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专题 |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邬峻 张博雅 | 走向“新的”阳光都市主义
全文刊登于《风景园林》2020年第5期 P98-104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邬峻,张博雅.走向“新的”阳光都市主义[J].风景园林,2020,27(5):98-104.
走向“新的”阳光都市主义
著:(美)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男 /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John E. Irving教席景观建筑学教授、城市化办公室主任 / 他的研究探求景观、生态及当代都市间的相互联系
译:邬峻
男 / 博士 / 荷兰阿纳雄智慧城市基金会首席数据科学家 / 荷兰注册建筑师 / 荷兰高柏伙伴公司前资深设计师 /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前教授 / 本刊特约编辑 / 致力于风景园林研究与设计、智慧城市、城市大数据运用与开发
校:张博雅
男 / 哈佛大学设计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农业城市化
摘要:关于日照朝向和城市形态的话题既是永恒的,又是应景的。“生态都市主义”的论述和实践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与水文网络和生态功能相关的主题。而阳光都市主义(heliomorphism)提议通过回到日照性能这一话题来修订和扩展当下生态都市主义的议程。在最近的项目中,许多领先的建筑师和城市主义者根据日照朝向提出了城市秩序的新形式。在许多此类项目中,设计师将城市形态与复杂而矛盾的日照性能经济联系在一起。日照朝向和社会秩序、公共卫生和政治经济学等主题是许多现代规划师及其项目面临的基本问题。随着现代规划的崩溃,基于纬度和日照公平性的城市秩序单一模型已被受市场驱动的城市化新自由主义模型所取代。笔者重返城市秩序这一古老议题,并通过一系列规划政策和先例展示其潜力。不论经纬度如何,在许多文化中,晒太阳被公认为是一项古老而不可侵犯的权利。笔者重新考虑了与社会公平相关的日照获取,继而考察了源于资本积累的建筑形态与基于环境共识的采光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冲击引发了建筑和城市主义的一系列实验性的、反文化的实践。当前的环境危机包括对于零碳政策的应对,并将其操作规模推广到了城市形态的尺度。拉尔夫·诺尔斯(Ralph Knowles)的“日照包络体”(solar envelope)概念提出了一种设计工具,该工具预示了当代对设计参数化和关系化建模的兴趣。包络体提供了一种预测形态,从而将城市形态与日照性能相互关联。过去10年的技术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精确度和反馈程度,也许能为这一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创意注入新的可能。本研究从概念及预测角度出发,分析了当代计算机几何模型对该设计模式所带来的变革。
关键词:阳光都市主义;日照性能;日照包络体;生态都市主义;关系化城市建模
当代,关于城市在设计文化中地位的讨论趋向于朝着2个自指的、最终不可调和的逻辑循环发展。一方面,许多关于当代城市设计的讨论沦为对政策、公众参与及治理等社会政治议题的痴迷;另一方面,这些讨论普遍局限于对城市历史上单个地点、项目以及特例的描述。摇摆于这2个城市议程的范围和规模之间,我们似乎失去了将城市设计描述为集体文化项目的潜力。这种笼统的声明显然过分简化了情况,并冒着夸大其词的真实风险。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方面,当代城市相关的设计论述和实践在规模、地点和主题上趋向于与政策相关;另一方面,与个体发展项目相关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城市命题萎缩的背后,还有许多充分的历史原因。在这2种情况下,我们都见证了缺乏理性的政治解释、缺乏政治经济大环境的解释,或缺乏对那些直接和即刻投入实质性项目的人的自身利益的解释。在规划学围绕社会议题激进化发展、建筑学围绕学科自治激进化发展之后,谁将为城市文化展开诉求呢?谁有能力表达集体城市形态的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广义的设计学科,尤其是城市艺术,具有通过发展话语形式和预判力来纠正这种历史形态的潜力。
未建成的曼哈顿,2016年
在关于城市作为设计主题和设计对象的论述中,可能会在日照朝向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里找到一个政体与项目和解的潜在性课题。自最早的城市建筑法规出台以来,这一古老的议题就已经出现。但对于设计学科而言,这又是一个很应景的问题。因为该话题有望增强当今社会对生态与城市主义之间关系的兴趣。虽然生态都市主义的许多论述和实践都集中在基于现代水文和生态条件的城市形态生成,但阳光都市主义(heliomorphism)的前景为生态功能与城市形态之间提供了一组新关系。这样,该话题有望使人们对从景观都市主义和生态都市主义到热动力学和城市新陈代谢的一系列主题产生兴趣。不同于与任一特定设计学科相关的技术问题,阳光都市主义建议将城市设计回归为一种集体文化行为。为了避免在建筑文化自主权和城市形态生态参数的决策这二者之间做出错误选择,阳光都市主义提供了第3种选择。就这一点而言,阳光都市主义的“转向”与热动力学这个主题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均是通过气候、碳、能源和环境的外部驱动因素来动员建筑自主文化生产的议程。
