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因李开元的《汉兴》一书而作，但并非具体评点该书，而是以田南与阑的个人悲欢和“吕后问身后事”这样两个故事，探究历史实境中人的处境，以及后来者历史叙述中人的位置。时代与命运的纠缠是现实中人无法摆脱的，历史书写跳出了那个时代，如何调整观察视角也是值得思考的。
西汉高祖九年（前一九八）十一月，为了安定东方，刘邦命令齐、楚两国的旧贵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与田氏举家迁徙，定居关中。第二年，齐国临淄一位名字叫“阑”的狱史被捕，他被指控的罪名是“从诸侯来诱”。阑的工作，是押送齐国田氏入关。临淄到长安漫长的路途中，阑与田氏女子田南相爱，娶她为妻。然而，这段旅程的终点是分别。阑想与田南一起回到齐国，为此他铤而走险，让田南佯装生病、卧于车中，计划借用他人的通关凭证东出函谷关。他们没有成功。田南本与阑同是齐人。当她被徙至关中，便成了“汉民”，阑则身份未变，仍是齐吏。汉初法律规定，诸侯王国人与汉民不得通婚，汉民无事不得往来诸侯王国，反之亦然。阑被控的“从诸侯来诱”之罪，就指他作为诸侯王国人，引诱汉人田南离开汉地，最高将处以死刑。田南和阑的故事，被记录在张家山汉简的案例汇总《奏谳书》中，成为这严峻法律的注脚。阑最终逃过了极刑，被“黥为城旦”，即刺字劳作。田南的下落，则不在《奏谳书》关心的范畴中，无从得知。
西汉年间刑罚残酷，种类繁多。江村大墓K27考古现场出土的西汉刑徒俑，展示了刑具、砍足、髡刑（剃发）等众多刑制（来源：sn.cri.cn）
即便对汉代历史毫无了解，也不难通过这个故事发现，汉初诸侯王国与中央直辖的汉地悬隔，如有天堑。在古代统一王朝的历史上，这是相当罕有的状况。西汉初年这极为特殊的一段时期，包囊于李开元所总结的“后战国时代”中。后者大约从秦朝灭亡开始，到汉景帝时为止。西汉承秦，建立了以皇帝为首脑的郡县制统一国家。“后战国”，描述的则是政治与文化上的规则与风气。《汉兴》所写的，就是汉帝国与“后战国”磨合、生长的五十年。循着李开元的描述，在西汉初年的政治中可以找到三个关键词：“有限皇权”、郡国分治、功臣政治。三者相互交缠，调出了西汉早期历史的底色。李开元所谓的“有限皇权”，指皇帝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功臣集团，达到一种“共天下”的状态。这种理解，是相对于秦的绝对皇权而言，总结虽然未必十分精确，但可以看作考察汉初政治秩序乃至社会风貌的切入点。
西汉郡国并行制度极其复杂，刘邦死后，出现“七国之乱”（来源：dashangu.com）
所谓“有限皇权”，首先可以从空间上理解，这就是“郡国并行”。秦楚之际，效仿战国，分封列国诸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的大将，如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人，战争时期均已获得王号。刘邦即位后，这一秩序得以沿用，函谷关以东皆为诸侯王国。至高祖朝末尾，异姓诸侯王清理殆尽，东方诸侯国尽封予刘氏。同姓诸侯王国依然相当独立，不用汉法、拥有铸币权，在人员管理上与汉王朝隔离。汉初文献凡提及“汉”，往往不包括东方王国。与后代的藩王相比，汉初的诸侯国的确更近于战国。“有限皇权”的第二个层面，是西汉君臣间的关系，即史家常称的“任侠”。增渊龙夫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中提出，春秋以来，随着国家组织方式的变化，人与人结合的方式也有所改变。权贵养士，游侠结交，形成诸多独立的团体。这些团体内部，另有一套伦理规则，重然诺，轻国法。在这种风气之下，“约”与“誓”，往往比法律条文更具有约束力，集团内部的秩序，也比官爵更为重要。刘邦和与他同定天下的伙伴，在连年征战中以这种方式结成共同体。汉王朝建立后，共同体的运行方式又进入了君臣关系。在刘邦和他的功臣之间，存在着制度以外的联结方式。其最显著的体现，就是“白马之盟”。据说，刘邦曾与群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这一约定，以盟誓的方式达成。而保证这一誓约被遵守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参与者处在同一任侠集团中，都认同“约束”的效力。毫不意外，如果身在集团之外，约定的效力也将烟消云散。
