒体理论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就将 “山寨”这个词解释为一种超出西方二元对立之外的概念——并非以真与假的标签区分产品。相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再创造”的实践。偏激的二元对立观点常变成非黑即白的偏见——其中暗含的是对复制品的贬低，认定“山寨”除了抄袭别无他用。即使重新正面地解读这种仿制，在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和关系中，解读也常常会化作情绪化的模糊表达。对仿冒商品而言如是，对佤邦而言亦如是。
佤邦的很多东西确实就像是对它巨大邻国的残破映照：虽然佤邦的主要居民是讲自己语言的佤族（佤语属南亚语系），汉语普通话仍是这个区域的通用语和官方语言。行政单位和官僚都有中文名称或头衔，直接从中国的相应机构中借用。比如“书记”“办公室”“部长”和“委员会”等。佤邦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供水和道路等，基本是中国公司所建，通常还会从中国派来工头；手机网络是中国的国有电信公司建设运营的；佤邦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中国公司还在这里经营矿业、橡胶业、烟草种植、超市和旅馆等。
在缅甸所有少数民族反对派武装中，佤邦武装是最强大的一支。而这要归功于其地缘政治地位（位于中国和缅甸中间的缓冲地带）、金三角的鸦片生产以及多支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武装冲突。除了国际援助，种植鸦片是几十年间佤邦军队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近十年来，鸦片种植几乎被取缔，其中除了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也源于中国对佤邦军队的长期施压。禁止毒品生产和流通是佤邦争取承认与合法性最主要的手段，也是其争取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手段。为替代罂粟，佤邦在二十年来极力推广茶、烟草和橡胶一类的经济作物，并积极吸引投资，尤其是中国的投资。中缅边境上的这片山区正在向人们展示一种更加多样、另类的现代性。
“向中国学习”也总是意味着“与中国相处”。同受中国影响的其他周边地区一样，佤邦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发展相平行，且交织其中。佤邦想要做微缩版的中国，或者说中国的 “山寨”仿品，但同时也希望能够在事实上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中国的影响。二十世纪后半叶，佤邦开始学习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而近二十年来，则模仿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些思想和观念都在佤邦找到了它们各自的土壤。佤邦对这两者的借鉴都不仅仅关乎理论上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更在于它同中国无法回避的地缘关系。如此而言，佤邦的情况就既是一个个案，也是一种相互的对照：考察佤邦时，既要建立在本土历史的脉络上，也要将其放到更大视野的框架下进行比较。
第一重“山寨”：过去的自治
对于佤邦而言，“山寨”这个词的本义正好描述了其在借鉴外部之前的一种更原初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建立在山上的寨子。事实上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南方的很多群落都躲避在类似的山寨中。在中央政权不能及或者力量微弱的地方，寨子有防御的功能，能够保护居民免受邻近部族或者军阀势力的侵扰，同时也为叛乱武装或者起义军队提供庇护，并作为向周遭乡村或平原地区进攻的据点。
阿佤山腹地的居民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还生活在农村，这些村落有栅栏和沟渠环绕（FiskesjÖ，2001）。几个部族生活在同一个寨子里，有时几个村子会环绕成一个大寨。在与邻近寨子频繁的武装冲突中，这些寨子既能提供保护，也是撤退的后方。直到四五十年代，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队先后来到这片区域时，这些寨子才慢慢失去其战争功能。直到那时，佤族一直都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美国的政治学家斯科特（Scott，2009）将南亚山区的这些社会称为“逃避集团”——他们向山区高地撤退以躲避山谷里的国家势力。从阿萨姆邦的高地一直到老挝和越南，山区和谷地的关系一直是研究东南亚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中心话题。
然而，虽然佤族明显是典型的山区居民，但传统的佤族社会却不能被称为“逃离集团”。原因是佤族并没有躲避周围的国家，进山不是为了逃离国家的统治。相反，他们时常扫荡旁边的掸邦，有时还会俘虏奴隶。以山寨为据点，他们还会对周围的村落实施报复。扫荡和报复的行为同时也是猎头行动——敌人尸体的头骨是每年播种前祈年仪式的必需品。一直到一九五○年前后，佤族地区仍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有时还会掠夺周边的群落。