景观都市主义和生态都市主义这2个主题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与城市形态相关的水文网络及其生态绩效的关注。这些议题仍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阳光都市主义”给出了一条新的探究思路,通过这种思路也可以构想出“生态都市主义”。
城市形态及其与日照朝向关系的话题一直存在。最早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相关的文献强调了城市的朝向、布局以及城市形状与日照朝向相互对应关系的重要性。不论纬度如何,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能找到将“日照权”作为基本社会建构的古代法律。20世纪,该话题一直存在于“作为社会契约一部分的日照权”与“以城市化为途径的、各种形式的资本积累”二者之间,成为两者长期以来矛盾关系的一部分。
针对阳光都市主义在当代的回归,笔者建议重新阅读20世纪的建筑和城市史。在20世纪下半叶,许多著名的建筑师和城市主义者探索了阳光都市主义项目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德国规划师路德维希·希尔伯西默(Ludwig Hilberseimer)的《新区域格局》(New Regional Pattern,1949年)的重新审视。希尔伯西默的战后计划同样受到了与分散式工业经济主导的空间定位有关的、深刻的社会阳光公平感的启发。这些提示我们重新关注日照朝向的概念是如何影响英国建筑师简·德鲁(Jane Drew)和麦克斯韦·弗莱(Maxwell Fry)的工作。他们著有2本《热带建筑》(Tropical Architecture,1956年、1964年)以及《建筑与环境》(Architecture and the Environment,1976年)。美国建筑师拉尔夫·诺尔斯(Ralph Knowles)的设计作品以及他在《太阳节奏形式》(Sun Rhythm Form,1982年)一书中所述的“日照包络体”的概念对于重读阳光都市主义至关重要。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冲击和经济转型,诺尔斯提出了“日照包络体”的概念。加拿大都市主义者弗拉基米尔·马特斯(Vladimir Matus)在1988年出版的《北方气候设计》(Design for Northern Climates)一书中提到了“阳光都市主义的城市空间”的设计。马特斯提出了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城市项目的潜力:“几十年来,对于各种人来说,最佳环境主要通过能源输入来实现活动……(现在)建筑物可以转变为对环境变化敏感的准生物系统,像花朵一样开放,利用并吸收环境能量。”
这些例子,以及其他无数例子,预示着在城市形态控制过程中争论焦点的形成,围绕着获得最低日照标准权利的抗争,将资本积累与建筑形态的生长聚集对峙起来。竖直方向的生长聚集和水平方向的规范控制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与争论,基本上定义了现代城市形态和日照朝向的议题。然而,最近建筑师和城市主义者指出了新型太阳能经济的潜力。其中许多项目建议通过扩大日照性能、建筑表现形式和城市形态来超越资本积累与公平获取之间的长期矛盾关系。“新”阳光都市主义的前景暗示了两组各自独立且互相关联的矛盾关系,二者均为城市设计所特有:1)城市作为社会公平的场所与城市作为资本积累的引擎之间的长期矛盾;2)生态过程中的太阳能获取与可再生能源的太阳能获取之间的矛盾关系。总而言之,这些术语提供了与社会、经济和生态参数相关的潜在城市形态与生命政治。阳光都市主义的议程产生了3种不同设计研究模式的交集,使得这种扩展的生命政治在城市领域成为可能:即服务于热动力学的计算机几何学和关系化城市建模;为建筑和城市形态服务的能源建模和改善性能措施;基于设计的生态学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化。
最近,各界展开关于纽约超高层住宅及其在中央公园的阴影的讨论,这表明日照性能这一话题的紧迫性。2013年12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由于新住宅开发而陷入永久阴影的曼哈顿公寓。该文章描述了曼哈顿中城的超高层、超薄型住宅楼以及住宅项目的发展趋势和整个城市的庞大开发数量。同月,康奈尔大学获得了规划许可,可以开始在罗斯福岛新技术园区建造一座巨大的零能耗建筑,将由大量位于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提供发电服务。彭博中心(Bloomberg Center)由Thom Mayne/Morphosis设计,通过增加用于太阳能收集的建筑表面积,大幅度优化能源目标。在Morphosis设计的彭博中心,对建造零能耗建筑的追求促使他设计了巨大的屋顶景观,以优化生产和减少排放,但同样也增加了建筑物的阴影投射面,使新园区中心建筑的大部分区域陷入黑暗。最近,珍妮·甘/甘建筑工作室(Jeanne Gang/Studio Gang Architects)在曼哈顿下西区第十大道40号的高线附近设计了一个日照雕刻塔。该项目通过向城市提出请愿,获得许可将部分开发量转移,从而避免在高线上方蒙上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下方高架生态长廊的采光需求促使甘采用雕刻的形态语言并考虑重新分配场地上的可用开发权。