骟马文化研究

李水城

摘要：本文对马文化遗址的发现过程和出土遗物做了全面介绍，指出这是甘肃河西走廊境内继四坝文化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应正式命名为马文化。该文化形成于公元前一千年前后，至西汉初年消亡。其分布范围主要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西部。马文化是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以绿城遗址的基础上并汲取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因素发展起来的，其社会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开矿及相关产业，其族属应该就是古文献中记载的“禺氏”、“禺知”，即大月氏。

关键词：马文化，四坝文化，绿城遗址，开矿及相关产业，大月氏

 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河西走廊曾先后发现一批马文化的遗址。

1956年，兰（州）--新（疆）铁路修筑到甘肃玉门境内，工程部门在马城^[1]以南、马城河西岸高10~15米的台地施工时发现一些古物，后经了解，这处遗址的范围东西约100米，出露灰层厚0.1~0.15米。据介绍，所出遗物多为手制夹砂褐陶，质地较粗，器类简单，所见有宽鋬双大耳罐、双耳罐、直颈罐、侈口罐、杯和碗等，部分器物表面有火烧烟熏痕迹。其中，一种宽鋬双大耳罐形制特别，侈口，高颈，器耳宽大，斜弧腹，平底，颈腹交接处正反两侧各捏塑有一枚高翘的乳突，耳面刻划连续的“人字”纹、“交错斜线”纹或“网格”纹（图一）。此类遗存的时代被认为可能介于新石器时代以后至汉代以前，暂称之为“马式”遗址^[2]。

图一：1956年玉门出土马文化陶器

1976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玉门清泉乡发掘火烧沟墓地时，在四坝文化墓葬之上发现有一层马文化的浅薄堆积，证实该文化的年代要晚于四坝文化。1979年，张学正曾撰文改称其为“马类型文化”，认为其分布区域在酒泉和玉门一带，系秦汉以前月氏、乌孙活动区域。他顺带指出在玉门马城外发现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木棺，随葬夹砂红陶小罐，遂将此类定为马文化的墓葬^[3]。但后来调查证实，此类墓的年代已晚至东汉-魏晋时期^[4]。

1986年在河西走廊进行考古调查时再次发现一批马文化的遗址和遗物。

在安西县（今瓜州）文化馆的库房藏品中发现1件典型的马文化宽鋬双大耳乳突罐（72AT-A008），为黑色夹砂陶。经查证，此器系1985年县文管所工作人员在北桥子村五组调查时征集，当时共购得7件陶器，除去1件红陶单耳圈足瓶的年代太晚外，其余大多属于马文化，个别可能早到四坝文化。据发现陶器的牧羊人称，这些遗物分别是在鹰窝树、兔葫芦和羊圈湾三个地点发现的（图二）。

图二：安西（瓜州）文化馆征集品

根据这一线索，河西考察队前往桥子村以北的荒漠进行调查，在鹰窝树、兔葫芦两地都有重要发现。鹰窝树一带发现有四坝文化的遗址和墓地，不赘。兔葫芦遗址采集一批遗物，包括陶器、石器和小件铜器。陶器有鬲、小口壶、双耳罐、大口缸、腹耳瓮等器物的残片；石器有磨盘、磨棒、半月形和长方形石刀、斧和尖状器等；铜器有凿、泡、镞、山字形饰件、联珠饰、耳环等（图三）。鉴于此前在马文化遗物中从未发现过陶鬲，故一度将这批含陶鬲的遗存视为新的文化类型^[5]。后来在马文化的遗址多次出有陶鬲，可证兔葫芦遗址的性质也应属于马文化。

图三：安西（瓜州）兔葫芦遗址采集马文化遗物

河西考察队在玉门镇文化馆的库房也发现一批马文化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和铜器。前者包括8件宽鋬双大耳乳突罐、2件高领罐和1件侈口罐；后者有管銎斧、鹰形牌饰、镜（阳隧）、牌、泡、扣、铃、管等小件（图四）。这批遗物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在玉门镇文管所无相关档案记录，猜测一种可能是1956年修筑兰（州）-新（疆）铁路时留在当地的部分遗物；再就是不排除后来的新发现。这批遗物的重要性在于，首次发现了马文化的完整铜兵（工具）、铜牌饰及装饰品等。

