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专题 | Miquel Vidal Pla | 当代景观设计的现时危机与未来挑战：从特质出发的设计途径

全文刊登于《风景园林》2020年第6期 P8-21

米盖尔·维达·普拉，边思敏，王勤.当代景观设计的现时危机与未来挑战：从特质出发的设计途径[J].风景园林，2020，27（6）：8-21.

当代景观设计的现时危机与未来挑战：从特质出发的设计途径

著：（西班牙）米盖尔·维达·普拉

男 / 博士 / 巴塞罗那建筑学院风景园林学系终身教授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 / 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风景园林学硕士学位联合创办者 / 多学科跨文化景观研究学者 / 撰写及主编专著包括《场域辩证法》《设计注入非物质特性要义与当代景观学》《部分要义的应用》（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协助完成） 

译：边思敏

女 / 博士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理论 

校：王勤

女 / 博士 / 情感建筑研究与设计工作室负责人 / 中国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ETSAV建筑学院客座讲师 / 研究方向为情感建筑原理与设计方法论 

摘要：本文所讨论的当代景观设计途径专指场域辩证法（territorial dialectics）。它可以被视作一种为设计项目注入非物质特性的设计方法论，与参数化输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场域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景观的物质特性会随时间变化，而非物质特性则在时间维度中保持永恒。阐释如何从以当代手法再现经久不变的特质的角度来分析截至20世纪末的景观设计作品。这些当代景观设计所表达的特质包括：记忆、天堂、阿卡狄亚、控制、凝思、仪式、城市性、知识、过程、崇高、持续突现性。然而，科技的不断革新，知识疆域的拓展，控制论、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非人本因素已经导致了地球上诸多根本性的变化，消耗了巨量的地球资源。这一切阻断了当下动态景观与从前特质的联系。因此，需要构建混合的、共时性的特质。

关键词：当代景观；演变；特质；连续性与变化；场域辩证法

当代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正在与社会和地域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发生冲突。由于社会、经济、地理或者宗教等原因，这些关系在集体和个体层面都变得更为复杂。故而，原来用以划分与自然相关的空间的传统分类方式（从自然保护区到花园），对于建立一个能够涵盖所有映射自然的空间的景观设计研究框架已不再适用。

所有景观都是其内在特质（identity）的表象。同时，特质也可以用来区分和识别不同景观。因此，以下的设计途径就是合乎逻辑的：即从那些定义了不同景观当代性（contemporaneity）的特质出发构建当代景观。

从特质出发的当代景观设计项目为分析这些特质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会反映出这些特质的表现方式，比如实体景观的形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笔者阐释了以下几个包含于当代景观中的特质：记忆（memory）、天堂（paradise）、阿卡狄亚（arcadia）、控制（control）、凝思（contemplation）、仪式（liturgy）、城市性（urbanity）、知识（knowledge）、过程（the processes）、崇高（the sublime）、持续突现性（permanent emergency）。

1 记忆

营造纪念性景观的目的是以物质性景观来回顾过去发生的某一独特事件的特质。本节主要探讨超越精神（transcendent）是如何透过纪念物呈现于当代景观之中的。

越战纪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位于华盛顿，1982年由林璎（Maya Lin）设计；911国家纪念碑和博物馆（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 Museum）位于纽约，2011年由迈克尔·阿拉德（Michael Arad）和彼得·沃克（Peter Walker）设计。2个项目的共同特征在于抽象性和虚无性，但是，这样的特性对于林璎来说是可以置身其中的，而迈克尔·阿拉德则更强调不可企及的感受。这2个空间都没有还原具象，却唤起了人们对过往的记忆。

越战纪念碑这一项目反映了在景观设计中表达一种真实特征的困难性。在林璎的设计中，记忆的表达超越了图像，并且被这样一种由空间营造出来的氛围唤起：游客被公园地表裂开的硬地“伤口”引入内部的土地，象征了死亡的体验。黑色的花岗岩墙面上镌刻了58 272名阵亡美国军人的名字，抛光的花岗岩材质映射出来访者的身影，仿佛那些消逝在越战中的军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浮现。

911国家纪念碑和博物馆的设计无意呈现双子塔遭遇恐怖袭击之前的特质，不想复原作为纽约地标的存在感，也不影射袭击事件本身，而是希望唤起对于所有以上事件后果的反思：某种东西的缺失。设计者通过2个设置在原地基位置的深水池物化了这种缺失特质的表达。水不断地从水池周缘涌入，然后消失在中央的深井之中，留下始终缺失的空间（图1）。

