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据史德文化略考
唐代据史德文化略考
段晴
著名历史语言学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外国语大学南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所长。著有《于阗语的无量寿经》（德文版）、《波你尼语法入门》、《于阗·佛教·古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主持翻译《汉译巴利三藏·经藏·长部》等多部著作。
段晴教授于2022年3月26日凌晨，在北京因病逝世（1953-2022）。惊闻噩耗，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同仁哀挽悲恸，刊发段晴教授生前所撰文章以示纪念。
一、略说据史德语与据史德语文书
我的报告直接从唐代讲起。到了唐代，已经明确，现在所谓Toquz Sarai “脱库孜萨来”的城，在唐代应该叫做“据史德城”。在图木舒克、巴楚这一带，至少一直到唐代，当地民众说的语言，叫做据史德语。
关于“据史德城”，一方面有汉籍史料的佐证，例如《新唐书》记载：“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1]。在唐之前，这一地区一直叫做郁头州。自唐代起，郁头州更名为据史德。而真正的证明，来自考古发现的据史德语文书。例如这一件（图一）[2]。这是当年黄文弼发现的。1929年9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队员黄文弼来到“脱库孜萨来”遗址处，并于路南东山寺庙，即现在称为“图木舒克佛教遗址”的地方发掘出两件胡语文书。后来，历经战乱，那两件文书的原件不知所踪，但黄文弼当年拍摄的照片却曾经流转于那个时代许多著名人物的手间。黄文弼曾与北大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通信，曾把文书的照片寄给他。时光荏苒，一晃近百年过去，这期间早已改天换地。而黄文弼寄给胡适的信和附上的照片却奇迹一般留存下来。2015年，现在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刘子凡博士，追踪黄文弼与胡适的书信往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胡适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件据史德语文书的照片。在这件文书的第10行，清晰写着“据史德国王”：
gūẓdiyā riḏe
“据史德国王之……”
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胡语文书证明，在唐代，在以这样的语言文字书写契约的地方，是据史德国王的管辖之地，这个王国，就是据史德王国。
据史德语大约在离现在的一千年前已经消亡。世界上有物种的消亡，但很不幸，也有语言的消亡。据史德语、于阗语等，是在民族迁徙以及宗教文化变迁的影响下消亡的。据史德语，以及用这门语言所书写的写本、文书的再发现，是在20世纪初期。正如众所周知，早在1906年，以德国的吐鲁番探险队，以及法国的伯希和，就曾经光顾图木舒克遗址区，在这里获得了各种文物。当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把在新疆获得的文物运回之后，他们在整理从新疆获得的写本时，发现其中出自图木舒克遗址区的写本，其语言有别于其他已经破解的新疆古代语言。挪威的印度学教授柯努（Sten Konow）最早成功解读了这种语言。柯努判断，这支尚不知名的语言与于阗语最为近似。这就是说，据史德语与于阗语一样，同属于一个庞大的家族。现代的语言，如英语、法语、俄语、波斯语，以及古代的语言，如梵语、希腊、拉丁语等，同属于这一庞大的家族，这就是所谓印欧语系。这支与于阗语最为接近的，在古代流行于巴楚一带的语言，后来很长时间被称为图木舒克语，因为这些写本文书是在图木舒克附近的遗址发现的。而这些写本的真实的语言名，即据史德语，一直到1992年，由北京大学的历史学家荣新江发现，从此据史德语恢复了真名[3]。
在发现据史德语之前，语言学家们已经判定，于阗语是斯基泰/塞种人的一支方言。那么与其接近的曾经流行于图木舒克、巴楚一带的据史德语，就是斯基泰/塞种人的另一支方言（Konow, 1935:772）。
从语言从文字看，据史德地区有与周边地区不同的文明特色。先说文字，图木舒克遗址区出土的写本所使用的婆罗谜文字，与龟兹一带出土的吐火罗语B所用的文字几近一致，却有独创的12字符（见图二）[4]。这一独创性，体现了据史德人的身份文化认同，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所说的语言，自身的文化与周边文化有显著的差异。