图四：玉门文化馆藏马文化遗物

河西考察队在酒泉果园乡赵家水磨进行调查时有新发现。这是一座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的遗址，初被定性为马厂文化，但无任何资料发表。遗址位于酒泉北大河（陶勒河）北岸台地上，文化堆积厚0.2~1米，内含大量炭渣及少量遗物。采集的遗物主要为陶片，有夹砂灰陶、灰褐陶和少量的灰黑陶、红陶，素面为主，特点是胎内普遍掺加云母屑^[6]，器表经打磨，有的遗留较厚的烟炱。可辨器类有小口罐、双耳罐、敛口钵、敞口盆和附加堆纹鬲等。有少量在器表施压印“之”字、“人”字、“V”字纹，流行附加堆纹或鸡冠耳。酒泉市博物馆藏有该址出土的玉刀残件和石臼（图五）。

图五：酒泉赵家水磨遗址的马文化遗物

在敦煌古董滩遗址调查时曾发现局部暴露的灰黑色堆积，内涵少量陶片，以夹砂褐陶为主，占比为60.3％；红陶14.6％，余为灰褐陶（13.2％）和灰陶（11.7％）。可辨器类以罐类器为主，也有个别陶鬲，器表有些施刻划纹或附加堆纹，上述特征及纹样与安西兔葫芦遗址采集陶片非常接近，应属同类性质的遗存。此外还采集到石磨棒、石斧等残件（图六：左）^[7]。

此前，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汉长城烽燧遗址调查时，在敦煌市西北95公里、东距小方盘城（玉门关遗址）12公里的马圈湾硝厂附近采集2件完整陶器。1件为单耳杯（79-04452-2-34）。夹砂红褐陶，器表灰褐色，夹杂灰黑斑块，经打磨，素面，器口微侈，圆唇，弧腹，平底。通高15、口径10.5、底径6厘米。另1件为鋬钮钵（编号不详）。夹砂红褐陶，器表灰褐色，夹杂灰黑斑块，略打磨，敞口，圆唇较厚，深腹，平底，腹部捏有3枚鋬钮，素面。通高9.5、口径17、腹径16.3、底径8.7厘米（图六：右）。这2件器物的特征属于马文化^[8]。

图六：敦煌古董滩和马圈湾采集遗物

此外，在民乐县西灰山、酒泉市干骨崖、三坝洞子等遗址也采集有零星的马文化陶片。这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未再有新的发现。

 二 

最近二十年来，在河西走廊及邻近区域新发现和发掘的马文化遗址有如下一些。

2000年，西北大学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南湖林场西南一侧的西土沟内调查发现多处遗址点，包括多处遭破坏的灰黑土文化堆积。地表采集的遗物主要为陶片，以夹粗砂灰褐陶为主，少量红褐色，多素面。可辨器类有宽鋬双大耳罐、堆纹口罐、鸡冠耳罐、大口深腹罐、敛口钵、敞口钵、盆等，少量器表施刻划、压印线条纹，部分饰附加堆纹（图七）。

在沟内西北部还发现10座人工构筑的椭圆形石构建筑遗迹，2001年对其中的1号丘堆做了发掘，了解到此类遗迹系沙石构筑而成，厚近1米，上下分三层，下部堆砌大型石块，平面近乎菱形，长6、宽5米。外墙砌大石块，宽1~1.8、高0.4米。发掘中未见人工制品。经查阅后来发表简报中介绍的沟内遗迹分布，这10座石构遗迹的形状和结构基本相同，大致呈环形分布，应系同时期的遗留。由于当地常年遭受风沙侵蚀，遗迹表层已被破坏，考虑到沟内曾有水源，此类遗迹有可能为当时的居住基址一类，与沟内的马文化遗存关系密切^[9]。

