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 | 吴飞：慎终追远——现代中国的一个童话
清明节是中国人祭祖扫墓、寄托哀思的重要节日。自它近年来被定为国家法定节日后，关于它的民俗讨论，每到这个时节，就会充斥在各种媒体上。但它背后代表的丧礼传统，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讨论与梳理。吴飞这篇文章，恰好站在“如何确立现代中国人的礼制生活”的角度，对二十世纪现代中国丧礼发展，做了清晰的展示。他尤其关心新中国的丧礼改革，对其中的得失有着精彩的分析。在他看来，“使每一个逝者安宁地躺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之下，使每一个生者最自然地在这块土地上表达他的喜怒哀乐”，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精神生活和价值归属”。
清明扫墓人（来源：扬州晚报）
文 | 吴飞
自从清明节被国家正式确定为法定假日之后，除了人群拥挤、交通阻塞以及“清明节”的民俗学含义充斥媒体之外，关于当下丧葬业的争论，每年这个时候总是显得引人注目；但在这段时间之后，除非自家不得不办丧事，人们又大多绝口不提此事。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丧葬已经成为一个极其敏感、忌讳，而又矛盾百出的话题。
但清明节的恢复毕竟为重新理解和讨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虽然人们还远没有突破各种含混与神秘，但争论却足以使我们看到中国丧葬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和乱象：在当代中国大城市中，人们已经很难在街上看到出殡的情形；但在农村乃至很多中小城市里，丧礼却顽强地坚持着传统形态。随着各种宗教的复兴，与丧葬相关的法事、道场也越来越热闹。一方面，丧葬业变成非常暴利的产业，人们总是哀叹死不起人；另一方面，丧葬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极其边缘的行业，只要有机会找到正当职业者，往往不会去选择埋死人，而从业者常常腰缠万贯，却连对象都找不到。一方面，地方政府以打击封建迷信的名义平掉乡间原始的土坟；另一方面，拔地而起的城市墓园又让人们越来越忧虑未来的环保问题。人们不知道怎样为死去的亲人寻找一个平静的安身之处，不知道该如何对待那些亡者的宛在音容，更不知道自己百年之后所葬何处。只能在一年一度的争论声中，用越来越少的纸钱寄托一点可怜的思念之情。
在传统中国的礼制体系当中，冠礼、婚礼、祭礼、乡饮酒礼、射礼、朝聘之礼几乎已荡然无存。唯独丧礼，虽然现代政府三令五申、拼命改变，因它而起的冲突也此起彼伏，但时至今日，《朱子家礼》中描述的丧礼过程，仍然比较完备地在广大农村甚至一些小城市中上演着。虽然如丧服等已被加入很多现代元素，但传统丧礼的基本程式和架构，仍然抵抗着政治和商业的各种诱惑，在几乎得不到现代主流话语任何认同的不利情境下，竟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这种与古典礼制几乎唯一的联系纽带意味着什么呢？现代知识分子大概很难讲出一个道理。因为在他们绝大部分人眼中，这些乡村社会的仪式，只不过是顽固不化、愚昧民众的封建残余，是毫无意义的铺张浪费，不是早该弃如敝屣的瞎折腾，就是各级官员借以敛财的借口。即使那些对传统丧礼持有一点正面评价的人，最多也只不过把它当作值得欣赏和保留的民俗遗产。可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了几十年而依然坚守的传统，真的只是民族文化风俗的一种残存而已吗？
皖北农村地区的丧礼过程中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就出现了一些新式追悼会，如邱震、吴长姬、陈天华、潘子寅、惠兴、李叔同之母的追悼会等。一九一二年八月，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礼制》，明确规定丧礼中以鞠躬礼代替跪拜礼；十月的《服制》中规定，以黑纱代替丧服。不少西化的知识分子呼吁改变传统丧俗，特别是革除迷信的内容。胡适更是在自己母亲去世之际大谈新式丧礼。不过，这些呼吁大多只停留在精英层面，并没有对民间的丧俗产生实质影响。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制定了《礼制案》，其中的《丧礼草案》虽然进一步废除旧丧礼中的迷信风俗，但将丧服恢复到了白衣白冠。一九四三年，戴季陶在重庆北碚主持制礼工作会，制定《中华民国礼制》，其中的凶礼部分，既考虑到多年来丧礼改革的成果，也照顾到传统礼制的基本精神。其中根据时代精神，对丧服有详细规定。如古代丧服中，妻为夫斩衰三年，而夫为妻齐衰期年，而此礼制将夫妻间的丧服均改为齐衰三年，以体现男女平等精神。儿女不论婚否，为父母均斩衰三年。夫为岳父母、妻为公婆，均为齐衰期年。