1  记忆。911国家纪念碑和博物馆。一种难以接近的虚空，水流向内部不断倾泻，又消失于黑暗中，让人联想到流逝、离去和缺失

2 天堂

在一些项目设计中，表达天堂特质的目的是营建一个被周遭环境包围，但又异化于周围的，格外友善的环境。它们是人们想从不完美的或者充满敌意的环境逃往一个热情友好环境的归宿。“天堂”景观同样可以由外部自然要素构成，但更偏重于凭借这些要素自身的条件特征来构建文化氛围或是宏大场景。不论就哪种情况来说，生动、微妙或是极端的感受都是非常重要的。“天堂”景观为人们提供了通常被外部环境否定的知觉和舒适体验，并且在社会和文化秩序上唤起了一种新的范式。

然而“天堂”感受的唤起取决于每个人对于天堂的定义。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巴黎迪士尼公园（Disneyland Paris）和冒险港之类的主题公园，就可以被称为21世纪的“天堂”景观。它们提供了一个封闭的梦幻世界，这是对由大众传媒构建的、远离日常生活的虚构故事（fiction）的物质化体现。

秘密花园（意大利语：Il Segretto Giardino，图2）和冒险港主题公园（Port Aventura）诠释了“天堂”的当代含义，而阿尔罕布拉宫则以物质景观表达了“天堂”的历史内涵。

2  天堂。秘密花园。在这里，天堂是指相背于城市喧嚣，而嵌入巴塞罗那扩展区的一个封闭性花园

以上3个案例的共同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与敌对而平庸的外界现实环境相反的友善的闭合空间。

位于巴塞罗那的秘密花园是埃斯科萨多公园（Excorxador Park）设计竞赛的第一名，面积为4 h㎡。场地被一道墙体限定并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绿洲，一系列如诗如画的场景以“水”元素串联。

杜莎默林娱乐集团的冒险港主题公园（1995年）与其他主题公园类似，是“天堂”的一种当代版本，它不是被完美化的大自然，而是一个可以体验神话和异域世界的聚会地，人们可以在这儿获得不属于日常生活的体验。原初意义上的天堂往往倾向于内省，当代版天堂则是一种逃脱和某种形式的疏离。

3 阿卡狄亚

正如雅各布·桑纳扎罗（Jacopo Sannazaro）在1504年的同名小说中所描述的，阿卡狄亚指那些自然与乡村和谐相融之所的风景。不同于天堂（天堂中无人劳作）和乌托邦（关于如何组织完美社会的构想），阿卡狄亚由于给出了一种在大尺度下兼顾美与功能的范例，而对当下的景观设计意义非凡。建立当代的阿卡狄亚，可以为营造城市、乡村和混合型景观提供新的类型学参考，它在自然、功能，偶尔也包括艺术等领域之间产生了协同效应（synergies）。

这一类的案例包括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马格莱纳镇达圣奥古斯汀山谷的巨构阵列景观（Very Large Array）和拉维莱特公园（法语：Parc de la Villette）。

尽管以上两例在规模和用途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在大自然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处理上都具有互补性，即通过人为参与来构建场所的特质。

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的巨构阵列景观深入圣奥古斯汀山谷，因为采用了Y字形阵列，在人为与自然之间呈现出了更强烈的对比关系。27台口径25 m的天线组成的射电望远镜阵列沿着3个分支排布，轨迹长达50 km，每个分支上布有9座看上去仿佛在丈量大地的巨型白色雕塑（图3）。

3  阿卡狄亚。巨构阵列景观。美国联邦基金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这27座天线组成的巨构阵列是沙漠景观文化的象征，创造了一种技术化的、当代的阿卡狄亚

拉维莱特公园设计中运用了阿卡狄亚的哲学，并致敬了利西茨基（Lissitzky）和苏联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 Architecture）。在100 m×100 m的网格体系中，屈米设置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介于建筑和雕塑之间的混合构筑物（folie），象征着人类知识（knowledge）和大自然在场地中彼此交融。