图二，据史德语的12个特殊字符。
目前已知据史德语文书的总数不超过80件。其中发现了两位据史德国王，即Yaunduya，模拟音译“郁头王”，以及Wasudewa。后者与大月氏贵霜的波调王同名。在已知的据史德语文书中，最早的当属黄文弼发现的这一件。其年代可以明确在650年。彼文书是郁头王三年的一件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除此之外，另有一件郁头王11年的文书。而郁头王11年的那一件，已经携带着唐王朝的影响。彼时的据史德国王，开始采用12生肖纪年。郁头王11年的契约文书写明，郁头王的第11年，是马年。而如我们所见，前面展示的郁头王三年的文书，并未体现12生肖的纪年法。两件郁头王时代的文书，却呈现不同纪年法。差异背后必然是历史时事的变迁。12生肖纪年，应是受到唐朝纪年的影响。从没有到采纳12生肖作为纪年，明显是唐朝在西域加强统治的反映。而唐朝高宗的显庆三年、咸亨元年皆是马年。以历史背景为鉴照，我倾向认为郁头王的马年，是显庆三年（658年）。史学家揭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派遣大将统率蕃汉兵进击龟兹，重立焉耆国王，攻拔龟兹国都，并取得了重大胜利[5]。这样一场对龟兹的战役，产生的影响自然波靡原隶属龟兹的周边邻国。可以想象，随之而来的是唐朝官僚体系对据史德的影响。而郁头王三年的这件文书，刚好相当于650年。
黄文弼发现的文书，记载了两项承诺，第一项承诺涉及的双方是弥那（Mena）藩王，以及米奴（Menu）家。弥那藩王邀请米奴一家定居下来从事畜牧业，并且承诺，若是米奴人的牲畜受损失，他将提供食物。弥那藩王还为米奴一家人提供了住房。第二项承诺涉及一个家庭，一位23岁的青年男子名叫乌郎，他在文书中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乌郎说：“母亲仍然失踪。妙意是我妹。弟弟们年幼，没有能力。”为（了妹妹妙意的）保护权，他在此令相集会，以为见证。乌郎说：“诸位证人！我已说证词，承诺自己……。我绝不背叛。”
契约的意思是，乌郎愿意成为妹妹妙意的监护人，因为他们的妈妈失踪了。后来，有九个人站出来，表示见证乌郎妹妹的过户。
二、据史德人是塞种人的一支
据史德人长什么样？语言提示，他们曾经是斯基泰人，即中国史书中所谓塞种人。斯基泰人、塞种人，曾经是公元前8-公元前1世纪最为活跃的族群。如果谈论公元前的文明交往、世界的文化交流，斯基泰人/塞种人在文明交流中所起到的传播作用，首屈一指。他们是驰骋欧亚的草原民族。他们的聚落被发现广泛散布于黑海北岸以及南西伯利亚草原之间。他们甚至于公元前7世纪达到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到达埃及的边界。古埃及法老萨姆提克一世（Pharao Psammetich 644-610 BC）以各种礼物作为谈判的筹码，劝退了斯基泰人的进攻，但斯基泰人回身扫荡了巴勒斯坦地区[6]。公元前7世纪后半到6世纪，崛起的米底人结束了斯基泰人的扩张。他们的身影留在后来崛起的人类历史上第一大帝国波斯帝国的建筑浮雕上。
波斯帝国以楔形文字勒石记功，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记载了波斯帝国兴起的故事。其上有被俘的塞种人的形象。波斯人称斯基泰人为塞种人。在波斯波利斯的宫殿遗址的浮雕上，也刻画有塞种人的形象。所谓塞种人，一般说他们戴尖帽子。但在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已经分别出三种斯基泰/塞种人，他们虽然都是斯基泰/塞种，却显然分属不同的部落。这些塞种人在古代波斯人的描述中，总是充当被征服的形象[7]。
必须强调指出，在讨论塞种人时，一方面不可忘记中国古籍中的描述。而另一方面则更加重要：在中国古代留下的文物上，也可以看到斯基泰人/塞人的形象。例如山东博物馆展出的西汉时期的汉画石，上面也有斯基泰/塞种人的模样。我这里强调，中国古代文物所保存下来的斯基泰/塞种人以及古代伊朗民族的宗教文化，其实十分丰富，可以弥补其他地方物证的不足。比如大家曾听说，后来在中国以经商著称的粟特人，他们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太原、西安等地都发现了粟特人的墓葬，出土了漂亮的石棺椁，上面的浮雕反映了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话等。但其实，在琐罗亚斯德之前，古代伊朗人（这是语言、文化的概念）有原始宗教。古伊朗原始宗教所信奉的神灵之一，是著名的风神。但风神的形象无论在中亚还是在伊朗地区，都没有被发现。而山东博物馆西汉画石上的风神，与阿维斯塔传统文献所描述的形象，颇为接近。风神的基本特点，人形，臀部肥硕，胸部宽大，眼睛凶残[8]。风神是死魔，带走活生生的人；又是战神，挑起战争，例如图三所表现的，正是风神在挑起战事。
