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亮：艾柯的“小辞”
文 | 王东亮
（原载《读书》1999年4期）
意大利人翁贝尔托·艾柯(一九三二—— )在他颇受欢迎的法国又出了本新书，书名匪夷所思：《如何与三文鱼同行——仿作与伪作新编》。
艾柯是三部小说的作者，其中之一是畅销全球的《玫瑰之名》。他同时又是著名的符号学家，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就主持着古老如索尔邦、剑桥的波洛尼亚大学的符号学教席，据说这是全世界大学中所设的第一个符号学教席。按理，作家与符号学家的双重身份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表达手段，尽可以在学术研究与文学虚构中驰骋自己的思想，甚至可以将二者融合为一，互相阐发，如《诠释与过度诠释》的理论命题围绕他的小说创作展开一样。但是，年近古稀的艾柯似乎不愿再接受任何的限定，不论它来自可敬的同行还是来自可爱的读者。在这部题目略显生猛的新作中，大至星际、小至故乡，高雅如文学、低俗如食色，艾柯“老顽童”一样操练起谐语奇文，时时让人忍俊不禁。
《序言》中，艾柯提到了消遣的权利，他说：“我捍卫消遣的权利，特别是当它适于演练语言的时候。”这让人想起他在另一个比较严肃的场合写下的文字：“他只是想拆除横在艺术与消遣性之间的栅栏。他本能地理解到，使众多的读者感动并占据他们的梦境，也许正是今日先锋派的作法。”(《<玫瑰之名>注》，“后现代、反讽、消遣性”)只是那次他议论的是后现代文学，而这次他面对着的是后现代社会。
全书依空间范围的大小按顺序结构成四篇：星际篇《军衔与星系》、人间篇《使用说明》、学界篇《伪知大全》及故土篇《皮埃蒙特的亚历山大里亚》。星际篇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演绎了若干个世纪以后的星际政府与银河系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在处理同性恋等违犯军纪事件中，如何面对少数族裔权益及习俗多样化的问题。《使用说明》以作者亲见、亲历事件为主，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中的种种荒谬不经，如成为书名的“如何与三文鱼同行”一章讲的是人面对电脑的故障与错误的可笑处境。《伪知大全》脱胎于艾柯及其同事与学生们的一个伪知、反知全书计划，它以夸张的形式描绘出大学与学人的一些怪状，如某个“无价值比较学院”计划设置的专业包括“吉普赛人城市学”“无声电影的语音学”“西藏海洋学”“古希腊时代美国史”“当代苏美尔文学”“侏罗纪农业史”“摩纳哥大公国殖民史”等。至于最后一篇《皮埃蒙特的亚历山大里亚》，那是一份难得的艾柯自叙，他谈到了他的故乡，谈到它平凡的历史及传说中的“显迹”，尤其谈到了作为一个“没有华章，没有神话，没有使命也没有真理的城市之子”所感到的骄傲。
这里所编译的数章文字，也许不具代表性，但大致可透露出《如何与三文鱼同行》一书的写作风格，并至少让人瞥见另一个艾柯的侧影，一个在反讽、戏仿中向你讲述某些事物的真实、让你看出“我本善良”的艾柯。在谐谑、调侃的背后，并非没有发自内心的愤怒和坦荡赤诚的热情，而艾柯的恨与爱似乎在游戏般的文字中得到了更好的表达。比如，经他提醒，我们方知道原来平日所看到的大多数情节拖沓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淫秽”的；当我们被“顾客即上帝”的口号所迷惑，陶醉于所谓“超值享受”时，我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被当作成人看待……
艾柯触及了后现代西方的某些意识形态编码及消费社会的某些符号化机制，这与罗兰·巴尔特在五十年代写成的《神话集》的作法有些相似，两位符号学家都在解读、揭破着什么，但仅此而已。也许专业的要求只能让他们有距离地观照，但曾让巴尔特尴尬的地方如类似“结构不上街”的事故，艾柯已经泰然处之了。毕竟世界又发展了三四十年，彼时曾对《007系列》的叙述结构与意识形态做过有趣分析的艾柯已步入晚年，不再受入世与出世、介入与不介入问题的困扰。
