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二十六年前的来信
《读书》的前辈们非常重视与读者的互动与交流。80年代以来，一直设有“读者·作者·编者”的栏目；而在我们比较困难的1990年，每期杂志的“读《读书》记”，以及日后的“说《读书》”，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今天我们选登的《一封二十六年前的来信》，就是从中择选而来。一位普通读者，却在当年对我们的定位有如此准确的把握，真可谓是《读书》的知音。
而在我们公号上线之际，也有读者表达了他们与《读书》多年的感情。我们选登的这一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我们也希望借助微信公号的平台，能有更多读者讲述他们理解的《读书》，他们与《读书》的故事。
文 | 吕仁德
（原载《读书》1990年3期）
收到《读书》今年第一期的同时，也收到海内外的四、五种刊物。作为一个图书馆的收发员，地位虽低，却常常具有某种享用知识的“初夜权”，足为快事。凭借这种“权势”，对几种刊物浏览之余，很有一点为《读书》悲哀。
纸张差，大概有三分之一篇幅没有完全印出墨痕，字迹似隐似显。这使我回忆起抗战时期在重庆读过的课本——凭良心说，比当时还是强了一些，不过也只能是“一些”。悲哀更在于：同时收到的刊物，海外的不说，海内的也大多比《读书》强。我颇怀疑《读书》走了买刊号的路子，因为只有前一阵用这种办法存在的低俗刊物才印成这“德行”。翻开版权，印着堂堂正正的出版社、印刷厂大名。看来，原因也没别的，仅仅是所谓“物质条件的限制”罢了。这事就说到这里为止，讲下去，又会引起主编关于猪肝和订阅之类的无限感慨，犯不着了！
戴起花镜，耐着性子看下去。在字迹隐现中琢磨文章的品味，体验作品的情趣，领会作者的意图。几个小时下来，居然还不觉太倦。浏览一毕，一边埋怨，一边还是深深感到：《读书》毕竟是《读书》！
近几期《读书》的特点是：文章的“燥气”少了不少，大多写得洒脱、隽永。老作者如金克木、吕叔湘、柯灵、王蒙、李文俊、黄裳、柳苏、张中行、舒芜、冯亦代、董鼎山各位，执笔行文，风趣依然，令人高兴。——从印象上说，似乎这几位在《读书》出现的频率较前更高，这就更令人高兴了。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名字：吴方、辛丰年、葛兆光、陈来、朱伟、何光沪、夏晓虹、陈平原……所写文章，也都令人爱读。我利用自己在图书馆工作的方便，查了一下卡片资料，知道后列各位也非无名之辈。辛丰年早在《乐迷闲话》(三联版)中以其别开生面的闲笔、闲文，使门外乐迷领略了许多音乐之美。从书中的叙述看，大概是位高龄的非专业音乐工作者。吴、葛、陈、朱、何、夏、陈各位，或有文章，或出专著，想来均属中青年学人。老人尚在，新人辈出，这些也都从一个侧面描绘了我们当前的文化景观。
《读书》极少认为自已是一个书评杂志。它谈的是书，可是所发之文，却往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评。这又何以吸引读者？在我看来，一个特色是作者深晓“笑语何妨谈真理”之理，文章力求写得飘逸、脱俗，使人于领略有用知识的同时，得以欣赏文章之美。前一阵在一场合，听到有的理论工作者反对严肃的理论文章“调侃化”，深以为敬。但是，《读书》不是理论、学术刊物。从这点出发，我作为一个读者，倒觉得它不必太去强调这种反对，而应求其生动，至少要看得下去。
《读书》似乎并不求闻达，读《读书》的，大概也难是闻达之人。一天辛劳之余，想从书中找些慰安和情趣，如斯而已。因此，亟望文章要写得好。确实读得下去，而其意识又属正确，性质又不属理论上的高头讲章，则“调侃”而又何妨！
当然，对《读书》来说，“调侃”而已，“化”却不必(也未必)。化者，彻头彻尾之谓也。通篇刊物，只见“调侃”，不见别的，也不一定有趣。这可以应用于别的什么刊物，只望不适用于《读书》。我辈所望之“调侃”，只是说，文章不要太古板，太在形式上求正经。文章写得隽永而又不失其意义，这一境界，老学者多能为之。如吕叔湘老人所作关于救世军一文，即属隽永、耐读之范例。当然，说吕老此文属于“调侃”之本义，也是不妥的。
写到这里，又想起这杂志的印刷质量。我辈一介寒士，不去说它。但我想起，一些七八十岁高龄的文士，还得戴起多少度的老花镜乃至放大镜来端详这里若隐若现的文字，心里总是要抽紧——紧得止不住要掉泪！出版社如有办法，还望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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