斯基泰/塞种人还有一个特征，他们兼容并蓄了两河流域文明，尤其是兼容并蓄了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我们在中国的文物中，往往可以发现古希腊神话的现象，以为是古希腊人亲自传播过来的，但其实，传播了两河流域文化、古希腊文化的，是斯基泰/塞种人。新疆地区出土的文物当中，希腊神话的表现更多。例如收藏在和田博物馆的氍毹，依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团队所完成的碳14的测验结果，这些氍毹应是420—565年之间的产物。而从织入氍毹的于阗字判断，那些氍毹应是在560年前后织造出来的[9]。
山普拉墓葬群出土的希腊武士挂毯等，最能说明问题。看上去，这个武士还长着眼袋，典型希腊的特征。但其实身上的袍子，不是希腊式的。另外，人头马像，也不是希腊的（图四）[10]。那人口中吹号。这个号，是斯基泰人的乐器，最初用于狩猎[11]。周围的花，象征天，拥有这样的花者，非人也，而是神祇。这样的花，是天庭之花。在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到描述天庭之树和花的片段，例如《方广大庄严经》曰：“佛告诸比丘：彼天宫中有三万二千微妙安乐所住之处，其诸宝树生众天花，所谓阿提目多花、俱毘罗花、詹波迦花、波咤罗花、目真邻陀花、阿输迦花、镇头迦花、阿娑那花、建尼迦花、坚固花、大坚固花，处处开敷以为严饰，真金线网弥覆其上，周匝间厕种种庄严。”[12] (CBETA, T03, 540) 其中詹波迦花（Campaka），与斯基泰/塞种人的天花最为接近。在佛经的描述中，詹波花与黄金相并列。例如当佛悟道成佛之后，《方广大庄严经》这样形容佛的身色：他“身色晃耀如阎浮金及詹波花”(CBETA, T03, 605)。这里的阎浮金，指纯正的黄金，詹波花的色彩如黄金一般。所谓天雨妙华，天上下的花，常常点到这种花。
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展出的这件佛教造像龛，很说明问题。最上一圈正是天花的表征，因为佛被尊为天佛。这是天雨妙华的意境。
这样的花，果然出现在脱库孜萨来遗址的天人造像上。仅凭此花便可以断定，这个塑像是一位天女，而不是菩萨。因为她的胸前、壁上，都佩戴着詹波花，佩戴着天花（图六）。
图六，图木舒克遗址出土的天人。（段晴摄于吉美博物馆）
第三、据史德人的原始信仰——格里芬
以上我们曾经说，公元前8—1世纪时，斯基泰人或者塞种人曾经驰骋欧亚大陆，他们曾经是最善于迁徙的草原民族。从考古发掘的遗址而观察，斯基泰/塞种人的足迹分布十分广泛。从黑海北部，一直到南西伯利亚的草原，都曾经有多处斯基泰/塞种人生活聚落，从这些地方都有斯基泰/塞种人的墓葬，出土了诸多文物。在汉文史籍的记载中，公元前1世纪时，塞种人在西域分布广泛，从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西南经帕米尔高原到克什米尔的罽宾，都曾经是塞人的故地。
上面我们在展示波斯帝国的塞种人浮雕像时，已经点到。虽然这些分布广泛的草原民族统称为斯基泰或者塞种，但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部落划分，穿着不同，习俗不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识，就是信仰天，信仰格里芬。2007年在德国柏林和慕尼黑曾经举办了一场展览，名字叫做im Zeichen des goldenen Greifen.“以金的格里芬的标识”。在这个展览的图录上，我们看到了各种格里芬。
例一（图6）：这件著名的黄金护心配饰，出自南乌克兰的托尔斯塔娅·莫及拉的斯基泰王的大墓，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最外一圈上面镂金雕刻的表现了格里芬的职能。格里芬是天庭的守护者。这里所见到的格里芬，张开双翼，正在扑咬冲入天庭的马。这一撕咬场景，展示了格里芬对天庭的守护。马代表了试图闯入天庭的其他一切不利的来自俗界的势力[13]。
例二（图7）：此格里芬图案，缝制在用毡子制作的马鞍上。这件马鞍子出自南西伯利亚著名的巴泽里克文化群，出自2号墓，时代是公元前5世纪的。而与此形象最为接近的，是在尼雅发现的护臂，“五星出东方”上面的青龙（图8）。
例三（图9a）：巴泽雷克1号墓出土的毡子做的马鞍，上面的贴花是格里芬扑咬偶蹄兽的形象。另一张图，来自Noin Ula 6号墓。这是在毡毯的刺绣图案，也是格里芬扑咬偶蹄兽。（图9b）
