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年亏损40-50亿元、2019年上半年亏损5-10亿元】2019年8月20日（周二），停牌快4个月的锦州银行发布盈利警告，此前其在发布2018年半年报后再未公开过其财务信息，如今终于尘埃落定。从锦州银行公布的信息来看，其2017年盈利90.90亿元、2018年上半年盈利43.40亿元，2018年全年亏损40-50亿元、2019年上半年亏损5-10亿元。以上数据通过整理，大致可以判断2018年下半年锦州银行亏损83.40-93.40亿元。主见锦州银行各项业绩的恶化主要集中于2018年下半年。
锦州银行的公告内容告诉我们，2018年下半年和2019年上半年亏损的背后原因是其资产质量下行所致，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不良问题。这里仅以锦州银行的两个民营企业股东为例进行说明，分别为荣成华泰汽车（持股4.68%）和银川宝塔精细化（持股3.69%），事实上自2018年以来锦州银行近两家股东便开始出问题了。
华泰汽车成立于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年5月，是一家家族企业，其实控人为张秀根家族。除涉足汽车产业外，还介入金融、房地产领域。2008年以来华泰汽车规模快速扩张，走着一条和锦州银行类似的扩张道路。仅以财务数据为例，2018年末华泰汽车总资产规模达到545亿，相比2012年末增长近一倍；2018年末有息债务规模为298亿，相比2012年末增长2.4倍。而在2016年市场利率处于多年以来的罕见低位时（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2.65%的水平），华泰汽车在交易所债券发行条件放开时连续发了5只债券，融资规模合计超过70亿元（之后再未发过）。然而与规模扩张无法对应得是，在汽车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华泰汽车的经营情况也在恶化，特别是2018年购入的曙光股份计提商誉减值后，华泰汽车亏损16亿。更为糟糕得是华泰汽车2019年需要偿还债务规模高达212亿元。因此华泰汽车的问题在2016年去杠杆开启之时便已经在逐渐暴露，大量有息债务压在身上不容忽视，这也直接拖累了锦州银行与其之间的关联融资质量，也难怪华泰汽车一直在考虑出售锦州银行的股权变现。
锦州银行的另一家股东银川宝塔精细化工，是宁夏宝塔能源的全资子公司。2018年以来，宝塔石化陷入票据承兑危机，公司负债超过340亿元，严重拖累了锦州银行，当然锦州银行自身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事实上2018年从7月开始，陆续有债权人来到宝塔石化索赔，特别是当年11月，300多名债权人从全国各地涌向宁夏自治区银川，公安机关通报公司宝塔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实际控制人孙珩超涉嫌刑事犯罪，矛头指向宝塔石化财务公司票据危机，宝塔财务公司2018年尚未兑付的银行电子承兑汇票超过170亿元。可以说宝塔石化的问题直接揭示了锦州银行自身存在的关联内幕交易问题。
同时公告还提到直接原因是由于采用了预期损失模型、大量计提减值准备所致。谈及预期损失模型，这里还要感谢IFRS9新会计准则。
2008年金融危机时，整个市场还在使用“已发生损失模型”，也即只在损失实际发生时计提减值准备。这一模型存在资产减值确认不足、滞后、顺周期性等问题。于2014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9），决定以预期损失模型替代已发生损失模型，要求在金融资产全生命周期内确认预期损失并计提准备金。IASB规定IFRS9于2018年1月1日起生效。IFRS 9出台后，财政部于2017年4月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引入“预期损失”理念，并将资产减值确认范围由表内资产扩展到贷款承诺、财务担保等表外信贷资产，同时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及境外上市企业2018年初实施，境内上市企业2019年初实施，非上市企业2021年初实施。2018年1月1日施行的上市商业银行主要有23家，其中A+H股上市银行9家、H股上市银行14家。欧盟、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2018年按照IFRS9，不幸而又幸运得是，锦州银行为港股上市银行，所以必须要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大量计提减值准备。【可别小看今年出事的两家城商行，它们直接导致城商行不良率的大幅上行】今年二季度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从1.88%大幅上行至2.30%，上行幅度高达0.42个百分点，看似134家城商行的共同结果，但实际上和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有密切关系。拿数据来简单看一下。
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末，城商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2968亿元和3771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88%和2.30%，则意味着今年一季度末和二季度城商行的贷款余额分别为15.79万亿元和16.40万亿元。可以发现二季度城商行的不良贷款和贷款余额分别净增803亿元和0.61万亿元。如果以锦州银行2018年下半年亏损的额度作为其不良贷款新增额，并且假设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的不良贷款新增额保持在相近的水平，这意味着仅2018年下半年以来，锦州银行和包商银行便贡献了150亿元以上的不良贷款新增额，占全部城商行不良贷款新增额的20%。而如果没有锦州银行和包商银行的话，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只会上升至2.20%，而不是目前的2.30%。也就是说城商行不良率上升幅度的0.10%由锦州银行和包商银行贡献。城商行与农商行作为地方性银行的两大支柱，曾经历多年的公司治理乱象，在引入股东时也多以民营企业为主。银保监会2019年8月5日公布的数据告诉我们，目前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业机构已超过3000家，民间资本在股份行、城商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总股本中的占比分别超过40%、50%和80%，这意味着城商行50%的股权为民营企业所有，农村金融机构80%的股权为民营企业所有。在民营企业风险不断暴露的背景下，这些被它们掌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也难以脱身，犹如雪上加霜。要知道城商行还没结束，农商行还没开始，一切还只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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