4 控制

控制的特性隐含于所有试图基于权力（power）、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秩序（order）、领土原因（territorial reasons）等的叙事来构建或定义一个地域的人为干预之中。无论不可见因素随着历史进程如何更迭，透视法（perspectives）始终是这类景观的基本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透视法造就了17世纪路易十四时期的绝对主义景观（Absolutist Landscape）、18世纪皮尔·查尔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设计的华盛顿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和20世纪的麦克米兰规划（McMillan Plan）。而透过持续至21世纪的塞尔吉·蓬图瓦兹主轴（Axe Majeur de Cergy-Pontoise）项目，依然可以看到远在50 km之外的巴黎和其周边城镇连绵的景象。

然而除了古典透视法之外，还有其他定义场域的方式，它们将场域和艺术、某种用途或者某种人设的形式（form）联系起来。艺术对于场域的定性体现在克里斯托（Christo）和珍妮·克劳德（Jeanne-Claude）创作的《飞篱》（Runnin Fence）项目纯粹的美学痕迹中，以及《雨伞》（Umbrellas）项目所呈现的类似元素的有序或随机重复中。

塞尔吉·蓬图瓦兹主轴指向远处以埃菲尔铁塔为高潮的广阔视野，这一设计的目的是在巴黎市区和里卡多·波菲尔（Ricardo Bofill）设计的卫星城之间建立一种身份认同感和共享城市性（shared urbanity）。不同于巴洛克风格的建造形制，设计沿轴线置入了具有雕塑或主题序列的、富于变换的断面（图4）。

4  控制。塞尔吉·蓬图瓦兹主轴。被重新诠释的巴洛克视角将巴黎拉德芳斯中心商务区（the Defense）的都市特征，带入了一座尚缺乏特质的新城

位于福特山谷（Valley Ford）的《飞篱》是一条全长约40 km，穿越了59位私有领主土地的折线。艺术家希望构筑一条纯粹为审美而生的线性轨迹，不考虑其他功能，也不是用自然线条来描绘几何景观。他们声称：“我们想要构建的不仅仅是一条穿越疆域的藩篱，而是一种由于人类的存在和象征性的干预而产生的新景观。”

《雨伞》为美日合作项目，1991年由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设计。10月9日日出时分，分布在加州第戎牧场和茨城县佐藤河谷的3 100把雨伞同时撑开。设计的目的之一是突出2个疆域的差异性。在美国，这一艺术创作覆盖了25块私有领土，而在日本同样的面积则涉及495位土地所有者。这影响到了伞的分布密度——日本要比加州密得多。此外，日本的蓝色雨伞还象征着水源的丰沛，美国的黄色雨伞则指代沙漠的干旱。

5 凝思

东西方园林景观的巨大区别源于其对待自然的原始态度。在西方，创世纪的犹太基督教教义确立了其要控制自然的最初观念，这一点不论在英国式园林还是风景如画（picturesque）风格的园林景观中均无例外。几乎所有西方园林形式都是通过操控自然来创造新景观，不同之处则在于是否刻意强调控制的过程。

自人类纪元之初，中国文化中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就已经在思索决定着其神秘文化渊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与基督教的激进主义相比，上述三大宗教的哲学观，而非教义，孕育出了一种更为微妙的阐释途径。

常令人惊讶的是，当具有千年文化渊源的中国园林在与当下时代发生对话时，却呈现出一种四海皆准的普遍形式。

牛津词典对“contemplate”一词存在2种不同解释：“长时间地凝视”和“思考”。前者代表了其西方意义，而后者则反映了其东方意义。

上述2种意义存在于所有那些意图接近自然的景观之中，无论尺度大小，无不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强调可以凝思的重点方面或者过程。其状态可以分为“开放式”（open）和“闭合式”（closed）。

5.1 开放式凝思

东方的开放式凝思提供了一种囊括视野高远的大尺度空间，以及天时或四季自然变化的感性经验。例如，颐和园（1271—1764年）就是通过具有相应功能的建筑空间营造了一种静态的、礼仪性的沉思体验，此外“知春亭”“排云殿”等的命名也暗示了其礼仪功能。

而在西方当代的开放式凝思空间中，观察者的态度具有更强的参与性，而这样的景观也可以从3个角度来欣赏：1） 通过身体的运动引向对景观的动态观察，如瞭望塔项目（Observation Tower）；2） 激发观者的感官体验，如克里斯托弗·贝尼古（Chirstophe Benichou）在峰尖盒子（Tip-Box）中制造的眩晕感和不稳定感；3） 树立景观中的地标。