例四（图10a-b）：山普拉出土的绦群，几何图案化的格里芬扑咬偶蹄兽。最后这个长条的，来自和田博物馆的氍毹（图10c）。这些氍毹的周边，都是格里芬扑咬偶蹄兽的图案。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在现收藏在和田博物馆的氍毹发现之前，所有格里芬的形象皆是出土于墓葬。由此而观，自然生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格里芬总是出现在墓葬当中呢？原因在于，古代和田地区的居民，以及生活在南西伯利亚等地的斯基泰人，他们的原始宗教是对天的信仰，相信天上有神灵，有神住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断出，斯基泰/塞种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灵魂升天。而格里芬是天庭的守护神，也是人死后灵魂的守护神。所以无论是斯基泰王大墓出土的黄金护胸，抑或是尼雅精绝王的护臂织锦“五星出东方”，以及山普拉墓地出土的所谓龙纹绦裙，其真正的用途是护身符。而和田博物馆的氍毹被发现之后，格里芬图案的用途得到了清晰的表征。几何图案“格里芬扑咬偶蹄兽”构成保护圈，圈内的形象全部是神灵。“格里芬扑咬偶蹄兽”形成结界，形成神的祭坛。这是古代和田人宗教仪式的祭坛。
图11，图木舒克遗址出土的格里芬。段晴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拍摄。
例五（图11）：终于，脱库孜萨来遗址的格里芬，又显示了不一样的形象，有翅膀，回望。他们守护在天人的旁边，沉默却昭然若揭地宣说着自己天庭守护者的身份。
综合考察了以上格里芬的形象，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纵然斯基泰/塞种人全部信仰格里芬。但是，每个部落所崇信的格里芬的形象不尽相同。例如图木舒克遗址出土的格里芬，与于阗王国的格里芬图案不一样。这就是他们文化的差异所在，各自不同的族群的认同所在。
以上展示了五星出东方的织锦，我认为其上所谓“青龙”正是斯基泰/塞种人的格里芬。这里不讨论格里芬起源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业已为语言文本证明；曾经于阗人信仰的格里芬，就是汉文化中的青龙。英国图书馆敦煌文书的目录下，编号IOL Khot S. 21（Ch.i.0021a）之写卷，是一件著名的于阗语文书，年号用的于阗王尉迟达摩中兴5年，相当于公元982年。那一年，于阗王尉迟达磨派遣了一个115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敦煌求亲。求亲的于阗人用华丽的辞藻描述于阗王的美德，说他成为王，皆因有所有神灵的庇护。所以这件于阗语文书又被称为《尉迟达磨王颂词》。
在这件所谓《颂词》上，于阗王尉迟达摩备受称赞，说他的王权是天授。其中赋予他王权的神灵，就有中国古代天文范畴的“四象”。这四象守护神的名字如下：“朱雀”是śūkhuṇa，原是借自梵语。梵语词śakuna，指一种鹰类的“大鸟”，象征吉祥。“玄武”是śakhīmä，尚不能确切说明，但也应是借自梵语，或者来自原词śaṅkhamat，“有螺壳的”。“虎”是于阗语复合词dīśa-mūka。后词mūka- 与muyi“虎”同词基，附加ka-词缀构成，直译“方位虎”，被定义作“夜叉”。“青龙”是grahavadatta[16]，该词早有汉译名“热舍”，《月藏经》是北齐时来华的那连提黎耶舍译出。在这一节，佛嘱咐各种神灵，令护持大地山川国土，使不受恶的侵害。而受到佛的付嘱护持于阗国的守护神中，就有“热舍”龙王（CBETA, T13, 368）。在于阗人的理解中，“热舍”是龙，是“四象”之一。龙王“热舍”正是尼雅五星出东方织锦护臂上的“青龙”，也是和田博物馆的氍毹图案上的所谓“格里芬”。而格里芬是个音译词，基于希腊语的γρύπων(grypon)。出现在图木舒克遗址上的所谓“格里芬”，其实也是“龙”，不过这“龙”的名字，最终还应以据史德语的词来定名。
图木舒克与古代和田地区一样，都曾经是丝绸之路上富有特色的绿洲，他们的文化兼有东西方的特点。深入发掘图木舒克古代的文化，不仅可以阐释当地文化，来自中原的风俗，还能更进一步，阐释保存在这里的世界文化的基因，为阐释人类文明的变迁做出贡献。
引用文献、缩略语说明：
CBETA=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段晴 2020《于阗语“四象”以及龙王“热舍”》，载于《语言学研究》第二十八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6—16页。
——2021《黄文弼发现的两件据史德语文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十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18页。
Parzinger, H. (editor), 2007. Im Zeichen des Goldenen Greifen: Königgräber der Skythen, München: Prestel.
