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董鼎山 | 沈昌文：“董兄的大稿实在来得不易”
2015年12月底，《读书》杂志的老作者、老朋友董鼎山先生在纽约逝世。前主编沈昌文撰文悼念这位对我们杂志贡献巨大的老先生。今天予以微信呈现，并附上1981年《读书》记录他与董鼎山初次相识的文章。可以说，董鼎山当年的“纽约航讯”“西窗漫笔”，不啻为给尚属封闭的国人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可谓功莫大焉。值此清明之际，我们公号推送这两篇文章，来表达对董鼎山先生的悼念与感谢。
又走了一个
文 | 沈昌文
（原载《读书》2016年3期）
这几年来，听得最多而我又最怕听到的消息是，某个熟悉的老朋友不幸去世。前几天得悉美国纽约的董鼎山老兄谢世，便是令我伤痛之至的一个消息。
董鼎山是《读书》的老作者，几十年里，《读书》一共发表了他一百零一篇文章。我是一九八〇年才进《读书》工作的，那时他已为《读书》写了好多篇了。我得悉他在给我们写东西，高兴万分。
我之高兴，首先是因为我同他的弟弟董乐山是老熟人。这两位董先生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出身的，同我这上海滩的小工人怎么会熟呢？原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被借调到中宣部所属的“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编译办公室”工作。这办公室是专门为党中央“反帝反修”服务的，就是协调出版国内的“灰皮书”、“黄皮书”。上面给我一个任务：“废物利用。”就是说，我可以找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做有关资料书的翻译工作。他们首先分配给我一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刘仁静。我们规定他每月翻译一万五千字普列汉诺夫著作，发给他人民币九十元生活费。以后，又让我到新华社找“废物”。我一下子先找了两个那里的大右派分子：李慎之、董乐山，以后又有一些。在这之后，到了改革开放的年头，我回到了出版岗位，于是这些兼通中外的大学者又都成了我的导师。
高兴请董鼎山为《读书》写稿，还有一个原因：这一切都是冯亦代老人安排的。冯亦代当时担任《读书》的副主编，但不大来社里，还忙着很多别的事情。我一直崇拜这位老专家，又都是上海人。他一来编辑部，我就请他用上海“白话”说文化界的种种“山海经”，彼此非常谈得来。
我主持《读书》编务，自然乐意同董鼎山联系。他这专栏很受欢迎，我受到启发，又开办了几个专栏。如请亢泰先生写英伦通讯；李长声先生写日本通讯。一时之间，《读书》这方面的开放立场，很受大家欢迎，同董鼎山的合作也越来越愉快。
但是，没过多少时候，就出事啦！一九八三年初，报上发表一位领导人讲话，说“文学艺术，特别是电影、戏剧、小说，要防止不加区别地过分地学习西方的技巧、手法。对于西方的艺术观点，更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有意从思想上放毒，诋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鼓动崇洋媚外，大搞封建迷信，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我当时正在处理董稿，赶紧反复研读。为安全起见，不得已删了一些论述。不料这些删改惹得作者董先生大怒，他来信表示，以后再也不给《读书》写稿了。我一下子闯了个大祸。万般无奈，向冯亦代老人求助。冯老毕竟不凡，亲自出手，很快就把这事“摆平”，劝说董先生继续写作。以后我多次去纽约，同董鼎山聊起当年的这个旧事，他都呵呵大笑。我由是懂得，董兄的大稿实在来得不易。
顺便说说，我那时当出版社的领导，还亲自主编杂志，都采取过去办“皮包出版社”的老办法，一个人海内外瞎跑。去纽约多次，起先都得鼎山兄这样的熟人指点。我特别喜欢纽约的旧书摊，许多有用的俄文、德文书都得自那里，不可不谓怪哉！
写到这里，还想再说说冯亦代老先生。他不仅向《读书》推荐作者，让我更觉得有用的是，经常向我传授他老人家的文化活动经验。他经常用上海话对我说，做出版要注意“轧朋友”。他给我介绍的作者何止董鼎山先生一个。那时我很热衷的韩素音著作，也起于他的推荐和安排。后来，我们大搞“读书服务日”之类，其实都得之于他老人家的这类原则指点。凡此种种，我后来都戏称之为“出版江湖”。老实说，没有他老人家的这类“出版江湖”，我们哪能找得到董鼎山先生那么精彩的一百来篇大作。可惜的是，冯亦代这位老人家早些年就也已离开我们了。
文 | 沈昌文
（原载《读书》1981年3期）
董鼎山（左）与作者（右）
房门开处，进来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衣着朴素，温文有礼，我猜想这就是应约前来的董鼎山。叫了一声，果不其然。在《读书》上写了一年多《纽约通讯》的董鼎山，这回总算在纽约见到了。
