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两千多年来，伊朗古代书籍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在阿拔斯王朝之后，伊朗尤为重视亲笔誊抄和装订；后来受到伊儿汗王朝蒙古王公的影响，又发展出书籍与细密画插图相结合的形式。制作一部带有细密画的精美书籍是一项费时费工的集体艺术创作，书法家、画家、镀金师在其中分别承担着重要角色。这些书在当年即是国之重宝，流传至今，无疑已成为伊朗文化的希世之珍，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熠熠生辉。
阿拉伯中世纪历史学家伊本·纳迪姆（八九〇至九八九年）在其《索引书》中记载说：“波斯人是最早期故事的编撰者，他们将那些故事编撰成书并保存于国库，这些书大都用动物寓言的形式讲述。在伊朗第二个王朝安息王朝，这些故事书得到扩充，并添加进新东西……在这方面编撰的第一本书就是‘赫扎尔·阿夫桑内’，意为‘一千个故事’。”接着谈到，波斯的《一千个故事》被翻译成阿拉伯语（随后成为《一千零一夜》的最早源头），并简述了《一千个故事》的主线故事（同时也是《一千零一夜》的主线故事），然后接着说：“事实是，最早熬夜听故事的是亚历山大。他有一伙人逗他笑，给他讲故事。他这样做倒不是为了取乐，而是引以为鉴，保持警醒。此后的国王也都采用这种方式。《一千个故事》包含一千夜，但只有不到二百个故事。”（伊本·纳迪姆：《索引书》，德黑兰：阿萨提尔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从《索引书》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五五〇至前三三〇年）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故事编撰和相应的书籍制作，并把制作好的书籍收藏在国库中。就考古发现来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波利斯王宫（始建于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前五二二至前四八五年）国库中发现了数千块楔形文字的陶土铭文，这些陶土铭文至今没有被完全释读，已被释读的部分是比较简单的工人情况及其工资报酬。无论如何，这成千上万的铭文陶土块，其本身就是书籍，理应是当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各种事件或事务的记载。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记载和书写传统。
阿契美尼德王朝从中期开始，逐渐采用源自腓尼基字母的阿拉米字母书写古波斯语。到公元前三三〇年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采用阿拉米语字母书写。然而，重要的不是书写字母的改变，而是书写材料的变化。这个时期，埃及的莎草纸和近东地区的羊皮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阿契美尼德王朝还采用牛皮抄写琐罗亚斯德教的经书《阿维斯塔》。从逻辑上讲，书写载体变得更加轻巧必然带来更多的书写和书籍制作。因此，可以想象，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其国库中必然收藏了比较丰富的书籍。然而，由于书写材料的改变，王宫国库中的莎草纸、羊皮纸、牛皮纸制作的书籍被亚历山大的一把大火焚为灰烬，反而是陶土块的铭文书籍经过大火的焚烧更为坚固，一直留存至今。显然，国库所起的作用，实质上就是图书馆。图书馆与国库同为一体，说明当时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在于收藏书籍，而不是制作书籍，因为制作书籍的整套工序不可能在国库中实施，书籍制作应当另有场所。同时，也说明当时的书籍制作量不是十分庞大，才有可能把成品书籍收藏于国库中。无论如何，波斯人以其高度的文明意识崇尚书籍制作，珍视书籍，并在三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相应的国库图书馆这样的文化设施。图书馆与国库同为一体的模式一直延续至波斯萨珊王朝（二二四至六五一年）时期。著名的动物寓言故事集《卡里莱与笛木乃》源自印度梵语的《五卷书》。该书序言讲到，萨珊国王阿努希尔旺（五三一至五七九年在位）听说印度有一部名叫《五卷书》的奇书，能使愚者变聪明，便派遣御医白尔才外前往印度，千方百计带回该书，收藏于自己的国库中。在萨珊王朝时期，波斯进入完全成熟的封建社会，形成庞大而完备的官僚体系。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需求，实行社会改革，重新划分社会集团。