这里的自治也反映在每个人的独立上。“每个男人，基本也包括每个女人，都被当作是自立且自治的。这是一种平等的精神面貌（Ethos），建立在一种荣誉准则和道德规范之上。”（FiskesjÖ，2010: 244）过去，在佤族的日常生活中，不存在吩咐 —听从的关系。只有当与其他氏族、村落发生斗争时，才会出现临时的头人。停战时，头人又变回跟其他农民战士一样，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氏族和村落间的斗争是为了复仇，其终极目的是维护个人和地区的自治。因此，山寨是复仇政治的单元，这样的组织最终确保了相对的政治平衡，而且是没有国家的政治平衡。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缅甸的佤族山区也一直保持着自治。殖民官员确实有过几次对佤族山区的考察（最早在一八九一年），但结论是没有必要与佤族为敌。他们认为佤族人既没有威胁（因为其只在自己的地区猎头），也没有被纳入殖民管控的价值（因为他们除了鸦片和牛角从没出口过什么，除了盐也不进口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佤族也免于卷入战火。
“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殖民政府即与一群年轻的缅甸知识分子展开了关于缅甸独立的谈判。一九四七年二月，昂山（昂山素季的父亲）等人向缅北的少数民族代表承诺了自决权，而佤族等其他几个民族则没有参与谈判。于是，政府另外组织了一个“边区调查委员会”（Frontier Areas Committee of Enquiry）与这些民族的代表交涉。四名佤族代表参与了同该委员会的会面，却显然没有什么话好说。对于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佤族是否准备与掸族等其他民族结为联盟，一个佤族首领表示：佤族宁愿继续像从前一样生活，独立于其他人。后来的缅甸总理钦纽也在委员会中，他问一名佤族代表，是否不愿接受学校、衣物、优质食品、住宅和医院。佤族首领坤赛（Hkun Sai）回答道：“我们是很野性的人，我们并不在乎这些东西。”委员会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再邀请佤族参加会谈，因为“他们中没有谁能为缅甸立宪做什么事”。出于同样的考虑，缅甸的佤族山区应继续作为掸邦的一部被管治。
由于新独立的缅甸和掸邦都缺乏资源，这种管治开始只存在于纸上。不过，边区委员会已经开始谋划，利用现代军队对佤族山区进行渗透，并终结佤族的自治。直到那时，佤族村落和氏族依然过着相互间、相对于邻近民族（掸、拉祜、汉、缅）而言都独立自治的日子。佤族居住与斗争的基础是山寨，所以山寨是佤族自治的必要条件。
第二重“山寨”：新中国的军事思想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这个地区的军队现代化节节推进，标志着佤族旧有的山寨和政治自治走向终结。这个过程正是得力于对新中国军事思想的“山寨”。
早在缅甸独立谈判期间，缅甸各地包括掸邦的山区，就开始出现游击队。为了与之对抗，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的缅政府采取系统的方式训练农村军事组织。一九五○和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佤族山区，建立军营，着手安抚阿佤山在中国境内的部分。中缅于一九六○年完成了边界划定，这个边界一直保持至今。在一九六○年前，今日佤邦的大部分区域都有中国的军队驻扎，佤族的首领也常与中国军人有接触。
自一九六○年勘定边界后，缅甸的佤族士兵开始积极地向中国的军人志愿者学习游击战术。借助这类援助，佤族武装得以同敌对的氏族和中国国民党的残部战斗。六十年代后期，游击队在缅甸佤族群众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佤山边缘的少数聚落也接受缅甸军队的支持，后者最终渗透进了佤族山区。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军人独裁者奈温将军领导缅军，将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赶进了这些山区。缅甸共产党很快与当地集团结为联盟，特别是佤族游击队。之后的两年，佤族游击队成为缅甸共产党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缅甸军队及中国国民党残部战斗。不过，佤族士兵处于军队的底层，他们经常与缅甸共产党上层的缅族精英有冲突。
这时，对于组织佤族人、弥合佤族底层士兵和上层缅族精英的分歧，新中国的军事思想提供的方式方法就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种革命精英和下层士兵的对立和统一正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部分。例如“群众路线”讲的就是，党的每个干部都要站到群众的“路线”上，而且只有通过与群众不断地互动，革命才能继续。在抽象的政治宣传之外，毛泽东思想在军队组织和实战中也经历了检验。譬如“人民军队”的思想——军队和群众是鱼和水的关系就帮助佤族游击队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游击队这种似乎并非专业但更实用的军事组织形式，不仅适合中国农村，也适合东南亚高地的少数民族。停战后，缅甸共产党开始在佤山开展基本建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建造了几所学校，八十年代又修建了一条公路。这些建设也基本都是在军队的要求和组织之下进行的。七十年代时，佤族士兵甚至通过学习《毛泽东语录》来练习写汉字。