没见董鼎山时，心中不无惴惴。因为自己的英语，恰如一本小说中描写过的那样，“象得了感冒的鼻子一样欠通”。他旅美三、四十年，要是不大会说中文，该怎么办？不料他的中文不只说得清新流利(同他写的文章一样)，而且满口宁波乡音，真使我这个也爱说宁波话的喜出望外。 屋里有两个人说宁波话，凡在江浙住过的人不难想见其热烈和活跃。起初，当然还互称“先生”，说不几句，老董就直呼我名，后来，相约大家不要“先生”这个挺麻烦的捞什子了。开始我惊讶这位初次见面的朋友的直爽，最后到底被他的爽朗明快征服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屠岸也来到我的房里，彼此无拘无束地谈着。老屠与老董都是四十年代在上海做过文化工作的，自然就谈到当时亲历的往事，虽然过去他们并不认识。余生也晚，没有参与谈论这些文坛经历的资格，不过由此却了解了董鼎山的过去： 董鼎山一九二二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从小就喜爱文艺。抗战后到上海读中学，就开始用“坚卫”的笔名在钱君匋主编的《文艺新地》上写散文。后来继续在柯灵和芦焚(师陀)编辑的一些报纸副刊如《世纪风》、《浅草》、《草原》上写散文。 日本投降后，董鼎山正好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就开始在上海一些报纸当记者和编辑。这时，他同进步文化界人士如冯亦代、吴祖光、丁聪、徐迟、何为等开始结识，直到一九四七年来美留学。 董鼎山近年在文章中屡次欢呼：“世界太小”，用这句外国谚语来说明自己在中国、美国遇见熟朋友时的喜悦心情。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他过去在国内文坛认识的人是很多的。几十年里，老朋友、旧相识都隔膜了。我想在那中美隔绝、音闻不通的年代，董鼎山一定是在不断慨叹：“世界太大”！ 老董邀我去他家里晚餐，便道又去卞之琳、冯亦代住的旅馆把他们一起接去，外加一位美国诗人罗伯特·潘因(他有个中国名字叫白英)。在董家，中外诗人、作家畅叙一堂，他们用英语谈话，我虽能勉强听懂大意而无法置一辞。老董怕我发窘，便不时地又同我用乡谈攀扯起来。他告诉我近几年多次回国的情况：一九七八年他回到了阔别三十一年的祖国，见到了兄弟、师友，看到了打倒“四人帮”以后祖国的新面貌。他欣喜无已，一连给美联社特稿辛迪加写了七篇访华印象，后来又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特稿辛迪加写过一些访华观感。使他高兴的是，国内报刊译载了他的不少文章，反响很好。特别是，一些老相识都因而同他恢复了联系，互叙多年阔别之情。上海的老报人唐云旌读文后在香港《大公报》写诗寄意，尤其使他感动。 以后，董鼎山又随美国《滑雪》杂志主编来祖国东北滑雪场地访问。他给我看许多在塞北照的相，述说当时的见闻。这次，他也给美国报刊写了不少报道。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在报道中除去描述了祖国边陲的风光和新气象外，还批评了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这些报道国内报刊也译载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感到他不仅对祖国有深切的眷恋之情，而且还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不是只想当一个旁观的朋友。 董鼎山谈起《读书》杂志，更加兴高采烈。他说，自己不仅为《读书》长期撰稿，而且在国外写文章介绍这份杂志。他给我看美中友协会刊上他写的有关文章；香港《大公报》更是多次发表他关于《读书》的印象。我们在同海外出版界人士接触中，发现知道《读书》的人不少，我看，这同董鼎山的介绍是分不开的。 老董在美国是学新闻学和图书馆学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图书馆工作多年，曾经负责东方部的工作，因此，对于国外出版界、读书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在《读书》发表的《纽约通讯》，迷人之处怕即在此。他问我，中国读者对这些通讯有什么意见。我说，对美国你是熟的，但是对中国，尤其是十年浩劫期间的所作所为，恐怕还不全部了解。你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的十年浩劫与美国的麦卡锡时期相提并论，有些读者来信表示异议。虽然中国读者不太了解美国这一时期的全部情况，但总觉得中国十年浩劫期间损失之大，要超过麦卡锡时期。老董接受这个意见。事实上是很难要求一个不在中国的人完全体会到十年浩劫的一切灾难的。那天吃饭时，冯亦代同老诗人潘因谈起十年浩劫，这位老诗人每听到“四人帮”的一个罪行，总要天真地问一个“Why？”我想，他恐怕也觉得难以理解新中国为什么会有这类颠倒是非的事。 我不是特地采访老董去的，既未笔记，又没专门提问。回到北京以后，看到不少读者给《读书》的来信，表示爱读《纽约通讯》，并要求介绍董鼎山的情况。为供读者参考，爰为小记。
* 照片由作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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