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叫魂》的多余话
文 | 张 鸣
（原载《读书》2000年6期）
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叫魂》，是一本很多人读过并且谈论过很多的书，似乎即使从节约笔墨和纸张的角度，我也没有必要再来说三道四。但是读书人的毛病就是不仅要读而且要说，有话要说的时候，不说就憋得难受。不然怎么当年一“引蛇出洞”，就引出了嘴巴发痒的几十万右派。在此我想要说的是由《叫魂》引发的一点漫无边际的联想，对这本书来说应该算是多余的话。
孔飞力这本书其实不过是讲了一个最平常的故事，一七六八年中国的浙江德清县发生一件妄图取人的毛发施法来蛊惑人的事件，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借此把人的魂摄走(这本书的译名有点问题，不如将SoulStealers直译，叫“窃魂者”更适宜，因为过去中国人常将孩子因病昏睡或昏迷视为“丢魂”，而招魂的把戏通常就是在门外或者被认为丢魂的地点大声地叫，所以又被称为叫魂，这种现象，孔飞力的书中也曾提及，故而将Soul Stealers译成“叫魂”，似有造成混乱之嫌)。像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中国实在是平平常常，连老太太小孩都司空见惯。不过，这种把戏大多在背地里干，即使露了馅，也很少闹到衙门上去。实在不可开交打上官府，清朝的官虽然多数是缘八股爬上来的，但常识还是有的，断不会对此大惊小怪。这种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厌胜之术的巫术，已经过人类学家证实，不仅中国有，世界其他民族也有或者曾经有过，所以，并非只有中国人特别坏或者怪。然而，不知道怎么一来，类似的“妖术”事件在江南地区又冒出了几件，因而惹动了清朝乾隆皇帝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把它当做“政治事件”来追查，于是举国上下沸反涛天，最后发现什么事没有，大家原来是在见鬼。
我由此想到的第一点，是在这个故事里乾隆之所以大动干戈，本来是因为他老人家发生由剪毛发(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点辫梢)到剪辫子再到反满叛乱的一连串联想。在这里，显然辫子已经化为了某种政治符号。然而，这种符号自满人入关以来是有变化的。剃发本是中国北部若干少数民族的习俗，来自白山黑水的满族只是其中之一。在满人入关之前，他们的头顶的毛发绝大部分都是要剃掉的，入关之后，强迫汉人遵从满俗，将剃发作为顺服与否的标志。那个时候，满人在乎的是头顶的毛发剃了没有，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至于剩下的少许头发编成的小辫子倒在其次。但是到了乾隆中后期，在汉族文化同化力的潜移默化作用下，不分满汉，大家的头发越留越多，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就代替原来的秃顶成了臣服的象征。自以为聪明过人的乾隆并没有悟出这身体政治符号的改变其实是暗中着了汉人的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关注着臣民头上一根根的辫子，甚至将之看做政治异动的晴雨表。所以，原本充其量是剪去少许辫梢的巫术恐慌，在“圣明”而又精力过剩的乾隆眼里，一下子就有了政治反叛的意义。当然，从乾隆之前与之后的叛乱事件来看，他的疑心倒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但是这次却只能证明，即使在长期的太平年景，一向自诩“圣明”和能力超群的他，其内心深处依然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敏感和虚弱。
我想到的第二点，是有关妖术之类的讹言传播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在中国，这种巫术性的事件(即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往往会经过一连串的讹言放大成为普遍的恐慌，中国下层社会总是不乏乐于制造和传播的好事者，不明白事的和过于明白事的都有。孔飞力所描述的巫术恐慌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时有发生，前年就在浙江省出现过一起所谓弹棉絮的人在棉絮中放东西祸人的事件，一时闹得城乡嚣然。不过，这种由于巫术鬼道引起的讹言恐慌，一般都有区域性，出了一定的方言区就逐渐消弭了。孔飞力所描述的“窃魂”巫术，在当年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搅得举国上下从官到民鸡犬不宁，其原因在于当时事件有“上下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民众普遍地具有相信巫术可以福人祸人的心理而且相当强固，一方面官方的严厉追查极大地拉动了讹言的流播，来自官府的正式行为变成了蜚短流长的佐证，于是，“妖术”的恐慌就异乎寻常地弥漫开来了。在这场大恐慌中，皇帝、地方官和一般民众是各有怀抱：乾隆眼睛里看的是反叛的异动；地方官面临的是文不对题而且棘手的政务；老百姓则是怕不知从何而来的妖术害到自己。对于下层社会而言，讹言和普遍的恐慌心理本身就是滋生事端的最好土壤，即使本来什么事情也没有的地方，也可能凭空生出事来。