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治平（《读书》2021年4期新刊） 二〇一九年五月，在意大利北方小城特伦托、阿迪杰河畔现代风格的大学图书馆，我一眼就在陈列满架的图书当中发现了这本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下引此书只标页码），并当即请同去的意国友人帮我复制了一份电子文档。当时我并不知道，不过一个月后，这本书的中译本《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就在中国与读者见面了。我之所以对此书深感兴味，与其说是因为书名中有“法治”二字，不如说是因为它以“威权”为限定词的这种表达式。因为，以流行的，也是不加任何限定语的法治概念来衡量，“威权法治”这种说法本身若非不可能，也是颇具反讽意味的。同样让我感兴趣的还有出现在副标题中的国名——新加坡。基于某种流行看法，这个地处东南亚的蕞尔小国具有一些令人困惑的特征：一方面，这个国家经济繁荣、社会有序、法制严明、政府廉洁而高效。但是另一方面，至少在自由主义人士眼中，它又是一个个人自由备受限制的威权国家。这意味着，惯常被视为自由保障和繁荣前提的法治也因此具有某种分裂特征。 [新]约西·拉贾：《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中英文版本（来源：douban.com）本书开篇描述的一个场景便很好地揭示出新加坡法治的这种特征。那是二〇〇七年十月，来自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律师齐聚新加坡，参加国际律师协会当年的年会。在大会开幕式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做了主旨发言。在接下来的答问环节，针对若干对新加坡法治的质疑，李光耀示出一系列国际组织的调查数据和排名，以之证明新加坡法治的骄人成绩。据报道，在此过程中，听众席上突然爆出哄堂大笑。作者对此事的解释是，它指向了一个新加坡式悖论，即“一个系统地破坏‘法治’之自由的政权，却成功地被赞誉为‘法治’国家”（3页）。这个解释并非没有根据。就在这次年会之后八个月，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发表了一份题为《繁荣对抗个人权利？新加坡的人权、民主与法治》的报告，对新加坡的人权和法治状况多有批评。对于这一批评，新加坡政府立即以新闻声明方式予以回应，并于数月之后发表了长达四十一页的“国家回应”，一面重申新加坡奉行的西式法治立场和宪政民主体制，一面就基于新加坡国情的民主制度和基本价值观加以说明（参见268—269页）。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一回应代表了新加坡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典型的自相矛盾立场，而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便是要“探究新加坡国家如何通过操纵法律和公共话语，将具有深刻自由主义内涵的‘法治’概念重塑为一种非自由主义的‘治法’”（267页）。这里，作者使用了人们熟知的一对概念——“法治”（rule of law）和“治法”（rule by law），并利用它们之间既微妙又重要的差异来讲述这个新加坡的故事。正像上面的引文所示，作者所谓“法治”是自由主义式的，据此，法治的首要功用是保障个人权利，为此，法律被用来防止专断的权力，排除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相反，“治法”之下，法律容易受到权力影响，以至于法律上的权利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均遭破坏（4页）。而新加坡的情形，在作者看来便是，国家自诩实行自由主义的“法治”，但它的那种工具主义的严格守法毋宁说只是“治法”（3页）。但问题是，尽管存在争议，新加坡这种可疑的“法治”还是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承认，并成为这个国家政权正当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这一对概念的中文翻译。显然，本文所用“法治”与“治法”并非通译，相反，中译本的“法治”与“法制”，至少在中国大陆学界，却可以说是标准的译法。本文不取通译，自然是因为通译有未妥之处。单看构词及词义，“法制”显然不是“法治”之对。“法治”意为法（律）之治，“法制”的意思却是法律制度。译回英文，便是legal system，而非rule by law。Rule by law的意思是运用法律之治，若译为“以法而治”（常见的另一种译法），或可以与rule of law的另一种（尽管有点勉强）译法“依法而治”相对。但是“以法而治”也不能简化为“法制”。进一步说，“法制”不是，也不应该是“法治”的对立项。我们能设想没有甚至排拒“法制”的“法治”吗？因为这些缘故，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法制”与“法治”之对是令人费解的。然则，“法制”与“法治”之译何以流行？要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答的，与其说是语言问题，不如说是观念问题、话语问题。