图七：敦煌西土沟遗址采集的马文化遗物

2005年，为配合安（西）-嘉（峪关）高速公路建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玉门清泉乡火烧沟村东发掘一处马文化遗址，并再次发现马文化与四坝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发掘时清理出的遗迹有灰坑、窖穴、沟渠和墓葬。窖穴分为圆口和椭圆口两种，口径1.5~2、现深0.5米。一种为直壁平底，内壁或开口处砌筑土坯，或将内壁修整；另一种为弧壁，锅底状。沟渠形制口大底小，两壁为斜坡状，沟底冲刷的较光滑，已发掘一段长18、宽2~7.5、深2.2米。还发现一些较特殊的坑，平面有圆形和椭圆形。一类口径约1米、深约0.6米，平底，坑内放置1件大型陶瓮、陶缸或腹耳大罐（器口部均残）；另一类口径1~2、深1米，直壁涂抹细泥，平底，有些坑底遗留一层白色腐殖质，推测为朽烂的谷物。墓葬发掘6座，集中在一座探方内，均系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无葬具，墓内人骨零散不整，甚至不见人骨，也无随葬品（图八）。

图八：火烧沟遗址马文化的窖穴和墓葬

出土遗物有陶器、铸范、铜器、石器和骨角器。陶器均为手制，做工较粗，胎较厚。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多素面，少量施刻划纹、戳印纹或附加堆纹，还发现有个别彩陶，绘红彩几何线条或三角锯齿。器类较多，有宽鋬双大耳罐、乳状袋足双耳鬲、筒形杯、侈口盆、钵、碗、小口深腹瓮、罐、缸等。陶鬲个体都较大，直口或侈口，束颈，“Ʌ”形分裆，肥袋足，矮实足跟有圆柱状或方柱形，器表多饰细线泥条堆纹。宽鋬双大耳罐形体瘦高，束颈，耳面饰刻划斜线或“V”字纹。

石器有磨盘、磨棒、杵、臼、穿孔器、球、斧和细石器；骨角器有镞、针、锥、牌和“Y”形鹿角器；装饰品有穿孔石片和串珠饰。铜器以镞为主，有柳叶形和三棱形。其他还有刀、骨柄锥、凿及扣、环和铃等。发现有铸造铜器的陶范和石范，陶范居多，所见有刀范、锥范、镞范和连珠饰范等，均系小件器物（图九）^[10]。

图九：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马文化遗物

2007年，在玉门花海镇柳湖乡小康三队毕家滩调查中发现了古董滩遗址，这座遗址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局部已被流沙掩埋，南侧近些年开垦出大量棉田，已逼近甚至蚕食到遗址边缘。遗址所在位置的地形周边高、中间低平，周围三面可见有墙体建筑堆积，整体呈近封闭的方形土围子状。在遗址的西面和北面暴露出房屋建筑遗迹。有些房屋保存非常完整，地面可见土坯搭建的墙体，高达2米，长方形，有浅地穴，内部结构不详。遗址北侧有段堆积被流沙掩埋，近顶部暴露出一排齐整的茅草，很像是茅草铺设的屋顶屋檐部分，前侧斜坡上有大片倒塌的土坯碎块堆积。遗址东侧地势平坦且空旷，未见遗迹现象，推测可能是聚落内的小广场。遗址局部暴露出文化堆积，内含少量陶片、兽骨和大量的含炭屑灰土，极为干燥蓬松。采集遗物以陶片为主，可辨器类有双耳罐、小口罐、大口罐、钵、盆等。其他还有少量的石器、铜矿石、炼渣、坩埚残片等（图十）^[11]。

图十：玉门古董滩遗址采集的遗物

2007~2008年，在肃北马鬃山镇公婆泉村西北约20公里的河盐湖径保尔草场发现一处面积约600万平方米的古玉矿遗址。2011~2017年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大量遗迹现象，清理出的遗迹有矿坑、哨所、房屋、作坊、灰坑、石料堆积等，分属于生产（采矿）、生活（居住、选料）和防御性设施。该址的文化堆积比较单一，最厚达140厘米，最多分4层。清理出的房屋遗迹分为半地穴式、地面柱洞式和地面砌墙式三种，以半地穴式为主。房屋平面多为方形单间或套间，清理出柱洞、门道，以及屋内的储物坑（台）、土台（炕）、操作坑（台）和灶台等。部分操作台上还放置有砺石，有的屋内堆放砺石和玉料，此类房屋兼有工作（选矿料）和居住的双重功能。这些房屋的分布多为环状，根据排列应有分组，每组房屋2~7座不等，结构大致都很接近。