一九八九年是缅甸佤族山区跨时代的一年。欧洲铁幕被打破的几个月前，佤族军官发动了起义，不久建立了一支新的独立武装和政府。这次政变的基础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显现。那时中国政府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开始改善，同时缅甸共产党中的缅族精英与下层佤族士兵之间的矛盾加剧。对于党内的缅族领导以及他们对群众的傲慢态度，佤族士兵的怨恨一直在加深。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罂粟种植问题上。中国的援助中断后，毒品贸易和从毒品生产中课取的税收就成为缅军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缅族领导人也尝试过以强硬手段规范毒品贸易，但这些手段更加剧了他们与下层非缅族士兵的矛盾。
一九八九年三月，彭家声领导缅共中的汉族部队首先在邻近的果敢地区起义。缅共随即派遣佤族部队前去镇压。佤族部队抗命，反而占领了缅共在邦桑的总部。他们烧毁了总部内所有的文件和情报，并遣散了那里的缅共干部。同一天，他们改名为“佤邦联合军”，鲍有祥被选为这支军队的司令，兼任 “佤邦联合党”总书记。起初，佤邦的领导担心中国政府对政变可能做出负面反应，但靠着佤邦官员（他们多数能讲流利的汉语）过去与中国的联系，佤邦同中国的关系很快正常化。
第三重“山寨”：受中国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
佤军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禁止罂粟种植。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还是与中国的关系——中国认为毒品生产是对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佤邦仍然依赖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而禁毒则成为佤邦在争取承认与合法性过程中用于挽回声誉的工具，其中主要是为了争取中国的认可。佤军司令鲍有祥公开表示，以其人头担保（这也是在影射佤族过去猎头的习俗），二○○五年前佤邦将彻底停止鸦片种植。佤军打击鸦片种植的行动相当成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迫农民放弃采集罂粟种子，田里的罂粟被一律割除。
对农民来说，罂粟种植的结束带来了不少痛苦。虽然佤军帮助农民开发农业——包括橡胶、烟草和茶叶的生产，但一段时间内很多农民仍然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这是因为橡胶、烟草和茶叶至少要一年才能收割。同时，替代种植通常需要大规模、有计划地实施，这样农民就会失去对土地的控制权——要么把土地交给制定这些计划的军队，要么出让地权给投资者。
同时，军队还向投资者（主要是中国的）授予更多的矿产开采权。很多小型的山区矿场开始开采煤炭、矾土和锡矿。佤军掌控了包括一个庞大的锡矿在内的几个大型矿场。多数的矿石被销往中国加工。根据最近的报道，佤邦的锡产量在几年内快速上升，以至于对整个地区的锡价都有影响（Martov，2016）。
近年来，中国商人也在佤邦不多的几个小城里开设越来越多的商业设施，本地销售“中国制造”的商品，跟中国云南商店里卖的一样。佤邦迄今最大的一笔投资来自二○一五年中国的某投资集团。该集团于当年夏天与佤邦政府签订了涵盖多个方面的协议，其核心是在中缅边境的岩城建立一个“特别经济区”。七月，此地开始建设一个包含居民区、医院和广场在内的小城。由于这里没有足够的平地，很多山丘都要被夷平。几个月间，各种建筑公司带来了无数的机械和工人。九月时，佤邦和中国的边境上经常堵车，几百辆卡车和拖拉机要等候数日才能进入佤邦。这些建筑工地也雇用了成百上千的本地工人，他们一般由佤邦官员直接在自己的村子招募。很多佤族工人不习惯中国公司严格的规定和作息，也不理解中国工长对他们的指令。因此，冲突时有发生，而佤邦军队不得不在其中调解。但之后该集团的总裁及一系列董事因经济问题被捕，佤邦的建筑项目也随即停工，机械、工头和经理们很快都消失了，只有烂尾楼纪念着一次巨大投资的短暂驻留。
佤邦的农业经济也经历着不断的机械化和商业化。当然，也有部分农民依然在非常费力地耕种水田，但刀耕火种现在已很少见。除了基本农作物，现在也有一部分经济作物，如香蕉、松树与茶叶。
佤邦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商业集团与投资者，并依旧以中国为标杆。诚然，一个巨大的邻邦本身就有重要的影响。也许，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在佤邦也会产生类似在中国的效果。也就是说，相对的社会不平等将急剧上升；不过相比过去，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政府和军队中的上层就像是中国商人的保护人，为他们提供方便。社会主流把经济发展当作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最根本的要求。但不同于中国的是，这里的大规模经济投资仍离不开军队的精英阶层，佤邦的层级建立于军队的层级之上；佤邦的行政体系只在最近一二十年才慢慢开始形成。