另外，文体上“随心所欲”的艾柯也可能没打算取悦所有人，这部新作就不时显露其“阶级立场”。以被选作书名的《如何与三文鱼同行》这篇文字来说，虽然它讲的是电脑的故障与错误为人们所带来的烦恼，但如果我们借用艾柯分析“雪茄”与“手机”时的方法，可以看出：能被请到斯德哥尔摩与伦敦做学术旅行，并能在瑞典买一条“巨大的熏三文鱼”经英国带回意大利供家人享用，这行为在当代西方大概非中产者莫属。我们可以猜想，下层百性即便有吃三文鱼的雅兴，购货地点或许就是居地附近的超级市场；而上层的富人与权贵，大概是不需亲自带三文鱼旅行并为如何使之在旅馆房间里冷藏保鲜伤透脑筋的。由此得出结论说艾柯是“精神上的中产阶级”还略显轻率，但它至少可被作出如下解读：对接受美学素有研究的艾柯，在选择这样的书名时，除了施展搞笑的才华，也暗中“建造”好了这本书的“标准读者”。
“文本在那儿。”这是艾柯在面对着对其作品的各种阐释时喜欢说的一句话，大意无非是把解读的权力下放给各式各样的读者和批评家，而自己则宁愿放弃一般赋予作者的权威。其实，这也让任何外在的界定与评说相对化了。不过，即便相对说来，《如何与三文鱼同行》一书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求知、向善的动程。
当然，什么也代替不了这本书本身健康、轻松且有趣的文字。它也许会让某些总感觉重任在肩、时时不忘“横眉冷对”的人士动些肝火，殊不知早在八九百年前的宋代，中国的读书人就有“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辞”的宽怀。想来艾柯写出的作品早已是“坐读”、“卧读”均备了，这不入流的《如何与三文鱼同行》或可以被归入“小辞”一类？
健康，每种健康；自由，每种自由。这大概是艾柯写这部书时的座右铭，正如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倡言：“开朗，每种开朗。”
苏格拉底
希波克拉底
柏拉图
挪亚
耶稣
犹大
尼禄
阿贝拉尔
诺查丹玛斯
伽利略
维柯
罗伯斯庇尔
马拉
舒伯特
诺瓦利斯
叔本华
爱因斯坦
而达·芬奇没有言语，只是报以暧昧的微笑。
使用手提电话的人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残疾人，他们不得不与医生及医务部门长期保持联系，现代技术为他们提供了及时获得救助的工具。第二类人是消防队长、急救医生及(等待收新尸的)人体器官移植人员，他们有着繁重的职业负担，手提电话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快乐。第三类人是有着婚外情的男女，手机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终于可以避开家人、秘书与同事来接收对方的信息了。以上三种人有权得到尊重，在饭店、电影院或葬礼中受到头两类人打扰是可以接受的。至于第三类人即通奸男女，他们多半采取低姿态，以避人耳目；不过，依目前发展情况看，只要一位丈夫或妻子没有什么职业需要却购买了手机，就事实上意味着他或她开始了婚外交往。
还有两种不受人待见的手机使用者。首先是那些喋喋不休之徒，这些人可以在刚离开家人与朋友时就打开手机与他们再谈些家长里短。他们既不知享受独处，也不知如何与人欢聚，总之，无法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产生兴趣。这种人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最后一类人在社会地位上与买假手机的人差不多，他们令人生厌地在公共场所显示出他们是“万人求”的角色，他们在火车、机场或饭店中故意让别人听到的电话内容往往涉及到十分复杂的商务活动，异常敏感的金钱交易，迟迟不到货的成船钢材，一集装箱的领带订货……他们以为这样做显得很富有，很“洛克菲勒”，可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洛克菲勒们根本不需要手机，而是拥有庞大的秘书处。有权势的人根本不必去接每一个电话，总有个女秘书会在电话里回答：“老总在开会。”
对文学名著的社会学批评一直忽略了对作品的内在结构的研究，这时的内在结构不是指那些无法进行科学验证的文学质量问题，而是涉及到叙事文本的内在社会经济学的数量问题。简言之，在每一部小说中，我们都应对作者在所撰述的经历中所投入的费用进行计算。这一计算对第一人称小说似无必要，那里的花费都是叙述者本人的，但涉及到一个全知叙述者与所有人物平摊的费用时，情况要复杂得多。
