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店史话”第三篇，关于新知书店风格和自身问题意识的由来。作者将新知书店的形成，追溯《中国农村》月刊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进而将源头指向陈翰笙。陈翰笙和他的学术伙伴们，代表了以研究中国问题、谋求中国经济社会进步为中心，而非单纯译介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品。这代表了当时左翼知识界的某种学术品质。
（《读书》2022年9期新刊）
新知书店创办于一九三五年，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一样，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左翼书店（用当时的话，叫“进步书店”）之一。一九四八年三家书店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和香港联合发行所。这是三联书店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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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香港联合发行所 摄于1948年（来源：mp.weixin.qq.com）
新知书店发挥“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时，并不专注于经典著作，而是强调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直面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寻找发展道路和解决方案。这种风格在书店成立之前实际上已经确立。要说明这一点，不能不谈新知书店的母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其创立者和灵魂人物陈翰笙。
陈翰笙早年先后在加州波莫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接受系统的西洋史训练，一九二四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教授欧美通史、欧美近世史、欧美史学史等课程。一九二六年起，经同事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加入共产国际地下工作。在此期间陈翰笙结识苏联来华中国问题专家格里涅维奇（Pyotr Grinevich），共同学习和讨论《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资本论》堪称巨著，通读西文原著并了解其要领绝非易事。所以，这部书在晚清时期虽已被国人提及和零星介绍，但真正通读和理解这部著作，陈翰笙很可能是最早的中国学者。由于这段与格里涅维奇共同学习和讨论《资本论》的经历，陈翰笙晚年称格氏是“最早影响我思想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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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任教期间的陈翰笙(来源：lwr.tsinghua.edu.cn）
陈翰笙虽然认真学习西文版《资本论》，但主要精力并未放在《资本论》的翻译和介绍方面。原因是这部著作为他思考世界历史提供理论上的帮助，但并不能提供现实中国问题的直接答案。《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研究对象。正如该书第一卷第一篇开门见山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因而该书从商品开始，借助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与劳动力、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等概念逐步深入，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和来龙去脉。而对陈翰笙来说，中国是什么社会还没有现成的答案，《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析也就不宜直接移用到中国社会上。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翰笙流亡莫斯科，客座访问农民国际下设的国际农村研究所。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匈牙利经济学家马扎亚尔在中国期间曾着手写作其名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广州起义失败后总领事馆关闭，马扎亚尔也被驱逐出境，一九二八年初回到莫斯科，也到国际农村研究所继续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工作。他俩作为同事经常为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争论。争论过程中免不了引经据典，而困扰陈翰笙的是他当时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从而产生通过实地调查弄清中国实际的想法。回国不久，他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邀请，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主任，着手主持中国农村经济实地调查工作。《亩的差异及其意义》，收录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1929年，第1期。1929年陈翰笙主持制定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并发表专论《亩的差异》(来源：lwr.tsinghua.edu.cn）
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从农村经济入手，是因为回答“中国是什么社会”，需要研究中国过去的和现在的生产方式。而无论从前还是当时，中国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主体仍是农村的和农业的。用陈翰笙的话说：“中国农业经济不但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而且是中国全部历史的基础。从地价，工偿，物价，利息，税捐，田租等等，可以决定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从农业经济的关系，很可以决定社会性质的异同。”（陈翰笙讲演，戴匡平、陈家芷笔记：《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载《北大日刊》第二二一八期，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在开始中国经济实地调查不久，陈翰笙即发现，“构成今日中国社会之经济的事实，大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以前之种种关系。吾人所谓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吾人所谓乡村，其性质不似Country。即与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相较，都市之来历非Polis（按：城邦）及Compagna Communis（按：热那亚共和国）可比；乡村之组织亦非Mir（按：沙俄时代的村社组织）及Manor（按：中世纪的庄园）可比”（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3页）。因中国经济还并非“庞大的商品堆积”，中国尚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达的社会，《资本论》也就只能作为参考书而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同样的原因，在他看来采用英美通行的以农户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主流农业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并不妥当。为了理解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最需要在社会经济史跨国比较的宏大纲领之下观察和理解中国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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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早期出版的《资本论》《大众哲学》等书籍（来源：mp.weixin.qq.com）
由于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复杂，陈翰笙认为农村经济调查“势必分区进行”。而划分区域的标准知识“现尚缺乏”，“不得已只能先从农村经济显然特殊之地方着手调查”。江苏无锡、河北保定正是陈翰笙最先展开农村经济实地调查的地区。在开展实地调查的同时，陈翰笙还积极推动包括考茨基、列宁在内的理论翻译出版。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下，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户分类框架和农村经济研究范式。该框架和研究范式与《资本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以包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更多前资本主义成分的过渡性中国经济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调查研究的中心也是农民、农业和农村，而不是机器大工业。
陈翰笙在主持农村经济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建立了左翼社会科学研究团队，其骨干包括王寅生、张锡昌、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姜君辰等人。他们与陈翰笙一样，终生在马克思主义概念框架下研究和写作。不过，他们虽然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但工作重心并不是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中心的译述介绍，而是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原则，跟踪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实际问题。