探险营地（Camp Adventure）瞭望塔引入了盘旋向上的运动，通过转向轴线创造了动态观察自然的方式，使人们对景观的感知持续变化，在上升中获得启发。

峰尖盒子体现了当代设计中的两大特征：地标（landmark）在景观中的作用以及感觉的融入，即以感性的方式连接观者和景观。

5.2 闭合式凝思

这类景观通过对自然的抽象唤起更具哲学意味和普遍性的特质，诸如龙安寺（Ryoan-ji，位于京都，1450年细川胜元设计）、加州剧本（California Scenario）和风中绘画（Drawing in the wind）。引人关注的实体景观成为观者和终极现实（final reality）之间的纽带。

加州剧本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由野口勇（Isamu Noguchi）设计。设计以盆景的方式将加州自然风貌整合在一个不到0.5 h㎡的花园里，反映出东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以极简主义的表现手法再现了南部地区前哥伦布文化时期的金字塔、河流和沟渠。

风中绘画内庭院里的竹子和破碎大理石等自然元素象征着建筑创作过程，房子的创作概念写在玻璃上，手的动作表现了一种努力和追寻，竹子代表无用的杂想，庭院中央的小房子则意味着项目的终结（图5）。

 5 闭合式凝思。风中绘画。凝视用“手”、破碎大理石、无用的竹子和原型房子构成的近景就是在发现建筑项目过程中的风景

6 仪式

仪式空间。仪式是在宗教性或与之类似的公共机构中进行仪典活动的具体行为方式。仪式性体现在与超越（transcendent）特质有关的景观项目中。“移动”在这类景观之中至关重要，譬如进行的方式、轨迹、先后承接的序列、时间、节奏等。正是一个接一个的、与无形事物相关联的仪式进程，串起了其景观空间中的一条条路径。

紫禁城和天坛是2处北京的历史标志性建筑群，承担着中国历史上2项最根本的礼仪功能。前者的朝圣对象是接近半人半神的皇帝，即天子的尘世途径；而后者则对应了祭天祈谷的仪式。对比紫禁城和天坛轴线之间的差异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紫禁城依南北轴线布局，北至神武门，外延至景山，南至午门，外延至天安门广场。然而这条神秘的、隐喻性的轴线从未被觉察，而是遵循着一种渐进的序列过程。造访者在其中逐渐接近一种非物质状态的、不可见的、半神圣的存在，这是一种神秘而深刻的文化体验（cultural experience）。

一道道宫城门，以及不同尺度、形制的建筑和过渡空间的存在，加上它们的命名引导，如太和门、太和殿、乾清宫、神武门等，层层强化了这种仪式性的个体经验。

天坛祭天祈谷的仪式决定了天坛的线性序列结构。主轴线始自祈年殿，终于寰丘坛。皇帝在祈年殿中和神明交流，而在寰丘坛上当众召唤众神庇护。衔接这两个线性空间的是在轴线约1/3处的皇穹宇和成贞门。以上所有都说明了行程的序列性，这是仪式过程的一种特定模式，而非任何视觉上的参照。

苏维埃战争纪念碑（The Soviet War Memorial）和采石场公墓（Fossar de la Pedrera）是2处现代的仪式空间，前者是柏林战役阵亡士兵的长眠之所，后者是遭遇法西斯主义迫害的受难者的安息之地。

位于柏林的苏维埃战争纪念碑与紫禁城和天坛类似，访客需要遵循一个由外部到达公园中心墓地的渐进历程。首先，几条宽阔的道路将人们汇合到一片空地，其中放置着一尊3 m高的花岗岩雕像——《故乡》；接着，一条在两排桦树掩映下的林荫道引导人们通过左右两面红色花岗岩的巨型旗帜雕塑墙，进入场地的主要部分——战争公墓；尽管其后的路径很短，但诸如方向的变化、地面的倾斜、视线的引导以及森林对墓地范围的框定等微妙的控制手段，依旧很好地将最终的知觉体验引向对公墓的凝思。