出土遗物多为陶器残片，可分为两类，比例大致相当。甲类为手制夹砂陶，系当地产品，质地和做工较粗，灰褐陶和红褐陶的比例约为2：8。红褐陶多为灰胎红皮，器表有烟炱痕，素面为主，少量施刻划或戳印纹。还发现个别彩陶，绘黑彩几何纹。器类以罐类器为主，其他还有盆、瓮、缸和鬲等。乙类陶器为轮制的汉式输入陶器，夹砂陶居多，做工较细，红褐陶占23%，灰陶占57%，素面和带纹饰者各一半，后者多见绳纹或凹弦纹切割的断绳纹，少量施弦纹或波浪附加堆纹，器类有罐、盆、钵、瓮、甑等。

石器多为废弃的采矿工具，多出自矿坑附近，有砍砸器、锤、斧等。一般选料加工器具多为砺石，且多出自居址。其他还有刀、凿及饰件等；铜器以箭镞为主，其他还有刀、镜（残）、管、环、泡、珠和饰件；铁器有钉、镞、矛、刀、斧；骨器有带扣、器柄、骨料。玉料多系边角料，少量为初选精料，个体都不大。此外还发现有皮革制品、玉料、石料及动植物遗存等。（图十一）

图十一 肃北马鬃山径保尔草场古玉矿遗址出土遗物

2014年，在马鬃山镇东北约37公里处调查发现了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寒窑子草场古玉矿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与径保尔玉矿基本类似，年代和性质也大致相同。

2015年，在敦煌东北的三危山后山调查发现了旱峡古玉矿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发现有露天矿坑、矿沟、岗哨、房址、选料区等。采集遗物有玉料、石器、陶片、铁器残块等。陶片均系手制夹砂陶，灰色或红褐色，素面居多，部分施戳印或刻划纹、斜向绳纹^[12]。 

近年来在河西走廊新发现的马文化遗址还有金塔县白山堂铜矿遗址^[13]、山丹过会台遗址^[14]。前不久，在新疆哈密黑山岭古绿松石矿遗址调查中也采集到马文化的陶片^[15]。

 三 

以上我们对目前所掌握的马文化遗址做了一个全面介绍。这其中除去玉门火烧沟遗址、肃北径保尔草场和敦煌旱峡古玉矿遗址有过正式发掘外，其余遗址均系调查发现。综合以上考古发现的资料，可对骟马文化的物质遗存特征做如下归纳。

马文化的陶器可分两类。一类为手制夹砂陶，见于前面介绍的所有遗址，特点是胎体偏厚，外观较粗，以灰褐和红褐色为主，部分灰色或黑色，也有少量的夹细砂陶。器类有宽鋬双大耳罐（有的捏制高翘乳突）、双耳罐、高领罐、大口深腹罐、花边堆纹口罐、双耳钵、小口壶、乳状袋足鬲、盆、碗、杯、腹耳瓮等。其中，带耳器和鸡冠耳器比较常见。另一特点是素面为主，纹饰多见刻划或压印三角斜线、连续人字、网格、横人字、V字、篦点、S、圆窝以及附加堆纹。有少量彩陶，绘黑彩或红彩三角锯齿、折线、弧线、网格纹，构图简洁疏朗。另一类为轮制陶器，目前仅见于肃北径保尔玉矿遗址。其特点是普遍夹砂，但质地较细，灰陶为主，部分红陶，约半数器表施纹，所见多为断绳纹及少量的弦纹、附加堆纹，器类有盆、罐、瓮、钵、甑等。前一类陶器为马文化的本土制品，后一类为从东部输入的汉式陶器。根据现有的认识，在马文化的偏早阶段所见全部为本土陶器，偏晚阶段才出现外来的汉式输入陶器。