陈翰笙主持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时，中国工业化障碍重重，农村经济正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并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作为这类坏消息的报告者，面临种种社会压力和障碍。不仅如此，他自己和团队中人还秘密从事危险的地下革命活动。在陈翰笙感到政治压力可能使研究工作半途而废时，他为了维持团队继续工作，于一九三二年九月筹备发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十二月完成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全部登记注册手续，使其团队在先后离开国立中央研究院后，仍在正式的合法学术团体组织中、在共同的研究范式下继续进行协同工作。陈翰笙始终担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会主席。日常工作则先后由陈洪进、薛暮桥、千家驹、姜君辰、张锡昌、王寅生主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团体会员已达一千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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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创刊号封面(来源：lwr.tsinghua.edu.cn）
如果说生活书店源于《生活》周刊，读书出版社源于《读书生活》，新知书店也是由刊物而书店，其来源正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杂志。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杂志（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三年），由薛暮桥担任实际创刊主编。创刊第一年，《中国农村》杂志就开展了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在此之前，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论断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有决议，但该决议并不公开，且具有原则性。而在论战过程中，薛暮桥、钱俊瑞等人广泛使用了陈翰笙主持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时获得的资料，使论战富于理论与经验实际相结合的色彩。经过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论发展为羽翼丰满的社会理论，并在左翼社会科学界达成广泛共识。这已经是一种不同于《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并行理论。
除了理论论战，《中国农村》还倡导一种非虚构的类型写作，即所谓“农村通讯”。薛暮桥认为“农村通讯”的实际价值“往往在一般人的估计以上，它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最宝贵的参考资料”。他在陈翰笙指导下完成的第一篇作品《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报告家乡无锡礼社镇的社会经济动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非虚构写作的创始。薛暮桥主编《中国农村》期间，始终保留了“农村通讯”栏目，并在社会广受欢迎。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就谈及，这些农村通讯对自己的“思想进步起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薛暮桥，中国经济学界泰斗（来源：baike.baidu.com）
《中国农村》第一卷本来由黎明书局出版。但随着日本侵华危机加深，国民政府屈从日本压力，规定出版物中不得出现抗日或反日字样。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恰恰持强烈的反帝立场，这在危局下显得格外刺目。因而黎明书局不愿意再承担《中国农村》出版发行工作，黎明书局不再续签合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东方杂志》的专栏也被裁减。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事业面临夭折的风险。研究会曾希望生活书店承接《中国农村》杂志出版工作，但生活书店因“《新生》事件”处于漩涡中心，并不愿意这样做。于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决定发起创办书店，自行出版《中国农村》，并公推徐雪寒、华应申具体负责筹建工作。《中国农村》编辑委员会主席孙晓村当时在财政部任职，由他担任发起人在南京筹集股份。
一九三五年，新知出版合作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大会通过章程，确定以集股方式自筹资金创办新知出版合作社，对外称“新知书店”。“新知”之名由徐雪寒提议，有两层含义：一是介绍新知识、新思想；二是旧雨新知两相依，书店既要依靠老朋友，也要广泛结交新朋友。社员投票选举钱俊瑞、孙晓村、张仲实、张锡昌、徐雪寒五人为理事会理事，曹亮、沈兹九、俞庆棠为监察。新知书店独立存在约十四年，其间前后参加新知书店工作的二百三十多人，出版期刊十余种，图书四百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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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和美国历史学家斯加勒匹诺交谈，1985年（来源：mbachina.com）
新知书店的出版物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核心会员作品最具特色。书店成立不久，《中国农村》主编薛暮桥应邀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名义编选出版《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此书收录的论战文章不多，仅仅根据这本书讨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并不充分，但所收文章在论战中具有代表性。直到现在，这本书在现代社会科学史和党史、革命史文献中还被广为引用。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和《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以专栏文章方式刊登，集合成书后也由新知书店出版，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研究范式及其成果的代表性著作。而书店发行最为广泛的则是薛暮桥著《经济学》一书。此书原为薛暮桥一九三九年为新四军抗日军政训练编写的教材，由新知书店出版后风行各地，一九四八年经刘少奇和华北人民政府审定，成为中学教科书，一直使用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出版，版本多达一百种以上。这本书之所以风行全国，一个主要原因，是该书系统地对陈翰笙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章中所强调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确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论断。
总的来说，陈翰笙、薛暮桥和新知书店的朋友们重视经济事实和实践经验有着根本性的考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以改进世界为研究的根本宗旨，对经济现实的科学理解也就始终在其思考和行动中占据优先的地位。在一个方向未决的过渡性社会，其经济结构必然是复杂多样的，研究分析其构成变化也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总体趋向的必要步骤。因而，新知书店的著作可以说与读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资本论》相辅相成，代表了中国左翼经济学家直面现实、服务社会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末陈翰笙与吴觉农在农村调研(来源：lwr.tsinghua.edu.cn）
有意思的是，这种以不同于《资本论》科学抽象的入手方式在当代中国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其中《中国农村》创刊主编薛暮桥，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两位作者之一，他还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持第一份市场化改革方案，提出以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目标。这为明确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和实施路径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历史性作用，而这可以看作陈翰笙昔日确立的研究中国经济结构为宗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延续，也可以看作中国左翼经济学家在同一研究范式下直面中国问题的阶段性答案。
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远远超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或八十年代，但切实了解中国经济结构，面向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挑战。《读书》刚刚开通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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