采石场公墓利用了墓地所在的一个半围合的采石场进行改造，并引入了渐进的仪式性历程。入口起始于一个由回收路缘石铺就的陡坡，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残酷和走向重生的双重隐喻；接下来，人们将穿过一片松柏林中刻着遇难者姓名的石柱列，最终到达纪念空间。跨过围合采石场的铺设带，就是已被填平的采石坑空间范围，而坑底便是埋葬着众多遇难者的所在。地面上经年累月的落石成为一种对突变（即死亡）的隐喻（图6）。

6 仪式空间。采石场公墓。路径终点是埋葬着众多遇难者的所在（加泰罗尼亚语称为Fossar），以庄严的“死亡之在场”作为终结，将旅程转换为葬礼的仪式进程

7 城市性

7.1 城市公园

以1982年拉维莱特公园为标志，当代城市公园超越了自1871年摄政公园（Regent’s Park）以来的自然疗愈模式（natural-hygienist model），开始将自然引入历史城市，以缓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衰退状况。无论从设计的严格管控还是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功能复杂性出发，城市公园的构想一直以来都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如果从用途和环境2个方面来考量，城市公园则可以被视为城市性的替代形式。当代城市公园是处于城市内部或边界的大片地表，它们被组织起来以构建补充城市活动的不同叙事。

米罗公园（Joan Miró Park）、过渡花园（The Park Gardens in Transition）、超级线性公园（Superkilen）和炮台公园（Parc del Turó de la Rovira）是对城市基底特质进行转化的几个典型案例。米罗公园采用了一种另类的叙事方式，过渡公园是城市乡村化的叙事，超级线性公园和炮台公园则是都市特质的反映。

米罗公园是一个示范公园应该如何从被使用的角度出发进行规划的案例。公园由2部分组成：一片松林（地中海松，Pinus halepensis），它的有机肌理异化于塞尔达（Cerdá）方格网规划；而另一个在不同尺度的网格空间内栽植华盛顿棕榈（Washingtonia filifera）的区域又不同于巴塞罗那周边老村庄那种更不规则的格局——这正是19世纪被并入城市的圣徒街区（Sants）的异质所在。公园的多样化空间布局源自能让如聚会、运动、节庆等多类活动者同时使用公园的设计意图。自然元素是对园内进行结构组织的有效工具，并使米罗公园成为不同于其周边环境城市性的一种变异（图7）。

7 城市性（公园）。米罗公园基于对周边几何城市肌理的一种变异结构，其景观形式与塞尔达扩展区的几何性构成了强烈对比

过渡花园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身处城市边缘的农业区，设计师通过最小干预的手段为农业景观注入品质感，并进一步唤起场地最初的非都市性特征。这不仅激发了人们规划城市边缘地带的兴趣，而且加强了毗邻城市的农业持久性。设计理念是建立一片分布着趣味中心、建筑、观景点和艺术品等要素的农业结构保留地。最终，这个以农业景观为基础的项目，通过在城市中营造不同寻常的空间尺度为人们提供了一处凝思场所。

炮台公园场地的突出特质在于其被不断复写（palimpsest）的印记：伊比利亚村庄、西班牙内战，以及1948—1990年间棚户区的残余。曾经承担过去公园功能的建筑、抵御法西斯空袭的防空炮基座所在的圆形炮台、已拆除的棚屋区留下的长方形地基和花池等记忆要素，共同定义了公园的最终形式。

超级线性公园融合了多元文化身份，与其说是自然的再现，不如说它是城市功能的补充，是不同背景的综合体。这个身处城市另类空间中的公园意在通过由广告和建筑元素演化而来的地标构筑物，成为能够体现不同身份共存于城市之中的设计范例。此外，将一种身份简化为一个广告图标的做法往往能够引起公园使用群体对于不同身份的真实感知的质疑。

7.2 城市广场

广场通常是城市历史的产物，因此依旧能够讲述城市的故事。由此引人深思，那些在过去和当下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非物质因素和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代广场设计可以将城市的场所记忆、其相应的无形意义，以及新功能需求和广场自身叙事性的、功能性的和象征性的特征相互联结起来。

在多数情况下，公共广场正是重要的城市机构或者标志性建筑的所在地，因此它们可以表达城市的特质。棕榈树广场（Palm Tree Square）和荣耀广场（Glòries Square）就分别呈现了广场的历史性特征和当代城市新特质。

棕榈树广场作为贝索斯社区（Besòs neighbourhood）一直以来的地标，场地中的加纳利海枣（Phoenix canariensis）为项目带来了叙事性。而塞拉的两片雕塑墙体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叙事特征，同时通过将广场中的动态游戏区域和其余部分分离开来而起到了组织使用功能的作用。