高句丽壁画狩猎图（来源：sohu.com）
这种“任侠”的结合方式，就是汉初功臣政治的基本原则。其运转方式，不妨以人所共知的故事来做个说明。《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中为流矢所中，伤势沉重。吕后于病榻前询问后事：“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刘邦答以曹参。吕后复问曹参身后如何，刘邦答以王陵，又补充说，王陵为人戆直，需以陈平辅之。周勃略无文采，却能安刘氏，可为太尉。当吕后再问接下来的人选，刘邦便回答：“此后亦非尔所知也。”这故事不宜泛泛视之。可与之相对应的，是记录在《史记•曹相国世家》中的故事：惠帝二年，听闻萧何去世，正在齐国为相的曹参催促舍人收拾行装，他说，“吾将入相”。这并非曹参未卜先知或过于自信，而正来自汉初君臣的共识。刘邦平定天下，论功行赏，大封列侯，功臣皆有位次。单纯按照军功排序，排名第一的应为曹参，然而刘邦心属萧何，赖安平侯鄂千秋一番解说，最后排定萧何第一、曹参次之。曹参以军功第一而屈居其次，萧何身后的丞相人选，也因此除曹参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军功所排定的是封赏的厚薄，任职的高低又不全以军功为据。刘邦的功臣中，功最高者有二十余人，三公九卿的人选，多本此而来。而曹参以下的王陵、陈平、周勃等人，虽大致不出此列，却不再严格按照功次排序。单凭军功，陈平远在后列，周勃又在王陵之前。而刘邦的排序是王陵先任，周勃又后于陈平。这种排序，综合了军功、个人才性，以及任侠集团中与刘邦的亲疏关系。如非在刘邦生前已达成默契，恐怕难以顺利交接。这个故事中第二个关键的细节，是提问者吕后。吕后以“刚毅”闻名，于惠帝时即参与朝政，惠帝去世后更是大权独揽，以太后称制七年。直至吕后去世，功臣才诛杀吕禄、吕产，将权力归于刘氏。太后称制多见于后代，史家往往以“外戚秉政”目之。然而，后代外戚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均自皇帝而来。吕后的权力，却既不来自惠帝、少帝，甚至也不完全来自刘邦，而是来自她与她的家人在秦楚之际立下的功勋。刘邦即位后，吕后宣召淮阴侯韩信，斩之于长乐钟室。梁王彭越找吕后求情，吕后却令舍人告其谋反，最终以法诛之。姑不论史书叙述中是否有为刘邦开脱的用意。诛杀两员骁将，吕后未假他人之手，甚至无须预先告知刘邦。吕后在高祖时代即拥有相当的权力，应是实情。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吕后本人就是功臣集团中的一员。因为婚姻关系与性别，她无法进入功臣序列，却并不意味着她在这一秩序中缺乏权威。在秩序之中，即受秩序所制。惠帝去世后，吕后悲痛却不能流泪。张良之子张辟彊时任侍中，他劝说当时的丞相王陵，吕后不能哭泣，是因为“畏君等”。所谓“君等”，当然指王陵、陈平、周勃等功臣。张辟彊又说，如果王陵能够及时处理这一情况，拜诸吕为王，或能“幸得脱祸”。张辟彊的措辞微妙，似乎说明，吕后同样有控制甚至威胁功臣安危的能力。当时诸吕无一人手握兵权，功臣集团占据所有重要职位。单从实力对比而言，功臣集团远压吕氏。但是，他们仍选择顺从吕后的意志，将军权交给诸吕。其原因在于，刘邦集团中的秩序与默契，维持着重臣之间的平衡。如果打乱其中任何一环，其他的安排也可能被破坏。吕后的权威一旦遭到侵害，也意味着军功重臣的权威将受到挑战。若有人不得不取代吕后的位置辅佐少帝，则将打破功臣之间的平衡，结果难以预料。此即张辟彊所说之“祸”。因此，对整个功臣集团来说，维持现状最为稳妥。
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出土的“皇后之玺”，是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汉代皇后玉玺（来源：shaanxi.smart-museum.cn）