可这些细节都未能在民间形成真正的影响。民国时期最实在的丧礼变革只发生在国家顶层的“国丧”上，包括国葬、公葬、追悼会等。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君臣关系被打破，但民国政府要以新式礼制塑造中华民国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以“国丧”的方式来纪念民国的英雄与领袖。赵丙祥教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以这种“国丧”开始了现代中国丧礼的塑造。
袁世凯葬礼（资料图）
民国政府认为，领袖与每个公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领袖去世的时候，公民们必须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怀念，同时也以此来表达对国家的认同与崇敬。一九一六年，袁世凯逝世，中华民国举行了第一次国葬。他的丧礼既是变相的帝王丧礼，又展示出未来民国国丧的很多重要因素。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华民国国会通过了《国葬法》；此后黄兴、蔡锷、程璧光、李仲麟、林修梅、伍廷芳、廖仲恺等人都享受了国葬。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民国国会当即决定实行国葬，但直到南北统一之后的一九二九年，南京国民政府才举行了盛大的奉安大典，这是现代历史上划时代的一次葬礼。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珍藏有一组孙中山葬礼过程的照片
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规模远远超过了袁世凯；而它又完全去除了袁氏丧礼中的帝王因素。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了宣传列车，车头悬挂孙中山遗像、国民党党旗、民国国旗，从浦口北上，在经停的每一站向民众做宣传活动，直到北平。迎榇车再由北平开出，到浦口，再登军舰渡江，在南京举办大规模的公祭活动，最后奉安于紫金山之陵墓。一路对孙中山的宣传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
当时正值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初期，各个方面欣欣向荣，以如此盛大的典礼纪念民国缔造者，宣扬民国政府的政治理念，其巨大意义远非当年袁氏丧礼所能比拟。这一典礼遂成为现代中国“国丧”的完美标准，对塑造民国礼制，界定现代国家及其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九三〇、一九四八年，南京政府接连颁布了第二、第三部《国葬法》，基本内容都被包括在了北碚所定《中华民国礼制》凶礼篇的特典部分。
除去国葬之外，民国政府也分别对军队中的丧礼、公葬、公祭、追悼会等做出了规定。虽然民间大规模的丧礼改革并未真正完成，但各级政府人员的丧礼模式基本确立了，这就使得民国社会的丧礼结构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从国家领袖到公务人员，与一般民众之间的丧礼有了结构性的巨大差异，至于“事父以事君”的模式当然被彻底终结。大部分地区的丧礼虽然仍然保持着朱子以来的基本模式，但这种结构性的分野，使它和国家主流话语完全脱节，渐渐蜕化成地方风俗。
民国时期，中共方面一直没有制定过专门的丧礼规定，但从若干记载和回忆录来看，中共人物（如刘志丹、彭雪枫、张浩）的追悼会与国民政府规定的公葬和追悼会是基本一致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烧炭遇险牺牲，毛泽东在他的追悼会上说：“今后我们的团体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伙夫是战士，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篇讲话后来经过修改，就是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这篇文章在中国现代丧葬史上的意义在于，它要把追悼会制度介绍到普通民众当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写了《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说：“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至于火葬的推广方案，他指出：“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其中，“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至于那些传统上实行土葬的地区，“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这篇文献开启了以火葬为主题的当代丧葬改革史，其主要原因是节省土地和费用。但是，今天在中国大陆随处可见的强制火化，却是毛泽东坚决否定的；那些粗暴平坟迁坟的行为，他也已经预先批判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人民服务》中提倡的追悼会和《倡议实行火葬》中建议的火葬，确实只限制在国家机关的领导与工作人员之中，直到一九八五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才明确宣布了当代丧葬改革的两个基本目标：打击封建迷信和节省土地。一九九七年，国务院发布《殡葬管理条例》，进一步修正和细化了《暂行规定》中的相关条目。