随着官府追查叛党的行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偷剪人家辫子行妖术的案件冒了出来，所有陌生的外乡人、游丐、游方郎中、艺人特别是四处化缘的僧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居心叵测的妖人。不言而喻，这些人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被冤枉的，而冤案的造成，多数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想像的是由官府威逼的结果，而是先在平头百姓眼里成了妖人，然后才有了官府的屈打成招。在乡村社会，凡是遇到危机，无论危机来自于天灾还是人祸，外来人往往会被视为危机的源头，尤其那些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职业的人如游方的和尚与道士们嫌疑就更大。而那些真正以巫术为职业或者半职业的乡村巫婆神汉们，反倒被轻易放过，当然，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本乡人，同时也不排除危机还不够大，不足以让乡村社会抛出自身的边缘人。
实际上到了后来的晚清时节，几十年不胫而走的关于基督教的讹言和绵延不绝的打教风波，其发生机理其实与一七六八年的妖术恐慌差不多。首先，如果没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讹言不能传得如此之广，其中绝大部分关于基督教挖心剖肝，取睛炼银以及教士教民乱淫奇淫的讹言，是绅士们炮制出来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官方的默认。其次，老百姓的确存在着对外来人尤其是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外来人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见。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一七六八年的妖术大恐慌中，连中国固有的游方僧道都大触霉头，更何况是那些蓝眼高鼻的洋人呢？至于洋教的淫乱的讹言特别多，其实中国民间关于僧人的这方面传说就不少，而两者恰恰都与读书人有关，可以说，大多是读书人发挥他们的性想像力编派出来的。前者，我们只消看看湖南著名乡绅周汉的打教揭帖就可以，后者自有那些描绘和尚怎样在庙里藏女人(而且多是美女)的小说在，也许有人还会记得那个有名的嘲骂和尚的叠字谣：一字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是优婆塞，四个字是色中饿鬼。越是崇尚禁欲的人，我们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越是爱编派他们的淫乱故事，自然，我们的下层百姓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特别善于将之发扬光大到离奇的地步。
当然，我们不怀疑下层社会的文化创造力，但是，下层文化毕竟存在着导向的问题，老百姓推许的人是绅士，向往的文化自然也是上流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经常会将上层文化的观念演绎发挥得让人啼笑皆非，但几千年来整个文化的方向还是皇帝认可的儒家的。
其三，我认为孔飞力此书最精辟的论述之一就是指出了在这次妖术恐慌事件中，暴露了官僚体系与皇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恰恰由于“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通俗一点说，就是皇帝与官僚体系，以及各级官僚之间，存在着对信息控制的争夺，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要“蒙骗上级”，一个要“了解下情”。
这种对信息控制的争夺，在前现代国度里是一种通病，并非属于中国特有的国情。由于没有大众传媒的存在，行政官员对于信息的控制成为可能，所以才会使得行政运作朝着这个方向走。在中国，虽然某些报刊史的专家为了祖国的荣誉，把京报和塘报也看做是报刊的前驱，但实际上那个东西跟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传统王朝里信息控制就总是好戏连台。做皇帝的总是没完没了地抱怨下面欺君罔上，他们最担心的也确实是臣子们的蒙骗，封锁消息，使得他们无法了解下面发生的真实情况。做臣子的则或多或少总是要瞒点什么，尽可能不让皇帝将自己治下发生的所有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历史只存在“猛人”和猛人的包围者，猛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冲破包围不可。皇帝的反包围术其实也相当丰富的，有监察系统和特务系统，清朝还有密折制度，有时甚至加上微服私访。皇帝身边的太监，常常是皇帝用来“突围”的“亲卫军”，所以无论大家怎样深恶痛绝，宦官之祸却总是躲不掉。