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几乎一文未花，主人公搭的是去西班牙的货车，住处及被褥是由共和派人士提供的，女主人公更是只在睡袋里过夜。新小说家米歇尔·布托尔只为他的《变》买了一张火车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也只是一张船票的费用，因为岛上的一切都是白手起家。花费昂贵的应数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要去盖尔芒特家作客，礼服是必须的，还要带鲜花和礼物，巴尔贝克带电梯的旅馆及祖母的汽车就不用说了，单是用来寻找阿尔贝蒂娜的自行车在当时就不知要比今日贵多少倍。写远行、冒险的作家更要考虑预算的问题，康拉德运气得多，除了获得“上岗证”所做的投入外，他的船长们都是被花钱雇来的，船上的一切都归自己支配。凡尔纳的费用要高得多，仅以《八十天环游地球》为例，在今日的新加坡，一个像样的旅馆房间就一千法郎一夜(按人头算)，更不要说到世界各地要租用的各式交通工具了……对同一经历在不同小说中的花费的比较也会让我们深受启发。《巴玛修道院》中的法比利斯在滑铁卢什么都没搞明白，这证明斯汤达使用的是亲身经历，没有什么破费。而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却像绘制帝国版图一样，重现战场，动用了千军万马，甚至启动直升机航拍。
类似的比较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出两种叙述形式的差异。其一是小说(novel)，它是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现代的，造价低廉的，因为作者往往使用的是亲身经历。其二是传奇(romance)，它是幻想的，贵族式的，超现实并且超投入的，因为一切都是重建和演绎而来。可是怎样重建呢？只能借鉴已经存在的各式文本。由此我们可以去领悟“对话论”及“互文性”的真谛。
“政治上正确”的专制已经促使人们去改写一些传统的童话、寓言，以避免发生对一些少数族群的歧视。比如“七个小矮人”今后只能被称为“具非标准身材的成人”。依据宗教、政治、性别上正确的要求，我改写了“小红帽”的故事。为了选择一个“政治上正确”的背景，我让故事发生在美国，因为那里林木繁多，常有野兽出没。
这样，“小红帽”，一个幸而没有长大的女人，在一天早晨，偶然来到林中。她没有摘磨菇，也没有采草莓，因为她是“保护自然协会”的成员。而作为“促进与动物界共处共存协会”的会员，她又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狼的到来。碰巧的是，到来的狼属于“同性恋动物协会”，该协会鼓励动物与人类自由地发生性关系。他们约到了就近的一个汽车旅馆，正好“老祖母”潜伏在那里。老人家所属协会不用说了，那是一个赞成恋童、乱伦、食兽、食人的非素食主义组织。她吞掉了狼，又吞掉了“小红帽”，都是整个吞下，因为她还属于另一个协会，这个与营养卫生有关的宗教组织认为咀嚼食物实为罪过。
这时候“非猎人”出现了，他属于“全国来福枪协会”，也是一个极端生态保护主义协会的成员，根据该会的章程，人们有权杀死食动物肉的人类。这样，不尊重动物生命的“老祖母”被有权杀人的“非猎人”射杀了，“小红帽”和狼安然无恙地从“老祖母”的腹中活出。
事后，“小红帽”的母亲领着女儿去“非猎人”任主持人的电视台致谢，企盼与“非猎人”建立亲密的联系，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盛怒之下，母女二人忆起“非猎人”射杀“老祖母”时吸着烟斗，于是以“污染环境”“传播致癌物”“预谋杀人”等罪名控告“非猎人”。“非猎人”被判坐电椅的死刑，大家从此幸福地生活。
这里的黄片不是指那种像《巴黎最后的探戈》一样具某种色情气氛的电影，而是指以刺激观众情欲为惟一目的的电影。通常法官们在判别电影是否淫秽时要研究它是否有艺术价值。在我看来，真正的标准应该是对影片中停顿(temps morts)的计算。
淫秽电影通常由一些不加掩饰的性事场景构成，其中的可能性无非是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人与动物等。在这些场景之间总要有大量的停顿，不是开上十几公里的车才到达目的地，就是在旅馆登记处没完没了地办理入住手续，要不就是某个女郎不停地咂着各式各样的饮料，最后才告诉你她喜欢萨福更胜于唐璜。影片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若没有停顿，只有永无休止的性事场面，如男主人公不停地强奸女主人公，演员们身体上吃不消，制片人经济上受损失，而观众心理上难以承受：毕竟要有个接近常情的背景吧。因而，停顿对淫秽电影是绝对必须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我们坐在电影院时，如果片中的人物从甲地到乙地所花的时间超出了观众预期中所能接受的时间，那我们看到的就是黄片。
