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礼俗——人文的“印记”
今日上元节。吃元宵，赏月观灯，猜谜打趣，舞龙舞狮……很多地方都会红红火火地“闹”元宵。从人们的心理角度，新的一年是从明天正式开始的。时间本无影踪，但“岁时礼俗”让时间带上了人的痕迹。过年的种种礼俗，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只是把现代社会中的礼俗之类，看作不得已的旧的遗痕，那是过于简单的看法。”舒芜的这篇读书笔记，实在地记下阅读民俗学著作的心得，对于觉得年味儿越来越淡的我们，或许有些启发。
文 | 舒芜
（原载《读书》1993年2期）
逢年过节，婚丧庆吊，现在大城市里面，日趋简化，但是仍然有许多礼俗，相沿未改，至于农村和中小城市，自然保存得更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破四旧”，包括了要破除这些旧礼俗的意思，当时的确把全民族的生活弄成监狱一样的刻板枯燥，可是效果不长久，“文革”后期已经松动得多。到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新时期，我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正常的年节庆吊活动恢复了，甚至先富起来的人大操大办，过于铺张浪费了，都可以看出这些礼俗在民族生活中根基深厚，实在不是轻易能动摇的。
大家忙忙碌碌地过年过节，贺喜吊丧，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这些礼俗，追本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某种迷信的、落后的、原始的、野蛮的起源上去，那么又为什么不能也不该把它们都废除掉呢？我有时这么想过，可是想不出所以然，也就不深究，姑且搁过一边，思想深处还是把这些礼俗当作不得已的落后的遗痕看待。
直到最近，我才觉悟到这种看法的不对，这是读书之益，是因为我偶然读了几本讲民俗学的书。这些书是：《中国岁时礼俗》、《中国人生礼俗》、《中国吉祥物》、《中国崇拜物》。这四部书，同出一位作者之手：乔继堂，都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民俗丛书》里面的。书中有丰富的材料，读起来生动有趣。而我觉得最得益的，乃是每书之首的理论部分，使我能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平时习焉不察的许多礼俗现象。
首先，我知道了“岁时礼俗”和“人生礼俗”的分类。每一年的元旦(今天叫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等，是属于“岁时礼俗”之类。每个人从初生到满月，从成人到成家，每年的生日，逢十的整寿，死亡时的哀悼，死后的祭礼，等等，是属于“人生礼俗”之类。常言所谓“逢年过节，婚丧庆吊”，正是分别说到两类的礼俗活动。
其次，我知道了两类礼俗的最突出的不同特点，就是“人生礼俗”建筑在时间不可逆性概念上，“岁时礼俗”则建筑在时间可逆性概念上。一个人一生中的每一项人生礼节，例如洗三，满月，成年都只能过一次，永远不可重复，不可回头；即使年年要过生日，你今年过了十八岁的生日之后，明年便只能过十九岁的生日了；逢十的整寿的不可重复性更是清楚，过去诗人的集子里总有《四十自寿》《五十自寿》之类的诗题，过一次有一番“年华不再”的感慨：这就叫作时间的不可逆性。“岁时礼俗”则相反。每一年的元旦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之类，年年如此，周而复始，每一个节日都像上一年同样度过，不着重与上一年之异，只着重与上年之同；尤其是各个民族每年都欢呼庆祝“春回来了”，这个春天就是上一年的春天的复归，这一点最透露出岁时礼俗的时间可逆性的特点。
再次，我知道了两种礼俗的用意：“人生礼俗”的用意在于“通过”，“岁时礼俗”的用意则在于“强化”。人的一生，有如竹子，有一个一个“节口”。一个人要成长壮大，要走完人生途程，要在既定的群体中生存，就必须一一通过这些“节口”。而帮助你一一顺利“通过”的“手续”，就是五花八门的人生礼仪。所以，人生礼仪可以称为“通过礼仪”。至于每年的“岁时礼仪”，每一项都在连续反复的同一时点上进行，每年重复的节日表面上是一个叠加、层积，实际上是生命的再生，能量的积聚，给人一种沉重的历史感，也给人一种永恒的绵延感，让人以越聚越充分的能量前行，让人在越积越厚越高的历史上前瞻，这就叫作“强化”。所以，岁时礼仪可以称为“强化礼仪”。
又次，我知道了两种礼俗的作用。“岁时礼俗”有调节劳动和休息的作用，这是它对人们生活、生产的调控，同时是对社会关系、人神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控，通过岁节的问遗馈赠来调适亲友邻里关系，通过祭祖来调适人与祖先与家族的关系，通过敬神来调适人与神的关系，等等。“人生礼仪”则有人的“文化化”(或称“社会化”)的作用。人是社会的动物，文化的动物，他从生到死，都处在连续不断的文化化过程中，其间又可以相对地分成多少阶段，人生礼仪就是考察这些阶段文化化状况的手续。人们通过这些礼仪，一步一步学习怎样进入自己的“社会角色”。例如，各种各样的入会式、成人式和婚礼，使每一个由青春走向成熟的人，进行准备，接受训练，树立起比较确定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从而被家族、社会集团接纳为正式成员。