中文文献中，rule by law被译为“法制”，或者，“法制”一词被在rule by law的意义上使用，始于何时？出于何人？因为何故？这些无疑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可以大致确定的是，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说得更具体些，“法制”一词流行在先，其最大动力源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提出“民主与法制”。因为这一国家层面的“民主与法制”转向，才有八十年代学界的“人治”与“法治”之辩。至于作为译名的“法制”（rule by law）对“法治”（rule of law），应该出现更晚。问题是，既然存在上面提到的种种不妥，为什么有人会把在英语用法中经常被理解为rule of law（法治）对立面（就如本书作者那样）的rule by law翻译成“法制”——一个在当时代表了社会进步且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词，而且这种译法竟能被普遍接受、成为通译？为什么是“法制”而不是其他词被选出来作为rule by law的中译名？答案或者与这样一种逐渐形成的认识有关，即“法制”不同于“法治”，开展“法制”建设不等于推动“法治”，相反，“法制”可以被用在与“法治”（rule of law）相左的方面，即rule by law的方面。然而，“不同于”不等于“与之相反”，“可以”也不意味着“就是”。“法制”为什么最终被推到“法治”的对立面，这件事还需要更多解释。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在充任译者和作者的一众学者的认知和想象中，无论自觉程度高低，“民主与法制”中的那个“法制”，如果不就是rule by law的组成部分，也很容易成为它的一部分。退一步说，仅仅是为了辨明、突显和推进“法治”——一种被认为来自西方的理念和制度，也必须拈出“法制”以资对照，“法制”因此而成为“法治”的他者。
2015年8月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金禧庆典游行彩排中，播放着前总理李光耀的纪念视频（来源：路透社）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等语被写入宪法，这件被视为中国“法治”（而不是“法制”）进步的大事无疑与八十年代以来的“法治”与“人治”“法制”与“法治”的辨析和讨论直接相关。但这只能说明，认识到“法治”不同于“法制”是重要的，把“法制”建设推向“法治”目标是必要的，却不能证明“法制”与“法治”适相反对，更不能因此而轻忽“法制”。汉语中，rule by law的恰当译名是“治法”，一个历史上由法家提出而于今不绝于世的主张，其字面含义就是“治之以法”，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形态，也可以归入rule by law的范畴。然而，如果我们立足于“薄的”法治概念，就可能发现，即使是“治法”，也未尝不能分享某些“法治”的要素。这意味着，在认识和利用对立概念以把握事物之间差异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更复杂的观察事物的眼光，如此，我们才能够避免简单化，而保有对现实之复杂性的敏感，以及不为教条所囿的想象力，进而能够发掘、发现和发展成就法治的各种可能。还是回到本书，回到对本书分析框架有支撑作用的“法治”（rule of law）和“治法”（rule by law）概念。毫无疑问，作者是在对立意义上使用这一对概念的。新加坡的“法治”，在她看来，不是欠发达或者不完整的，而是虚假的。确切地说，这只是一种“法治”其外、“治法”其内的威权法治。然而，威权法治是一种法治吗？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立场似乎不甚清楚。本书的种种界说、区辨、叙述、论说倾向于让人相信，新加坡政府公开宣称的“法治”（rule of law），其实只是“治法”（rule by law）。但是当作者把不加引号的威权法治用作书名的时候，她似乎又承认这也是一种法治的样态。关于本书，将之列入其中的《剑桥法律与社会研究》丛书的编者是这样说的：世人假定，威权主义与法治互不相容，而自由市场和法治定会把威权社会推向自由主义的方向。本书却表明，这两种假定都是错的。阅读本书得出这样的结论诚属自然。按照这样的思路，作者所谓“治法”（rule by law）也不应该被简单化地理解。实际上，就在本书问世之前数年，也是在剑桥大学出版社，一本新出论文集的书名就是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威权体制的法庭政治》，二〇〇八年版），那里也有一篇专论新加坡的法治，其视角与本书作者的不尽相同。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收录了十四篇文章的论文集，通过对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十数个国家法制的经验研究，试图打破惯常将法治与自由民主政治一体视之的成见，揭示出rule by law标签覆盖下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但对人们的生活有实质性的影响，同时也蕴藏着变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