在今日的美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吸香烟者成了过街老鼠的时候，吸雪茄却成了一个时尚。吸雪茄的人在晚餐结束后或晚会的进程中，可以像炫耀战利品一样叼上雪茄，他知道这不会让人们大惊小怪，因为雪茄是被宽容的、允许的。吸香烟的人不仅要等着合适的机会，还要征得周围人的同意。即便是跑到公共建筑物外吸香烟的人，众目睽睽之下也是做贼般不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歧视呢？
其实，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可被阐释的，某些流行的时尚应该被作为明显信息来解读，因为它传递着某种意图，属某种象征性行为。拿雪茄的现象来说吧。如果不考虑它的象征意义而只进行功能性解释是明显站不住脚的：即使承认人们仍旧有吸烟的愿望，也无法说明为什么社会对吸雪茄者宽容，对吸香烟者不齿。有人还说雪茄对健康危害更小，因为人们不吞吸它，这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它并没有消除被动吸烟的危害，并且它对环境的污染更厉害。
正确的解释是：当局发动了反对吸香烟运动，视香烟为健康的公敌、死亡的象征，该运动很快得到了上层社会与中产者们的响应，仍在吸香烟的只剩下黑人、中下层妇女、老年人、流浪汉。渐渐地，社会差距出现了，香烟成了穷人、落魄者的标志，而雪茄(除了少数劣质品外)则没有任何无产者的内涵。它很贵，需要花费时间与金钱，它与有钱有势的人们联在一起。它不是像香烟一样，是人们可以随便索取的，而是一种赐予之物，当人们递给你一支上乘的雪茄时，你会感觉就像你接受的是昔日的公侯送给你一枚价值连城的钻戒。
小时候，卖冰棍的常推车卖两种冰淇淋，一种是五分一个单棒的蛋卷，一种是一毛一个的双棒蛋卷。我常常对那些和我年龄一样大、左右手各拿一个五分单棒蛋卷的孩子羡慕不已。他们轻巧地转动着脑袋，在左右手上一会儿舔一下这个蛋卷，一会儿舔一下那个，这在我看来简直是气派非凡。我终于忍不住艳羡，向父母要求和他们一样买冰淇淋吃。我的父母显示出毫无商量余地：一毛钱买个双棒可以，买两个单棒绝对不行。我敢说，他们的拒绝无论是从数学、经济学、营养学还是卫生学的角度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解释说，小孩子眼睛老转来转去地吃冰淇淋，会走不好路摔跟斗。我当时心想，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只不过我弄不懂罢了。
今天，生活在一个消费和浪费的社会并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我似乎悟出了我已故双亲的道理。买两个各五分的单棒蛋卷而不是一个也值一毛的双棒蛋卷，从象征而不是经济的角度讲，是一种挥霍。它暗指着过度，正是为此我当时才梦寐以求，也正是为此父母才拒绝我：这是一个过分的举止，是对贫穷的侮辱，是伪饰的特权，是虚假的潇洒。只有被惯坏了的孩子才一次吃两个蛋卷。而鼓励这种虚荣滋生的家长实际上无形中也养成了后代人那种暴发户的脆弱心态。
由此看来，我们今日所处的消费社会就是把成人也当成惯坏的孩子看待的，它许诺更多，假装给你更多，实际上它只按一毛钱的价值给了你一毛钱的东西，而你却以为到手的是超值的，像一手持两个单棒蛋卷的孩子一样得意洋洋。
其中的伦理意义是：过去的道德教导人们艰苦耐劳，而今天人们被灌输的，是骄奢淫逸。
一九九九年初蔚秀园
Umberto ECO，Comment voyager avec un saumon？ Paris，Grasset，1997；
《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
《<玫瑰之名>注》，博尔赫斯书店，一九九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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