尤其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两种礼俗的认识论基础。
先说“岁时礼俗”，这是人对时间的把握。时间本是无影无踪的，但是，人根据星斗转移，日月升落，动物出没，植物荣枯，等等，制订了历法，于是有了一个标尺，来量度那无影无形的时光，这是人对时间的把握，是人的主导性和能动性的表现。历法所反映的是“客观时间”。在此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创造了“人世时间”，这就是一整套“岁时礼俗”所安排的生产和休闲，劳作和娱乐，敬神和事鬼，人际关系的联络等等，这是人对自然时间的把握和利用，是人的主导性和能动性的进一步的表现。人无法操纵时间改变时间，只能够认识时间利用时间，人类创制历法，创制岁时礼俗，便是把时间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把人的印记打在时间之上。
再说“人生礼俗”，这是人对自身的把握。人体本身不断在变化，有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性的成熟，死亡的迫近，等等。这些差异和变化又经常作用于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和生活等方面，人们才对此加以注意，并且逐渐总结出一整套规律。古人只能运用前逻辑思维、万物有灵论等等来解释这些差异和变化，来解决这些差异变化所引起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于是便有了人生礼仪。
总而言之，“岁时礼俗”和“人生礼俗”都是人的主导性能动性的表现，都是人对外界对自身所打下的人文主义的“印记”：我达到这个认识之后，便能从哲学上根本上懂得过年过节、婚丧庆吊的存在根据和重大意义。
同样的道理，“吉祥物”和“崇拜物”的意义也是如此。第一，关于“吉祥物”：人们向往和追求吉祥，于是将某些自然事物和文化事物视作吉祥的象征，相信利用这些事物可以规避灾祸邪祟，获致吉庆祥瑞，这些事物就是“吉祥物”。人们从物质上利用和改造自然，是生产活动；人们也从观念上利用和改造自然，这就是吉祥观念。“吉祥物”的出现，可以称为人对外在世界的“观念的胜利”。第二，关于“崇拜物”：人们要生存，要发展，仅靠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于是想要利用外在力量，这种外在力量及其载体就成为人们的“崇拜物”。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现实能力在观念中的延长。所以，“吉祥物”和“崇拜物”，同样可以说是人的主导性能动性的表现，是人文主义的“印记”。
所有礼俗，所有的吉祥物和崇拜物，其起源都在初民社会，因此都包含了反映了初民的野蛮思想，他们当时只可能有这样的思想。但是这些礼俗之类，文明社会中仍然存在，甚至现代社会中还不断有新的礼俗、新的吉祥物和崇拜物被创造出来，例如现代的五一节、三八节、开学典礼、就职典礼、熊猫吉祥物等等，这是因为人类的主导性能动性的需要一直存在，人文主义的“印记”的需要一直存在的缘故。现代的礼俗当中，初民的野蛮思想大量地被改造了，被新的思想感情所替代了，也有一部分则沉积在人们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深处。所以，如果只是把现代社会中的礼俗之类，看作不得已的旧的遗痕，那是过于简单的看法。
以上就是我读了乔继堂先生的四本书之后，觉得思想认识上最得益之处，我还没有记述得很详细，只记了一个大概。年轻时我读过一些民俗学的论著，也许因为那时中国民俗学还在初建时期，我的印象是，这些论著以材料的搜集为主，而理论性不足。几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再接触民俗性论著，现在读了乔先生的四本书，才知道中国民俗学在理论性方面已经有了这样大的进步。我不是说这些理论都是中国民俗学家自己创造的，书中明明交待清楚，这些理论是从外国民俗学家如热纳、特纳、查普尔、库恩等人那里来的，特别是法国民俗学家阿诺德•凡•热纳(旧译范冈内普，一八七三—一九五七)，最为作者所称道。但是，能把外国民俗学者的先进的理论，应用于中国民俗材料的研究，这本身就是中国民俗学的理论上的进步。何况，书中也有些问题的探究，例如关于中国岁时礼俗的历史发展有六个时期两个飞跃的理论。六个时期是：先秦为萌芽期；汉代为定型期；魏晋南北朝为第一次整合期；唐宋为第二次整合期；辽金元为局部整合期；明清为中国岁时礼俗大放光彩时期。两次飞跃是：汉代定型为第一次飞跃，岁时礼俗从不自觉转为自觉，标志是原始崇拜及信仰因素的消灭；唐宋整合为第二次飞跃，标志是娱乐成分在礼俗中取得主要或主导地位，审美因素也渗透其中。这些理论成果，更非来自外国；而是中国民俗学者自己的。
我不了解中国民俗学的整个情况，并不是认定乔先生这四本书，就足以代表中国民俗学的最新最高成就，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我只是如实记下了我读这四本书的心得。
我这只是一篇读书笔记，并不是书评，我没有也不打算在这里全面评价这四本书的优点和缺点。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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