文士作为一个新兴的利益集团被单独划分出来，主要承担国家的行政文化事务。在此之前，宗教祭司在国家和民众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重大的社会结构变革使文士与祭司分离，从而使文学、星相学、医学从宗教中剥离出来，不再是宗教活动的附庸。我们可以推想，有这样一个文人集团的存在，必然会有相应的书籍编撰活动。事实上，从遭遇阿拉伯大军入侵之兵燹，依然有若干萨珊巴列维语书籍传世这一点来看，也说明了萨珊王朝时期书籍制作的繁荣。只是由于相关资料缺乏，伊斯兰之前书籍制作的具体情况不详。图书馆与国库同为一体的模式在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七五〇至一二五八年）时期发生改变。该王朝把帝国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到底格里斯河岸新建的巴格达，把自己完全置于波斯文明的影响之下，波斯文明渗透阿拉伯帝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这种影响在马蒙哈里发（八一三至八三三年在位）时期尤为显著。马蒙在当哈里发之前，一直是波斯行省的总督，他的母亲是波斯人，并且也是波斯人帮助马蒙从自己的兄弟艾敏（八〇九至八一三年在位）手中夺取哈里发的职位的。八三〇年，在马蒙哈里发旨意下，著名的巴格达“智慧学院”（Baytal-ikmah）得以创建，包括图书馆和学术机构两大部分。其中的学术机构主持翻译之类的文化事务，在吸收波斯、印度、古希腊等各种文化的同时，开展文学、哲学、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工作，融会贯通，在很多领域出现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促成了伊斯兰文化的繁荣鼎盛。尽管阿拔斯王朝深受波斯文明的影响，但“智慧学院”图书馆已经不是波斯萨珊时期的国库图书馆，而是从国库中脱离出来，与书籍制作结合在了一起。这大约与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地区而带来的书籍制作巨大变化密切相关。书籍制作的整个流程是由图书馆（Al-maktabat，音译“马克塔巴”）承担的。“马克塔巴”一词，由“书”（Kitāb）一词变形而来，因此图书馆之“馆”实际上是指书籍制作的场所，包括了造纸坊、笔墨坊、誊抄坊、画坊、装订坊等部门；图书收藏只体现在其中的藏书部。因伊斯兰教禁忌具象（偶像）艺术，在阿拉伯帝国时期，书籍制作主要体现为亲笔誊抄和装订，对书籍装饰和插图不太看重，插图一般多是科学著作的图解，比较简单，因此这一时期画坊的地位不突出，誊抄坊在图书馆中的角色最重要，书法家的地位最崇高。
9世纪百年翻译运动时期巴格达“智慧学院”绘制托勒密《天文学大成》插图：双鱼座一二五八年，巴格达的辉煌被蒙古大军毁于一旦。然而，以波斯大不里士为都城的伊儿汗王朝（一二五六至一三五五年）蒙古统治者很快步入具有强大同化力的波斯文化的轨道。在合赞汗（一二九五至一三〇四年在位）统治时期，波斯人宰相拉施特·哈马丹尼（一二四七至一三一八年）在大不里士郊区建设了“拉施迪耶”文化城，包括图书馆、医院、制药坊、清真寺、天文台等文化设施。在这些文化设施中，图书馆的功能最为强大，主要体现为书籍制作。也正是从伊儿汗王朝开始，由于书籍制作与细密画插图绘制紧密结合，图书馆书籍制作功能的倾向性发生巨大变化。插图在书籍制作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原本隶属于图书馆的画坊地位也随之越来越突出，主导整个书籍制作的流程，图书馆的功能也主要体现为画坊的功能，因此画坊逐渐与图书馆相提并论，乃至图书馆的概念几乎就等同于画院了。由此，图书馆（“马克塔巴”）具有了“画院”的意义。在波斯中古时期，历朝历代，各个大城市都有这样的以画院为核心的图书馆。书籍制作的整套工序，使得图书馆（画院）成为学生们学习知识和技能的主要场所，因此“马克塔巴”又具有“学校、学院”的意思。因时代环境与氛围、赞助人的审美情趣、艺术家自己的审美倾向等因素的影响，每个画院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区别于其他画院的图书装饰制作风格，因此“马克塔巴”又衍生出“风格流派”的意思。整个中古时期，宫廷图书馆（画院）在整个亚洲西部地区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十分强大，成为国家政治文化运作的主要载体。波斯杰出的文学经典和史学著作，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每个画院不断地反复绘制插图本。