与Mayne对能源生产的关注相反,甘的塔扭曲自身,以避免在下方的公园投下阴影。该项目有效地颠覆了1916年《纽约州分区决议》(New York Zoning Resolution)中约定的逻辑。最近,有关让·努维尔(Jean Nouvel)的努维尔建筑事务所(Jean Nouvel/Nouvel Architects)设计的位于西57大街的MoMA塔楼的争论也同样印证了新的阳光都市主义经济学:尽管设计方案关注了1916年及以后的分区法令,塔的高度和退线也限制在304.8m(1000英尺)之内,但Nouvel提议的塔仍然受到纽约市规划总监Amanda Burden的严厉抵制。3个看似矛盾的案例表明,日照朝向和城市形态这一话题在当代文化中重新获得了契合度。该主题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涉及社会正义以及城市的日照和空气权,还衍生出城市生活相关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这些同样引人深思的问题。这项研究将建立一套关于该主题与当代实践和政策的潜在相关性的知识体系。
未建成的曼哈顿,2016年
全球许多项目,包括上述的近期项目在内,促成了日照性能相关的、复杂且矛盾的新经济学(更不用说新的政治)术语。2016年9月,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城市化办公室在成立大会上重回城市秩序相关的这一古老议题。会议通过3种话语框架探索了“新的”阳光都市主义城市项目的潜力:插件(plug-ins)、公众资源(commons)和零和(zero-sum)。
拉尔夫·诺尔斯的“日照包络体”概念提出了一种设计工具,该工具预示了当代对设计参数化和关系化建模的兴趣。包络体提供了一种预测形态,从而将城市形态与日照性能相互关联。过去10年的技术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精确度和反馈程度,也许能为这一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创意注入新的可能。“插件”从概念及预测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当代计算机几何模型对该设计模式所带来的变革。不受位置或纬度限制,在许多文化中,晒太阳被认为是一项古老而不可侵犯的权利。当前有几种政治经济概念出于健康考虑对其进行保护,另一些则出于能源方面的考虑对其进行监管。尽管上述2个概念有别,“公众资源”都将2种类型的太阳能获取重新定义为社会公平问题,继而考察了来源于资本积累的建筑形态与基于环境共识的采光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冲击引发了建筑和城市主义的一系列实验性的、反文化的实践。这些实践使得在新的太阳能政治经济中,日常应用和自我研发的出现成为可能。当前的环境危机包括零碳应对策略和将操作规模推向新自由主义的公司行动以及政府城市化进程。“零和”策略审查了从国家到城市、从个人到大集团(政治或经济)、从替代到新常态的转变。总体而言,这3个设计研究空间为城市形状设计框定了“新的”阳光都市主义的潜力。
图片来源:
文中图片由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城市化办公室提供。
为了微信阅读体验,文中参考文献标注进行了删减,详见杂志。
参考文献
[1] HILBERSEIMER L. New Regional Pattern[M]. Chicago: Paul Theobald,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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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udio Gang Architects. Solar Carve Tower (40 Tenth Avenue), Manhattan[EB/OL]. (2015)[2019-09-22]. http://studiogang.com/project/40-tenth-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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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eliomorphism,”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conference[EB/OL]. (2016-09-15)[2019-09-22]. http://www.gsd.harvard.edu/event/inaugural-conference-of-the-harvard-gsd-office-for-urbanization-heliomorp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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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 王亚莺
微信编辑 刘芝若
微信校对 王亚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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