官僚对于皇帝的态度自然不可能都一个样子，不是所有的官都对皇帝藏着掖着，就像明清实行薄俸制，绝大多数官僚都会吃得肥肥的，至少不会受穷，但也确实有那么几个就吃那点干俸，甚至变卖了自家原有的家产来供养自己的“官身”的，但是对官僚体系整体而言，不控制信息是不可想像的。对皇帝的“欺”与“瞒”，并不只是要为自己贪赃枉法干坏事提供方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行政运转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地域差异过大的大国，偏偏要靠单一的行政网络来维系，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皇权意志是比较专断的，从中央到各个地方，无论差异多大，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子，适度的信息遮蔽往往是保持行政弹性的需要。对于清朝来说，尤其有这种必要，清承明制，但清朝的疆域要比明朝大得多，由于少数民族统治，统治的复杂性也要高得多，虽然明清的皇帝都是国家元首兼行政首脑，但清朝的皇帝尤其像乾隆这样的，勤政的程度却实在是高。说事必躬亲似乎有点夸张，但确实恨不得底下的事儿事事都清楚，臣子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眼里。远在紫禁城，高高在上而且自以为聪明的皇帝事事都要指手画脚，可是如果有哪个呆子真的执行“最高指示”一丝一毫的不走样，那么多半是要砸锅的，砸了锅皇帝自然不会担责任，办事的臣子乌纱帽甚至脑袋却可能因此不保。更糟的是，敏感而自作聪明的皇帝还会捕风捉影地生出事端，派下些“政治任务”让人执行，就像此次妖术恐慌一样，由剪少许辫梢行巫术的芝麻大的小事，想像成反叛朝廷的燎原之火，从而三令五申地布置追查清剿，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地方官无不吃尽苦头，挨够了臭骂。当时如果事件的原发地浙江的地方官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没有控制住信息(想必那个时候其他地方也有同类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没有上达“天听”罢了)，肯定不会有如许多的麻烦。
当然，官僚体系对信息的控制，谋私利的动机是免不了的，作弊的时候瞒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上面更是要瞒，瞒得越结实越好。而做皇帝的想要了解下情，最主要的是关心下属是否忠诚，是否在瞒着他搞阴谋，至于臣子们谋点“个人利益”，无论合法与否，只要不太过分，以至于激起民变，他一般是不会太在乎的。世上的事，无利谁肯起大早，惩罚的人太多了，谁来给他撑着江山社稷呢？要知道，中国的统治基础，与其说是老百姓，不如说是行政网络，只要“官儿们”还在给上头卖命，江山就完不了。
从表面上看，到了传统史学家所谓皇权专制鼎盛时期的明清之际，在信息控制的争夺战中，官僚体系一方好像是处于弱势，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查行政运行的动态，甚至打探臣下隐私，其实不然。传统制度的特质决定了即使贵为皇帝，主要也只能依靠行政系统来监控行政系统。历史证明，几乎所有被派出负有监督地方责任的官员和机构，最后都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地方官或者机构，监督权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分肥权”，只要不涉及类似反叛之类的“原则”问题，皇权对信息的控制往往就要落空。而依靠宦官来获取信息，一来他们同样可以被同化或者收买，二来副作用太大。
官僚体系控制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仅可以隐瞒，还可以误导，最擅长的也许就是作假和演戏。刚刚从考场上出来的新官也许不谙此道，但是不要紧，他们有前辈的指点，更有专业的官场操作者——师爷来替他们操办一切，所有的上报文书和报表都依例做成官样文章，连犯人的口供都可以做得合规中矩，纵有天大的冤情，也难以看出蛛丝马迹、点滴破绽。瞒上不瞒下，也瞒不了下，所以对乡绅的“舆论”还是要有所关注，为政不得罪巨室，靠乡绅实行统治就成了地方官心口相传的当官“基本原则”。至于演戏是预备给皇帝本人看的，在一般情况下，皇帝总能看到他想看到的。总的来说，皇帝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可能性也并不太大，除非他全然的昏或者傻。当然，聪明人被蒙的时候也有，但往往是由于他自己先发了昏，特别热衷于某种幻觉，宋真宗特好祥瑞，结果满天下都是祥瑞，几百岁的人和几千年的石头都出来为赵皇家捧场。在还不太久的过去的所谓“大跃进”年代，上头喜欢高指标，结果是吓人的“卫星”飞满了天。后来想要了解点真实情况，不得不把自己的秘书都打发下去了。
乾隆还算明智，没有把一七六八年这场恐慌闹下去。然而，从那以后剪辫子的谣传就成了一种清朝的社会病，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冒出来。先是传白莲教干这种事，等洋人洋教公开登陆以后，洋教士们又成了伙同白莲教一起绞人辫子的罪魁。直到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剪辫子的谣传再一次大规模流行，罪魁依然是白莲教和洋教，义和团还因此杀了不少洋人和教民以及在北京抓了一堆不知是真是假的白莲教。民国了，皇帝不再坐龙廷，平头百姓不乐意剪辫子的还是太多太多，冯玉祥回忆说，他的士兵有的被强迫剪了辫子，竟然哭得死去活来，以为自己从此小命休矣。当辫子的有无作为政治符号的担忧不再存在时，巫术的恐慌却强固地留了下来，也许还会留下去，官僚们对信息的控制争夺也在演下去，不过，我们似乎比古人乐观一点，毕竟已经有“焦点访谈”了。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八日于太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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