几乎每个统治者，不论是国家统治者还是地方统治者，都会筹建自己的画院，为自己绘制一批插图抄本书籍。插图在书籍制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乃至某些插图抄本因统治者更替而被易手之时，新统治者因急于制作一部属于自己的插图书籍作为自己登基就职的献礼，便拆散前任的书籍，把其中的插图页取下来，重新装订进为自己新誊抄的书籍中，因为相对于比较快捷的书法誊抄来说，细密画绘制是一项十分耗时、投资巨大的工程。从伊儿汗王朝后半期开始，及至萨法维王朝前半期，即从十四世纪初至十六世纪末，整整三个世纪，随着细密画插图艺术与书籍制作的深度结合，书籍制作越来越精致，其流程越来越细分，越来越专业化。具体来说，书籍制作的流程包括：纸张制造、书法家誊抄、艺术家装饰、装订、装帧等流程。这其中，装饰又最为复杂，又细分为若干更细化的步骤：给誊抄文稿的纸页作页面边框设计、描绘边框图案、描绘题匾、插图、镀金、上光等。这其中，插图又进一步细化为若干步骤，包括：情节选择、场景设计、构图布局、草图勾线、选色、着色、镀金、上光等流程。装订和封面装帧完成之后，图书才能进入收藏部。
15世纪初赫拉特画院“哈珠·克尔曼尼《五部诗》插图本”插图：胡玛依与胡马雍夜间在御花园相会每个图书馆都有一位大总管，全面负责隶属于图书馆的各个部门和众多作坊的管理工作。图书馆中的画院由于其特殊的重要性，又单有一位总监，具体负责插图抄本的绘制工作。总监之下有若干位大师级别的艺术家，他们各自带领一组画家，绘制总监分派给他们的插图。往往总监自己也会带领一组画家，从事具体作业。大师手下的画家等级又分为主助手、助手和学生，他们在大师指导下进行具体的绘制工作，各自负责画作中具体的某一些局部，或负责人物，或负责坐骑，或负责山峦，或负责树木花草，等等。然后，大师统摄全画，完善画作，使之成为艺术精品。因此，波斯细密画是一种集体创作的方式，每一幅画作都是多位画家共同工作的结果。大师是某一些画家集体作业成果的代表人，因此绘制完成的画作归在大师名下。学生经过考试获得“大师”（Ustād）称号之后，可以招收学生，组成一个新的绘画小组。有时，大师也会独自完成一些画作，但这类画作的数量比较少。
1486年设拉子画院绘制《列王纪》插图本：鲁斯坦姆睡着了，他的坐骑拉赫什嘶咬狮子画院中，镀金师（Mozaheb，音译“莫扎赫布”）的位置非常重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镀金”的含义尽管也包括了给书籍刷金边这样具体的镀金工艺，但并不是现代工艺制作上的“镀金”概念，而更多的是一种“使整部书‘亮’起来”的概念，具有笼统抽象的“包装”之含义。在细密画的绘制程序中，镀金师负责的不仅仅是插图中金箔、银箔的具体运用，而且包括整部书的装饰工作。在书籍制作流程中，“装饰”的程序最为繁杂。因此，镀金师即是装饰师。并且，镀金师往往具有高超的绘画才能，其本身也是画家。因此，“莫扎赫布”这个词兼有镀金师、装师饰、画家三种意思。每个镀金师手下也是有一组学生，集体作业。
1525-1530年大不里士画院绘制“塔哈马斯普《列王纪》插图本”：比让被玛尼热的使女请去相会
在画院中，书法家、画家、镀金师三者的地位并驾齐驱，难分伯仲。或许，最初，在图书馆中誊抄工作即书法举足轻重，书法家具有毋庸置疑的第一重要地位。然而，随着细密画插图的不断兴盛，画家的地位不断上升，几乎与书法家相当；只是由于在宗教上，书法更受尊崇，因此书法家始终排在画家之前。镀金师的作用丝毫不低于画家，但因其价值的体现平台比较低调，不像画作那么张扬，因此往往将之排在画家之后。其实，一幅画作的品质是否精美上乘与镀金师的水平也密不可分，尽管画作被归在画家名下。当然，一位艺术大师一身兼书法家、画家、镀金师三职的情况也比较多见，因为大师的艺术修养和才华往往是多方面的。
1556-1565年马什哈德-加兹温画院绘制“伊布拉欣·米尔扎《七宝座》插图本”：马杰农走近蕾莉部落的营地图书馆（画院）除了制作成品插图抄本之外，还制作另一种特殊形式的书籍。这种书籍波斯语称为“剪贴簿”（Muraqqa‘，本意为“补丁”），西方学界把此词译为“选集”（Anthology）、“杂集”（Miscellany）、“百科全书”（Encyclopedia）或“图册”（Album）。这种特殊书籍形式，更能体现细密画抄本集体作业的性质。“剪贴簿”实际上是把画院中细密画大师供学徒临摹学习而绘制的一些零星画作和学生的习作，以及书法大师供学生临摹学习的书法作品和学生的习作，辑录在一起，编辑制作成一部插图抄本。一部“剪贴簿”里面的画作既有出自大师笔下的，也有出自学生笔下的，书法作品亦如此。由于培养艺术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绘制细密画又是集体作业，所以每个画院都有不少的学生，会产生大量的学生习作。因此，每个画院都会制作大量的“剪贴簿”书籍，这些“剪贴簿”中插图的艺术水平一般是参差不齐的。