从此以后，各地农村因为强行推行火葬而发生的冲突简直随处可见。许多人家为了避免火葬，连夜将去世的老人偷偷埋葬，不举行任何形式的丧礼或追悼会。而地方政府一旦发现，往往会强行挖开坟墓，现场“火化”，就引发了老百姓和政府机关的激烈冲突。有些地方干脆用“以罚代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即让死者家属交出规定的罚款，然后任他们土葬。
推行火化变成了官民双方的拉锯战和捉迷藏，而最初推行火化的两个目的——打击迷信和节省土地，已经被彻底丢弃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是，人们在接受了火化之后，照样举行盛大的传统丧礼，而且最后还在隆重的出殡仪式之后，将装着骨灰的棺材葬进自家的祖坟之中，堆起一个大大的坟头。火化，只不过成为整个丧礼仪式中的一个环节而已。火化的改革除了增加官民冲突、导致恶性事件之外，可以说效果极为有限。这样的改革，究竟意义何在呢？
相对而言，在主要大中城市里，现代的丧葬模式得到了普遍接受，私营殡葬单位的介入虽使殡仪和墓葬业变得越来越市场化，但市场竞争也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但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城市中的丧葬制度仍然处于相当大的混乱之中。比如国营殡仪馆大多按照民国以来的追悼会模式设置，形成了所谓的“一三一模式”（念一遍悼词，三鞠躬，转一圈），其粗糙与程式化已经饱受诟病。而在丧礼实践中，大多数人家不可能只满足于这样的模式。在城市规划比较宽松或接近农村的地区，人们尽可能在家中摆设灵堂，殡仪馆仅仅是“火葬场”，即火化尸体的地方。人们会在家中完成自己真正看重的装殓、守灵、吊唁、发引等仪节，最后时刻再到火葬场去处理尸体。那些在家中主持仪式者，都是亲友或单位中德高望重、知书达礼的前辈；但殡仪馆与公墓里主持追悼会、火化和下葬者，则被当作处理死人的陌生工人，虽然不得不向他们交钱，但人们不会尊重他们，不愿意把他们当作礼俗专家，更不愿意和他们有进一步的交往。这使得中国的殡葬业越来越成为尴尬而又充满暴利的行业。人们之所以慨叹“死不起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丧葬业开价太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在殡仪馆和墓园中感到温暖和尊重，不能通过他们的工作使死者安息、生者释怀。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帮助他们慎终追远的社会礼仪事业，而是像处理垃圾一样处理尸体的人体垃圾站。而近些年甚嚣尘上的所谓“骨灰抛洒”、“循环使用墓穴”等葬法，打着埋葬尸体的幌子，实行处理尸体、清理垃圾之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乃是针对十恶不赦者的极刑。现在，这种“极刑”竟然被堂而皇之地当作高价出售的埋葬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墓园的绿化再漂亮、墓型设计再精巧，人们看到的也只是残忍、冷漠和恐怖。
新式葬法往往是以生态环保的面貌出现的。虽说在墓园当中，每个人都只能享有两平方米的公墓用地，但材料都是大理石，上千年也不会颓坏。比如，北京已有两千万人口，到一百年后，就要多出两千万个新墓地，占用四千万平方米的用地，届时北京城将彻底变成一个被坟墓包围的城市。这正是现代殡葬业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又如此重视丧祭之礼，但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铺天盖地的坟墓。土坟虽然有坟头，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出了五世之后，血缘关系愈来愈疏远，上坟之人会越来越少，百年左右，不需要人为地平坟毁墓，很多坟头就会自然风化，慢慢平掉的；即使留下一些坟头，土坟总比大理石的坟头要环保得多。但在现代墓园当中，大理石的坟墓使人们不得不面临伦理和文化上的困境：究竟是强行把坟墓凿掉，还是让坟墓包围城市？在中国文化中，开坟掘墓可是要断子绝孙的。而那些所谓的“树葬”、“草坪葬”，其环保意义和土坟相似，却丧失了本来的文化意义，这既让生者背上不孝子孙的骂名，又让死者遭受死无葬身之地的酷刑，怎么可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