吕后二年，她下诏重新确认列侯的次序。这一排序郑而重之地被藏于高庙。这正说明，对作为军功集团一员的吕后最有利的，就是强调刘邦时代定立的秩序，这是她权力正当性的来源。为了自固，吕后广封诸吕、压制刘姓诸侯王，违背了“非刘氏不王”的约定。不过，她的内外策略，仍遵循高祖时代的原则。直到文帝即位后，功臣政治运作的方式才又经历了一次调整。吕后死后，功臣集团迅速反扑，诛杀吕氏全族。随后，功臣们讨论皇子中谁可继任大统，最后选中了代王刘恒。此时的大功臣们清君侧、行废立，权势如日中天。深受刘恒信任的郎中令张武曾评价他们，“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即暗示功臣集团有夺取帝位的能力和可能性。对于周勃、陈平等前朝功臣，文帝深为忌惮。在即位当年，他就益封高祖功臣，再次强调过去的秩序。但是，文帝远从代国而来，功臣集团的秩序毕竟打破了，曾经的默契逐渐松动。文帝很快下诏，要求列侯不得久居长安，应回到自己的封地。文帝三年，他免除绛侯周勃的相位，令他作为表率，回到自己的侯国。文帝十一年，周勃去世。
西汉虎符。虎符是调动军队的凭证，两半虎符对合无误，方可发兵。虎符象征了君臣之间权力秩序的授予与制衡（来源：dpm.org.cn）
此时，终于可以回到“吕后问身后事”故事的第三个细节，刘邦最终的回答是“此后亦非尔所知也”。这并非敷衍，不妨理解为，临终前的刘邦感受到了人力的界限。无论如何思虑万千、安排周详，人有无法抗拒的命运，那就是死亡。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提出问题的吕后，回答问题的刘邦，都将面对生命的尽头。周勃身后如何，超出了这一辈人能够预料的范围。曾经坚不可摧的秩序，将随着一群人的消逝而动摇。功臣的后人仍将倚靠前辈的功勋而获得优渥的生活，却不再能够获得同样的权威。刘邦、吕后均是当世英雄，“非尔所知”四字，是生命给他们的限制，也是任何一种秩序天然的终点。时代如何结束，时代如何开始？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发生在一夜之间，然而无论如何调试与迁就，文化、习俗、记忆漫长的回音久久拖曳不散。在西汉，战国的余响所持续的时间，接近六十年，它附着在代际之上，周勃身后，犹萦绕未绝。原来丈量历史的尺度，是人的生命。那些巨大的转折，往往发生在重要人物离去之后。一代人的凋谢，宣告着文化风气的彻底转移。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一切历史分期都将失去它的意义。《汉兴》，李开元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来源：cul.china.com.cn）二〇一七年，尚晓岚曾提问：“历史学家为什么忘记了人？”在《秦崩》《楚亡》与《汉兴》中，李开元则试图回答，历史叙述中应当有人。这提问与回答都不容易，它们的背后隐含着太多未曾言说的问题。比如，历史研究是否与历史写作彻底分离？比如，传记是否永远从学术研究中脱落了？更要紧的是，如果材料只允许细述帝王与功臣的故事，我们对时代的理解是否还能够前进？在时间的洪流中，个人的生命应当置于何处？如果曾不得不与所爱之人分离，就不难理解田南和阑。这是跨越时空的人类情感的共振。如果能理解是何种力量最终造成了田南与阑的分离，便跨越了自身的处境，理解了异时异地的人类经验。这理解毫无用处，却使人的心智变得更加丰富与复杂。历史写作所呈现的，就是这种丰富与复杂。它无法改变历史，却能改变我们自己。最终，我们以自身生命的长度度量历史，并用在其中寻找到的联结支撑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宏观派和微观派也许都可以缓解几分焦虑。作为人类，我们如何能摆脱自己？作为人类，我们何必摆脱自己。历史以死亡迭代，以记忆延续。轮回其中，是我们的宿命。（《汉兴》，李开元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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