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画院的档次不同,艺术水平与风格也不同，“剪贴簿”与“剪贴簿”之间差距也是比较大的，有的籍籍无名，有的声名赫赫，不亚于一部正规的细密画插图成品书籍。对于研究细密画插图抄本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对于研究某个画院的发展轨迹，“剪贴簿”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印度莫卧儿王朝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时期绘制的皇家图书馆书籍制作流程整个宫廷图书馆（画院）属于统治者的财产，所有的艺术家和工作人员都是宫廷随从的组成部分，其中书法家、画家、镀金师具有廷臣的身份，享受较高的俸禄，贯彻实施统治者的文化意图。因此，统治者用图书馆（画院）体制把整个国家的文化精英统合在一起，一方面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加强国家的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以插图抄本形式推动文学作品的传抄复制，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建构作用。因此，从伊儿汗王朝至萨法维王朝，图书馆（画院）的功能已经演变为集政治、文化和艺术为一身的机构，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动机。到了萨法维王朝后期（十七世纪后半叶），在欧洲绘画的冲击下，一方面是统治者对制作细密画插图书籍的兴趣急剧减弱，大幅度减少绘制插图抄本赞助资金，另一方面是画家走出宫廷画院，在外接受单幅画作绘制以赚取外快，由此图书馆作为画院的功能急剧衰落，细密画插图抄本制作急剧衰落，乃至插图抄本制作在十八世纪几乎绝迹。但是，图书馆（画院）依然存在，并且膨胀，成为包括三十多种作坊在内的庞大工艺文化生产机构。似乎伊朗人把只要与“艺术”有关联的工作事务全都纳入图书馆的管辖范围，比如诸如厨房、理发这样的部门原本应该属于内务部，都被视为“厨艺”“发艺”而被纳入图书馆的管辖之下；其他的一些工艺作坊，比如金银器皿作坊、珠宝生产作坊等，更是被纳入图书馆的管辖之下。图书馆中狭义的画坊只负责建筑物装饰和壁画绘制。恺加王朝（一七七五至一九二五年）法特赫阿里国王（一七九七至一八三四年在位）执政时期，细密画插图书籍制作一度回春。法特赫阿里国王喜欢艺术，他重新筹建宫廷画院，将一些杰出的艺术家集中到首都德黑兰，委派他们绘制新建王宫墙上的大型壁画，同时也从事细密画插图书籍绘制，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是一八一〇年绘制的大型插图本《王中王纪》（该插图本现收藏在大英图书馆，共有三十八幅插图）。法特赫阿里国王还指示他的宫廷画院对留传下来的细密画插图本做补充性插图装饰。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一八二七年对“塔哈马斯普《五部诗》”（该插图本绘制于一五三九至一五四三年，现收藏在大英图书馆，有十四幅插图）插图本的封面和封底做的插图装饰。插图完全是仿照古典插图本中的宫廷狩猎场景绘制，浓密长胡须的法特赫阿里国王居于整个画面的正中央。然而，随着法特赫阿里国王的去世，手工插图书籍制作的短暂春天一去不再复返。
1539-1543年大不里士画院绘制“塔哈马斯普《五部诗》”插图本：霍斯陆看见月光下沐浴的席琳
促使波斯手工细密画书籍制作最终彻底消亡的原因并非欧洲绘画的强大影响，而是现代印刷术的引进。法特赫阿里国王的王储阿巴斯·米尔扎坐镇大不里士，管理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的事务。为了适应新生的新闻报刊业的需求，也为了满足宣传新思想的需要，一八一三年，在王储阿巴斯·米尔扎的指示下，铅字印刷术进入伊朗，在大不里士建立了印刷厂。十年之后，这项技术进入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等各个大城市。印刷术的采用极大地促进了书籍报刊的大量涌现，书籍制作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机械工艺，而手工誊抄制作书籍这门宫廷艺术迅速成为老古董被淘汰。从此，图书馆的功能与书籍制作脱钩，更多地体现为“收藏”图书。尽管手工插图书籍制作不复存在，但已沉淀为伊朗民族的一种文化底蕴。古代数百年间的全手工插图抄本作为伊朗文化的瑰宝，如今在世界各个收藏地无声地昭示着伊朗书籍艺术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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