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如何确立现代中国人的礼制生活。百年来，现代中国的丧葬改革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建立适应现代自由平等观念的礼节；二、确立现代国家的神圣性及新式国民关系；三、革除各种迷信因素；四、确立节俭文明的丧葬习俗；五、节省土地和保护环境；六、通过丧礼告慰死者，安顿生者，表达哀思，尤其是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最后一点相当重要，是古代丧礼根本的礼意，也是民国政府丧礼改革和毛泽东两篇重要文献中都一再强调的，可惜在今天的丧葬管理条例中却越来越淡化。
而前五个方面，从民国初年大多就已经成为人们思考的因素了。民国以来的丧葬改革，在强调平等和建立现代国家意识两个方面是成功的，但以“反对迷信”名义来改革丧礼，效果不佳不说，而且有过犹不及之嫌。首先，丧礼的基本态度是“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孔子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对于去世的亲人，如果真的忍心认为他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是不仁，所以丧礼中的很多安排，都是假定他的灵魂仍然存在于某处；但如果真的相信他的灵魂还存在，那就是不智。丧礼的安排，就是要在仁智之间寻求一个微妙的平衡。以事死如事生的态度对待父母的灵魂、木主、画像，或别的什么替代符号，这是对他们在世时孝敬之情的一种延续，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负责。丧礼中的很多用具，包括僧道仪式，起到的正是这种作用。像现代丧礼和追悼会中不断使用的“永垂不朽”、“英灵不昧”等说法，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那些英灵真的会永远存在于某个地方，它们起到的作用，和传统丧礼中的那些“迷信”并不矛盾。其次，从现代的角度看，无论是民初的科学主义和反宗教风潮，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消灭迷信甚至“文革”时波及宗教的举措，结果都南辕北辙。特别是在宗教多元化的今天，只要它本身合法，相信其丧礼形式不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危害，我们更没有理由以打击迷信的名义来反对各个宗教传统中的丧礼。
又如“确立节俭文明的丧葬习俗”，其实就是传统经典中反复强调的内容。儒家虽然重视丧礼，但并不认为应该无原则地铺张浪费。明清之际，对于民间流行的大操大办，甚至娱尸的现象，儒家士大夫有过非常激烈的批评。孔子站在保持礼意的层面提倡“丧，与其易也宁戚”，和他所谓“礼，与其奢也宁俭”并不矛盾。称家之有无，以尽爱敬之情，原则上提倡节俭办丧事，但不能为节俭而节俭，甚至取消丧礼最核心的意义，那是墨家的态度了。节省土地和环保，应该认真对待，但不能因此而损害丧礼的本来意义。所有这些都必须服务于最根本的原则，即以丧礼来安顿人们的精神生活。如果我们总是纠缠于前五个方面，而不考虑丧礼的实质礼意，就会把这些礼意挤压掉，甚至最终变得一点不剩。结果，每到丧事之时，人们不再考虑如何告慰死者，如何节文人情，而是考虑怎样避免最不体面的办法，考虑怎样还可能留得一点葬身之地；而殡葬单位所考虑的，却又是怎样使人们尽可能火化，怎样使丧事不影响公共秩序和城市交通，怎样按照规定购买墓地继而将来销毁墓地，等等。存在关注点如此严重不同的鸿沟，怎么可能有益于社会、提升人们精神生活？丧葬事业变成处理尸体的人体垃圾场，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当年，民国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制礼作乐，而没有建立真正强大有力的国家、发展最基本的经济生活，显然不合时宜。而今，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早已在中国大地上矗立，而且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也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但人们的精神状况却处在极其混乱的状态，早就到了考虑精神生活和价值归属的时候了。在这样的时代，还忙于强迫火葬、推广追悼会，不仅不会像当初那样确立国家的神圣性，反而会侵蚀已经确立的神圣性。使每一个逝者安宁地躺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之下，使每一个生者最自然地在这块土地上表达他的喜怒哀乐，使中国文化最看重的人情自然得到丰厚的滋养，使每个家庭养生送死没有遗憾，人们能以最健康的心态爱敬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所属的团体、他热爱的国家，“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也许就能得到真正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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