马文化的石器分为打制、磨制和细石器三类。器类有尖状器、砍砸器、磨盘、磨棒、臼、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石砧、斧、锤、凿、砺石和装饰品等。在赵家水磨遗址采集有玉石斧（残），在肃北和敦煌的玉矿遗址采集到大量玉料和采矿工具。

马文化铜器有兵器、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所见有管銎斧、镞、刀、锥、凿、镜（阳隧）、泡、扣、牌饰、铃、管、联珠饰、耳环等。金塔白山堂铜矿遗址为单纯的采矿遗址，在玉门古董滩遗址采集有铜矿石、炼渣和坩埚残片，在火烧沟遗址出有铸造铜器的陶范和石范。可证该文化已经具备了从采矿、冶炼到铸造这一整套冶金铜器技术。

在玉门古董滩遗址四周建有围墙和用有土坯搭建的浅地穴方形房屋，聚落中心有小广场，在火烧沟遗址还发现有窖穴、灰坑、沟渠，在肃北和敦煌的玉矿遗址发现有哨所、房址、作坊等生产生活设施，见证了当时一般的生活聚落和采矿等生产区域的结构和布局。该文化普遍使用土坯，甚至在有的窖穴内也砌筑土坯。目前由于正式发掘的遗址非常有限，对于该文化的村落及房屋建筑的细节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马文化的墓地尚未发现，有关葬俗也还不是很清楚。目前仅在火烧沟遗址发现个别墓葬，均系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结构，墓主骨架散乱不整，甚至无骨架，也无随葬品。以往在调查中曾多次发现完整陶器、铜器，应系墓中随葬品。鉴于目前仅在马文化的居址发现有陶鬲，暗示此类日常炊具不被用于随葬。

在玉门火烧沟遗址出有一批碳化谷物和兽骨，但具体种属尚未做出鉴定。在肃北径保尔玉矿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有粟、黍、小麦和大麦四类。可证该文化既有种植农业，也有家畜的饲养。

早年曾有学者将马文化的年代推测为战国时期^[16]，甚至认为是秦汉之际或更晚的遗存^[17]。我们曾根据火烧沟墓地发现的层位关系，将该文化的年代定在四坝文化之后到春秋之间。^[18]近年来玉门火烧沟遗址发掘出的碳素检测年代为距今2700~2400年^[19]。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检测及拟合出的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390~前60年^[20]。由此，可将马文化的年代上限大致定在西周中期，下限延续到西汉早期。

根据现有发现，可知马文化的分布东起甘肃山丹县、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南界大致在祁连山北麓至敦煌一线，北面进入肃北马鬃山地区及以东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其分布核心区就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西部（图十二）。

图十二： 马文化分布范围示意

1.玉门马，2.玉门火烧沟，3.玉门古董滩；4.瓜州兔葫芦；5.金塔白山堂；

6.酒泉赵家水磨，7.酒泉干骨崖-三坝洞子；8.民乐西灰山；9.山丹过会台；

10.敦煌古董滩，11.敦煌西土沟；12.敦煌马圈湾，13.敦煌旱峡；

14.肃北马鬃山径保尔，15.肃北马鬃山寒窑子；16.哈密黑山岭；

17.哈密天湖东；18.额济纳旗绿城，19.额济纳旗巴彦陶来

 四 

最后试就马文化的来源、族属及产业等深层次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绿城遗址是探讨马文化的来源的一个重要目标。绿城遗址最初发现于1976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调查长城烽燧时，在黑河下游左岸、“四一”农场三队东南35公里的老高苏木^[21]西南侧的红柳丛中发现一座古城，地面遗迹仅存夯筑的西墙和南墙，据推测，应为汉代的遗存（参见图十二）^[22]。此城建在一处早期遗址之上，城墙内夹杂有早期陶片。在暴露的早期地层采集到少量夹粗砂红陶、灰陶片，器类有小口罐、宽鋬耳罐、瓮和鬲足，器表饰绳纹或附加堆纹，还有一片绘有黑彩（图十一：2、3、5、10、11）。发现者根据这些陶片特征，认为其性质与河西走廊的马、火烧沟类型相当^[23]。后来，我们将这批遗物整理发现在《河西考古调查报告》中^[24]，经进一步比较分析，绿城遗址的内涵及时代确与四坝文化的去向和马文化的来源有关^[25]。