城市天蓬（Urban Canopy），又称荣耀广场。如果说上一个案例主要侧重反映场地的历史特质，这一设计则在表现基于新城市模式的未来性。设计理念是通过建立一个生态空间来孕育全新的、有号召力的城市中心。虽然塞尔达规划中早已设定了荣耀广场的核心地位，这一空间性质却从未被巩固。相反，这一节点仅仅被用作轨道交通和城市道路的中转枢纽，连接了格兰大道（Gran Via）、对角线大道（Diagonal）和子午线大道（Meridiana）。广场设计意在将一种新的、生态的、自给自足的特征融入城市，并且与巴塞罗那丰富的活动和功能，以及源自本地历史文化特质的场所记忆兼容。

8 知识

知识性景观指那些以学术或科学标准来组织要素并传播知识的设计项目。植物园就是一种基于知识性的景观项目类别，尽管它们起初只是各类植物大集合的场地，但很快这种项目类型就被视为景观和建筑设计的综合。杰弗里·杰里科（Geoffrey Jellicoe）和苏珊·杰里科（Susan Jellicoe）在《图解人类景观》（The Landscape of Man）一书中，就将1546年建成的帕多瓦（Padova）奥尔托植物园（Orto Botanico）称作文艺复兴时期花园的标志性案例。

在某种程度上，21世纪建成的澳大利亚花园（The Australian Garden）与奥尔托植物园类似，都是为知识的传播赋予了一种美学维度。不同的是，奥尔托植物园运用了类建筑语言，而澳大利亚花园的设计语言则更接近艺术。

乔维克护理中心植物园（Gjovik Care Centre Arboretum）将知识的传播联系到自然和人类冲突（例如年轻的移民群体）之间的相似性。

澳大利亚花园处于克兰伯恩（Cranboune）的一座旧采石场中，设计以水体作为叙事手段，向来访者展示澳大利亚植被的多样性。其中的植被包含了从沙漠到湿地的众多原生物种。设计的目的是通过诸如节水花园、红沙花园、瞬息湖雕塑等体现出澳大利亚植物种群审美和情感潜质的艺术作品来唤起人们的关注（图8）。

8 知识。澳大利亚花园。花园的主体结构由水系控制，并象征着知识的传播。园中各类内容的感性组织赋予了景观以美学价值

乔维克护理中心植物园用于“容纳”那些通过适应气候而最终驻扎在挪威的外来物种。日本建筑师鸣川肇（Hajime Narukawa）将地球分解成了96个三角形，林塔拉和埃格森借用这一三角形概念来组织花园空间，搭建帮助“侨居者”适应气候环境的保护结构。

9 过程

技术过程性特质存在于以最终的实体景观表现其创造过程的项目中，而景观的建造过程又构成了项目的故事。在场地的原初特质难以被复原的多数情况下，设计会以技术性的过程作为起点，并赋予场地新的用途。

以下几种被研究的过程直接决定了景观的实体特征：挖掘/矿坑，堆积/填埋场。

堆积属于在原始景观中的突变事件，可以为新的活动类型提供支持并最终成为地标，拜斯比公园（Byxbee Park）和苏利亚盐渣场（Salt slag in Súria）可以作为这一类的案例。

矿坑类空间则更适于形成多少有些封闭的、与周边环境较为分隔的区域。这一思路加强了此类空间形成的工业化过程的特征，“Líthica”采石场（Project Líthica）景观改造项目正是如此。

拜斯比公园是一个通过使用暗示废弃物的要素来彰显填埋场历史的案例。设计意图在于说明，即使场地以垃圾堆为基础，经过大地艺术家的介入，也能创造美丽的景观。其场地美学基于与垃圾填埋场有关的形式再创造，例如卡车卸载形成的地形，以及表现渗滤液池塘演变过程的原木桩森林（The Pole Field）等。