第四重“山寨”：现代国家的“真实性”
佤邦的居民一直是务实的，在充斥着战争和暴力的环境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明白了该如何通过借鉴他人而做出改变。无论是对于他们在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角色、他们对本地罂粟种植的政策，还是对于他们与中国商人的生意，都是如此。虽然佤邦社会中形成了阶层差距以及巨大的不平等，但学会务实的远不只是精英阶层。对于普通人而言，面对新的民族身份，本地社会中的任何内部对立都变得缓和且可以接受。
因此，无论是对于佤邦官僚还是文化人，共同的“佤族文化”和“佤族传统”都成为重要的议题。甚至很多年轻人也参与了这种民族身份的建构。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上广泛流行佤语歌曲。人们用佤语讨论问题，其中一个核心话题就是“什么才是佤族”。这个话题也有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为佤邦的（相对）主权辩护。佤军也活跃地投入文化工作中：在佤邦的每个地区都有宣传队；佤邦设立了多个本地电视台（以佤语、傣语、汉语、缅语播报）；政府几个部门也各自都建立了网站；网上有无数帅气的佤族士兵和俊俏的佤族姑娘的视频。佤邦建立独立国家的无望以及佤邦政体的脆弱，都使这种对于主权与正当性的焦虑显得更为急迫。
“真正佤族”的代表其实是普通农民、士兵等人，他们是佤邦社会的弱势群体。最“正当”的佤族人，也是最落后的佤族人——这个矛盾正是一切现代主权最核心的矛盾，在佤邦能够很显明地表现出来。一方面，现代主权依赖民族的正当性，其主要代表是弱势群体，如农民、士兵和妇女；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现代化，为了取得类似其他现代国家的“主权”，又需要对这些弱势群体进行改造。这是佤邦在建立现代“国家”过程中遭遇的真实性问题。这个矛盾恰恰也类似于“山寨”问题的困境：在无奈的情况下，“山寨”生产是最为实用的方式，却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小结
佤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对中国现代化的抄袭，然而，“山寨”一词的寓意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进行重新诠释，而不仅仅包括负面的含义。一方面，正如同“山寨”语境中的道德贬低一样，将佤邦称为“山寨中国”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贬低；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佤邦对中国的各种“山寨”，是在积极地应付自身艰难的现实处境，以寻求改变。更重要的是，佤邦对中国的“山寨”也在自主地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在应对外部压力与时代挑战的同时，佤邦的实践出了专属于自己的制度与文化模式。
在缅甸和中国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佤邦，经历了军事组织和游击队，转变为现代军政府。这个军事政权的一个特点是：几十年间它都以中国的支援和鸦片贸易的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最近十年，罂粟种植被经济作物（烟草、橡胶、咖啡）取代。替代种植的大部分产业都由中国投资。矿场、商场、零售与酒店等的建设也是如此。
虽然佤邦的军人独裁领导尽可能地利用其位于中缅间缓冲地带的地缘政治地位，但佤邦的体制不能被简单化为战争、毒品和中国影响的结果。佤族知识分子，无论在佤邦、中国、缅甸还是泰国，都广泛传播佤族“真实的”文化和形象，为佤邦的相对主权做辩护。那么，既然佤邦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毫无希望，为何还要继续挖掘与宣传属于自己的文化？这正反映出了“山寨”的困境：在客观情况的限制之下，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突破。因而，佤邦仍然会以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保证与保护其地方自治。
中国周边地区学习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同它们与中国紧密的地缘关系以及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密切相关，不能分开来看待。“山寨 ”的概念，在这里既是隐喻又是历史事实。也许，唯其如此才能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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