荣新江1992《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źdi-” 》，《内陆アツア言语研究》VII，神户，1992年，1-12页。
Rong, Xinjiang, 2005, “The Name of the So-salled ‘Tumshuqese’ Languag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volume 19, pp. 119-127.
T = Taisho 《大正藏》
Wagner et al. 2009：Mayke Wagner(王睦), Wang Bo（王博）, Pavel Tarasov, Sidsel Maria West-Hansen, Elisabeth Völling & Jonas Heller, “The ornamental trousers from Sampula (Xinjiang, China): their origins and biography”, Antiquitty 83(2009),1065-1075（以下简称
张广达2008张广达文集，《文史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his paper is a revised version based on the lecture read at “The First Forum on Tumshuq Historic Cultures” held from April 27-30, 2012, in Tumshuq. Three topics are included: The first one is about the language and script once popular in the area of Bachu and Tumshuq while as early as in Tang-time. For this introduction a document discovered by Huang Wenbi in1929 is given as an example. The second topic stresses that the people have been speaking the Gyūzdī language were a branch of Scythens or Sakas, hence unearthed objects of Buddhist art within this area are bearing features of Scythens or Sakas. In the third part, different patterns of gryphon—the mythical creature of Scythens and Sakas are arranged which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various archeological sites. The diversity of patterns of gryphon is going to show that different tribes must have taken their own emblem although they all believed in gryphon which had been playing a role as a guardian for the heaven in the religious cult of Scythens and Sakas.
[1] 《新唐书》第4册，《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50页。
[2] 原照片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胡适档案。具体解读，参阅段晴2021, 1-18。
[3] 荣新江的发现日文首发，参阅荣新江，1992。英文版见Rong, 2005。
[4] 照片来源：Dieter Maue, “Introductory Remarks to th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Tumshuqese Manuscripts and Inscriptions”[关于图木舒克文书及铭文转写的说明文]，该文由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TITUS项目发布。
网站地址：http://titus.uni-frankfurt.de/indexe.htm。
[5] 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式》，张广达，2008。关于对事件的描述，见第136-137页。
[6] H. Parzinger, “Einführung”, in Parzinger (ed.) 2007, 33.
[7] 贝希斯敦铭文以及波斯波利斯浮雕上塞种人，其形象颇为广泛流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相应的图像，本文无专属贴图。
[8] 首先鸣谢山东博物馆供图。更多关于此汉画石上风神的描述，见段晴《丝路之畔的赫尔墨斯》，载于《新丝路学刊》第11辑，2021年，第1-14页。
[9] 可参阅以下两篇论文：段晴，《神话的跨域性与地方性——以观察新疆洛浦博物馆氍毹为基础》，《民族艺术》，2018年第4期13—22页；段晴，《神话与仪式——以观察新疆洛浦博物馆氍毹为基础》，《民族艺术》，2018年10月第5期31-44页。
[10] 原图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图版360，360-1—360-4。
[11] 关于武士、人头马画面的塞种人因素，参阅Wagner et al. 2009。这篇论文，对山普拉墓葬出土的武士挂毯的研究，做出了突破性贡献。
[12] 这段引文中，花名的梵语对译词，可参阅CBETA, T03, 605的注释部分。其中阿提目多花（Atimuktika）、俱毘罗花（kovidāra）天堂才有树。波咤罗花（pāṭala）是粉色, 目真邻陀（mucilinda）是翅子树,开白花，花瓣细长。阿输迦（aśoka）即木棉树，开红、粉等色大花。 镇头迦花（tinduka）柿子花。阿娑那（asana），不明花色。建尼迦（karṇikāra），据说也是一种金色的花。 坚固花（keśara），一说泰国樱花。大坚固花（sāla）：根据梵语此，也译作“娑罗树”，开花。但从其他经文的描述看，詹波花与斯基泰/塞人的天花最为接近。
[13] 图版来源：O. Dally, “Skythische und greco-skythische Bildelemente im nördlichen Schwarzmeerraum”， in Parzinger(ed.) 2007，296。
[14] 图版来源：Judmila L. Barkova, “Die Fürstengräber der Pazyryk-Kultur”, in Parzinger(ed.) 2007, 126.
[15] 图版来源：Wagner et al. 2009, 1072。
[16] 关于这一节的更详细说明，参阅段晴2020。
编者按：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段晴：《唐代据史德文化略考》，《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1月，页10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