苏利亚盐渣场项目提案目标是呈现通过以日益普及的新技术与当下的时代相连，创造新美学景观的诸多可能性，因此所有的提案都遵循了既定的创作程序和技术要求。

“Líthica”采石场位于梅诺卡城（Ciutadella de Menorca），其景观改造自1994年至今仍在进行。驿站采石场（pedreres de s’Hostal）是一个将梅诺卡岛上老马雷斯砂岩采石场（“marés” quarries）转化为艺术空间的景观改造项目。设计基于形成采石场的工业过程遗迹或是能够唤起这一建造过程的意向来创造景观，例如何塞·布拉沃（José Bravo）设计的由场地内开采的3 000块石头组成的“矿物迷宫”（图9）。

9 过程。“Líthica”采石场景观改造。用来获取砂岩的“技术”所定义的空间体量、几何形状和表面肌理恰恰反映了该项目本身的强烈特质

10 崇高

与采用极限技术创造的、融合了对绝对美的思考和对技术挑战的迷恋的景观项目相对应，这里提到的“崇高”，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To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1756年）一书中提到的“崇高”概念十分接近。伯克解释说，崇高感是“被控制的摄人心魄的恐惧”或是“没有危险的惊奇”。这正是笔者在波波里系列（Boboli series）中研究无形内容之表达方式的目的所在（图10）。

10 崇高。波波里。拼贴画展示了从艺术过渡到风景的多种途径，试图使用当下的语言方式来处理历史内容，并唤起观者的崇高感受

试想一个人在云雾中通过343 m高的米约高架桥时，其浪漫体验无异于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云海上的旅人》（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的画作中屹立山巅的主人公。至此，我们会惊讶地发现，18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与21世纪的极限技术连成了一个闭环。

米约高架桥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斜拉桥，加之其纤细的造型设计，米约高架桥已成为A75高速公路沿途景观中一处独特的地标。

11 持续突现性

在以上的景观设计途径中，笔者已经阐释了现代景观至今是如何从诠释历史主流特质出发而成形的。

此外，还需要将以下几个因素考虑在内：急速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根本性转变，知识的新视野、控制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淹没人文主义的新浪潮，以及我们深陷其中的对地球资源的巨大消耗。它们给景观设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持续不断的变化，曾经的那些古典“特质”已然不再适用。

这种持续的转变和全球化共同导致了各种新突现的特质，于是，所谓的持续突现性便在本身还处于混沌之中而无法被定义的杂交（hybridisation）或永久性突变（permanent mutation）的过程中产生，但它们所指向的景观设计却仍是一团乱麻，尚未得到完善的阐释。

杂交是指将各种相互对立或不同的元素（如个人的、地理的、种族的）之间关联融合为持续互惠的混合体。这种项目很难识别出能够作为设计起点的稳定特质，因此按照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流动特质”（liquid identities）。

永久性突变可以被理解为“淡出淡入”，也就是说当前一帧图像渐渐淡去但尚未完全消失时，新一帧图像徐徐出现，它可能与前一帧图像有关，也可能无关。这种情况的不断发生，致使具有足够稳定性的特质不复存在，以至于社会大众不知该如何辨识其中的真实含义。

发生这种新冲突的原因之一，在于几个世纪前泛灵论（animist）的影响日渐式微导致景观中人文主义理念的匮乏。对我们而言，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无疑是构建一种新的风景园林学，以赋予这些新兴特质具体形式，创造具有此类新特质的景观。在笔者看来，生态和环境内涵对景观来说固然重要，但过于简单化。尽管这些议题当下形成了某种趋势，但笔者不认为它们应占据风景园林领域核心，因为新的风景园林学应形成自身与所有当代现有学科相结合的混合体。

图片来源 (Sources of Figures)：

图1 © 欧仁妮·维达；图2 © Batlle & Roig事务所；图3 © 美国联邦基金研究与发展中心网站；图4 © Jean-Pierre Dalbéra；图5、6、10 © 米盖尔·维达·普拉；图7 © 贝斯·加利；图8 © Taylor Cully Lethlean事务所官网项目配图；图9 © 让·皮埃尔·福凯。

为了微信阅读体验，文中参考文献标注进行了删减，详见杂志。

参考文献

[1] VIDAL PLA M. The Contemporary Landscape: Their Identities[R]. Beijing: Paisatge Art [Q’tectura], 2018.

[2] VIDAL PLA M. The Territorial Dialectics: Notes to Insert the Intangible in the Project[R]. Barcelona: Paisatge Art [Q’tectura], 2018.

[3] JELLICOE G, JELLICOE S. The Landscape of Man: Shaping the Environment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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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 刘昱霏

微信编辑 刘芝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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