2001年，笔者曾到绿城遗址考察，该城址的地面城垣呈椭圆形，一条晚期水渠从东北向西南贯城而过。在此次调查之前，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城内西南侧曾有过小规模发掘，清理出土坯房屋和土坯墓各1座，出土物以夹砂红陶、红褐陶为主，多素面，少量有附加堆纹或鋬耳、鸡冠耳。有部分施红衣或灰白衣的彩陶，绘黑彩几何纹，构图松散。所见器类有袋足鬲、双耳罐、小口罐、斗笠状器盖、鬲足等（图十一：1、4、12）^[26]。

2011年，北京大学与阿拉善盟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管所再次前往绿城遗址调查，在10年前挖掘的探方壁出露的残灰坑内采集一批遗物，包括单把小杯、豆、罐、鬲足和网坠等（图十一：6-9、13、14）。采集的兽骨经鉴定有马、羊和鹿。采集土样浮选出31粒碳化谷物，经鉴定有大麦、裸麦、粟、黍及杂草籽实等^[27]。 

图十三：额济纳旗绿城遗址的出土遗物

绿城的遗迹和物质文化内涵分为两部分，一类以夹砂红陶、红褐陶双耳罐、小口罐、斗笠器盖以及双耳罐器耳上刻划的“X”纹等为代表，此类因素与四坝文化高度相似。在额济纳旗的达来呼布镇以东约26公里的巴彦陶来^[28]农场发现有四坝文化遗址（参见图十二），可见这两种遗存的分布面重合，暗示二者之间存在早晚承继关系。另一类因素是以陶鬲为代表的非四坝文化因素。绿城遗存的陶鬲形态分为两种，一种袋足瘦长，有较高的“Ʌ”形分裆，锥形袋足，无实足跟（图十三：1、10、11）；另一种袋足圆肥，有圆柱状矮实足跟（图十三：12-14）。此类因素系外来，其源头可追溯到走廊东段的沙井文化，后者既有无实足跟瘦袋足鬲，也有短实足跟肥足鬲，沙井文化早期与绿城遗存晚期曾有共存，二者之间应存在文化上的互动和影响。目前尚缺乏绿城遗址的碳十四数据，参考四坝文化和马文化的年代，此类遗存的年代应在公元前2千纪末范围，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末周初，这一时段恰好卡在四坝文化与马文化之间，所在的时空位置不言自明。

追溯河西走廊的史前文化，从西城驿文化开始便有群体向西迁徙，这个趋势持续到四坝文化，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的发现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现有的考古发现表明，部分滞留在河西走廊西部的四坝文化群体最终演变为绿城一类遗存，进而发展到马文化。这一时期，沙井文化西进至张掖一带^[29]，二者分布局部有重合，加之长期共存，文化上接触和交往的概率不可避免。此外，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很可能还介入了其他一些文化因素，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祁连山以南、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诺木洪文化，但那这一推测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印证。

进入西汉以后，随着汉武帝大举用兵河西，驱走匈奴，建立四郡，马文化最终被融入到以汉帝国为代表的华夏民族大家庭。肃北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两类陶器的存在暗示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

绿城遗址的发现和马文化的确立填补了河西走廊西部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为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探索河西走廊西部的古代民族提供了探索空间。据文献记载，上古时期居住在河西走廊西部的古代民族有羌和戎，先秦时期主要为月氏和乌孙。《史记·大宛列传》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有：“乌孙与月氏俱在敦煌、祁连间”的记载。据此，以往史学界多持乌孙在酒泉、敦煌，月氏在张掖以东之说。也有学者根据上述文献，认为马文化的分布范围与乌孙的活动区域吻合，推断其族属为乌孙^[30]。

