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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刊 | 姜虹:金凤花的秘密
编者按
所谓“无知学”(agnotology),就是研究“无知”的产生以及被遗忘和遗失的知识,关注原本可以知道或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知识。金凤花的堕胎药性使其与加勒比地区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生育联系在一起,被置于殖民扩张的背景中,具有极大的政治和文化的张力。
金凤花的秘密——植物性别政治的无知学解释
文 | 姜虹
(《读书》2021年3期新刊)
《植物与帝国》探讨了名不见经传的植物——金凤花,它并没有像金鸡纳、罂粟、茶叶、土豆等植物那样对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作为观赏植物也未曾像玫瑰或郁金香般被狂热追捧。金凤花的特殊性在于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整个十八世纪,金凤花被奴隶妇女当作反抗奴隶制的武器,她们用这种植物让自己流产,以免孩子生而为奴”(5页)。其特殊性还在于,它作为堕胎药的知识并没有因为广泛引种被传播到欧洲。金凤花因此成为植物性别政治研究的绝佳案例,反映了欧洲和加勒比殖民地的性别关系对欧洲博物学家生物勘探和移植的影响,也成为无知学的典型案例。“无知往往不仅是知识的欠缺,而且是文化和政治抗衡的结果,毕竟大自然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们对某个时期或地方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都会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本土和全球的关注重点、资金分配模式、机构和学科等级、个人和专业的眼界以及其他众多因素的影响。”(2—3页)施宾格在无知学的解释框架下,探讨了植物的性别政治,并以此阐释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文化因素导致的无知。
生物接触地带的知识、女性身体与政治
对女性来说,堕胎(甚至杀婴)与逃亡、自杀、怠工、造反一样,都是殖民地奴隶反征服的政治斗争方式,与生育计划关系不大。梅里安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而当时大部分欧洲医生却认为,奴隶女性堕胎不过是非洲人放荡的本性使然,因为怀孕会减少她们的欢愉时光和卖淫收入。殖民地的欧洲医生时时提防妇女装病骗他们开药,尤其是泻药和通经剂,以防她们用来流产,因为医生们认为不少通经剂和堕胎药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剂量上的差异。例如,汉斯·斯隆在牙买加提到一种野凤梨时说道:“通经效果也很好,如果剂量不当,会引起大出血。它会引起孕妇流产,娼妓经常会故意用它打掉自己的孩子。”(166页)在梅里安的探险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奴隶制批判者开始重申她的观点:奴隶女性以拒绝生育报复奴隶主,让后代免遭奴役。奴隶制的残暴导致妇女丧失了连动物都有的母性本能,违背天性,毫无生育的欲望,甚至与接生婆密谋杀婴。与欧洲帝国的白人女性相比,奴隶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成工具和财物,也成为她们参与政治抗争的武器。相比性别政治,殖民统治和奴隶制对她们的压迫更为残酷。
金凤花的性别政治与无知学
如前文所言,重商主义的欧洲帝国将人口视为国家财富,奴隶人口被降格为财物,即使欧洲女性也有道德上的义务,通过生育实现自己的公共价值和爱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重商主义也是强烈的多生育主义”(275页),堕胎因此被当成罪行,堕胎药物也被污名化。十八世纪的欧洲已有标准化的药物实验程序,动物实验、人体实验、自体实验、性差异实验和种族间实验一应俱全。堕胎药物却没有经过全套的实验,甚至没有和通经剂一样被纳入药物实验,尽管两者在药理上被认为并无本质差别,更何况通经剂还经常被滥用。博物学家和医生通过药物勘探和殖民地人口管理参与帝国的战略计划,心照不宣地践行着重商主义的帝国理念。他们认为堕胎和堕胎药不仅危险,还令人反感,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预防小产以保持人口增长,无视女性对安全堕胎方法的渴望。医生即使做了堕胎手术,也拒绝传播相关的技术和知识。政府当局自然也不支持堕胎,尤其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先后立法,将堕胎行为定罪,堕胎药物随之成为违禁药。十八世纪牙买加卫生官员威廉·赖特在自己的药物书里记载了金凤花的多种用途,却没有将它写进官方报告或药典。斯隆热衷于推广殖民地药物和植物产品,他没有大量采集金凤花这类植物,也没有在行医中使用堕胎药(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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