近些年来，在甘肃河西走廊西部的肃北、敦煌和新疆哈密、内蒙古阿拉善等地相继发现一批古铜矿、古玉矿和绿松石矿，在这些采矿遗址的堆积中普遍发现有马文化遗物^[31]，可见该文化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在从事开矿、选矿、产品粗加工等相关的产业以及远程运输等商贸活动，社会内部存在复杂的分工，社会结构已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在这些新的考古发现背后还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即马文化的族属很可能就是古文献中记载的“禺氏”（“禺知”），即大月氏^[32]。这一认识的提出不仅有助于考订和辨识马文化的族属，也为深入考察更早一阶段河湟地区“华西玉料”的来源及“昆山玉路”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限于篇幅，有关这方面的进一步思考将另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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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马城位于甘肃省玉门市境内。《肃州旧志》：“马城，在回回墓西四十里，赤金堡东四十五里”。马城在明代为赤金蒙古卫辖地和牧场，也是嘉峪关外交纳差马、骟马和以马易茶的官市。清代以后逐渐荒废，当地俗称“骟马城”。

[2]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11-52页。

[3]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之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经周广济先生见告，此墓系挖掘火烧沟墓地期间他去发掘的。此墓随葬的红陶罐后收录到《河西走廊事前考古调查报告》，见该书第341页及相关介绍。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5] 李水城、水涛：《公元前一千纪的河西走廊西部》，《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3-76页。

[6] 此类羼合料未经检测，推测也可能为蛭石类矿物。

[7] 敦煌古董滩、瓜州（安西）兔葫芦、玉门文管所、酒泉赵家水磨等遗址的原始资料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8] 敦煌市博物馆编：《敦煌文物》，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需要说明，该图录记载这两件陶器的出土时间和地点有误。

[9] 西北大学考古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市博物馆：《甘肃敦煌西土沟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第3-7页。

[1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2005年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3期，第4-18页。

[1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12] 陈国科：《甘肃敦煌发现旱峡玉矿等三处玉矿遗址》，《中国文物报》2020年2月21日第8版。

[13] 白堂山遗址的调查资料尚未发表。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先生提供了过会台遗址的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15] 李延祥、谭宇辰、贾淇、张登毅、于建军、段朝玮、先怡衡：《新疆哈密两处古绿松石矿遗址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6期，第22-27页。

[16]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3-210页。

[17] 赵建龙：《关于月氏族文化的初探》，《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第67-74页。

[18] 李水城、水涛：《公元前一千纪的河西走廊西部》，《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3-76页。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2005年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3期，第4-18页。

[2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甘肃肃北马鬃山古玉矿遗址调查简报》，《文物》2010年第10期，第27-33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肃北马鬃山玉矿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8期，第38-44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2012年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1期，第40-53页。

[21] 老高苏木为蒙古语Nogoon sum，即“绿色的庙”，此地为一处西夏时期的城址。因遗址附近曾建有晚期的喇嘛庙，庙顶覆绿色琉璃瓦，故名。

[22] 后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这座城址地处绿庙附近遂将其命名为“绿城”。

[23]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额济纳河下游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报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84页。

[24] 我们后来将这批遗物绘图发表，详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25] 李水城、水涛：《公元前一千纪的河西走廊西部》，《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3-76页。

[26] 绿城遗址的挖掘资料尚未公布，感谢该址的发掘者魏坚先生同意使用部分资料。

[2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内蒙古阿拉善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额济纳旗史前考古文化调查简报》，《边疆考古研究》2014年第2辑，第7-22页。

[28] 蒙古语“胡杨茂盛之地”。

[29] 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3-523页。

[30] 戴春阳：《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10-131页。

[3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甘肃肃北马鬃山古玉矿遗址调查简报》，《文物》2010年第10期，第27-33页。

[32] 《管子·揆度》：“至於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尹知章 注：“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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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由于无法在标题使用“”一字，故以同义之“骟”而代。李水城：《马文化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1月，页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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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黄颖霞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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