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专题 | 钟翀 | 遗产廊道的深刻鉴别与再发现——日本线性历史景观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学先发探查与解析

全文刊登于《风景园林》2021年第11期 P10-14

钟翀.遗产廊道的深刻鉴别与再发现：日本线性历史景观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学先发探查与解析[J].风景园林，2021，28（11）：10-14.

遗产廊道的深刻鉴别与再发现——日本线性历史景观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学先发探查与解析

钟翀

男 / 博士 /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历史地图学、聚落历史地理与历史城市地理、区域历史地理

作者写作心得 

扫码收听作者写作心得

摘要：景观考古学的前期探查需求，及其与风景园林、古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的学际综合研究的发展，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出新的要求。现代日本史地学者对于古驿道系统、历史性街道系统等遗产廊道的深刻鉴别及创造性的再发现表明：基于历史背景考察、文献记录核检、大比例尺地图与现场实勘比定等复合分析的历史地理学先发探查与解析方法，对于此类线性景观的历史演变与复原研究来说是一种既具研究效率、又不可或缺的分析手段，对中国开展景观考古研究与大遗址保护也深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遗产廊道；历史地理学解析；日本古驿道；景观考古学

景观考古为大遗址保护的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乃至具体方案支持，而在与之紧密关联的历史景观复原研究之中，历史地理学解析构成其前期探查工作的重要一环。虽然在学界一般的认知和印象里，通常似乎只有遗址考古的实证材料可以为历史地理学的图面研究提供单向的支持，不过实际研究中，凭借历史地理学的前端分析，往往可以证获一些关键的指向性结论，这样的指导意见将回馈于历史景观的重建，从而有利于准确理解当时人与环境交融的场域与情境，并很有可能使得许多针对特定“地方”或“建筑”的景观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形成一种交互阐发、相得益彰的学际互动新态势。

因此，对于历史景观、特别是具体到人工遗址的先发探查而言，有必要先行开展图面上的历史地理学鉴别与研判。在进行正式发掘或历史景观重建研究之前，首先运用史地学的图面分析，并辅以实地勘察，通过深入的形态比对、类型化与发生学检讨，查证不同时间断面的历史组构；进而追溯其中特定构型或空间单元的形制、深层演变机制与历程，如此方可实现所谓的历史地理学的“深刻鉴别”。本文介绍的日本史地学界关于古驿道、主街等遗产廊道的研究实践表明：这样的方法作为景观考古的前期探查工作来说是一种颇具效率的研究手段。

1 古代日本“七道”系统的再发现

在7世纪中叶的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出现了一个以所谓的“五畿七道”道路系统联络大和国全境的广域行政区划，这一区划是以国都奈良为中心，其中“五畿”是指拱卫国都的大和、山城等5个近畿藩国，“七道”则指以东海道、东山道等7条干线国道串联起各藩国的区域。该系统中的“七道”是当时政府模仿隋唐驿传体系而规划建设的驿道网络，不过遗憾的是这些古道因年代久远而逐渐湮灭，时至近代已难寻其踪了。

近代以来，许多日本学者都曾尝试寻找并研究复原这一日本古代最重要的遗产廊道，如藤冈谦二郎就曾利用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五海道”这一国道系统来复原奈良时代的“七道”，然而，即便是“五海道”，也仍然只是路幅仅4 m左右、狭窄曲折的蜿蜒小道，因此当时日本学界都认为比江户时代早了约8个世纪的奈良时代的道路应更为迂回屈曲、更接近于那种“人走多了自然就走出来”状态的自然发生型羊肠小径。

藤冈的结论比较符合一般意义上回溯推演的逻辑，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足利健亮等学者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全新观点——奈良时代的道路系统是经过规划的直线型道路系统，甚至可类比于古罗马帝国的官道！这一令人意外的观点，是基于一番缜密的图上解读与史料分析得到的，下面试举一例。

图1为滋贺湖东平原的古东山道清水—乌笼段复原研究示意图。按《延喜式》等史籍记载，古代日本官道原则上以30里（约16 km）间隔设置“驿家”（即驿站），其中在今滋贺湖东则留有“清水”“乌笼”两驿的记载。这两个地名在今湖东可通过实地比定为“清水鼻”“乌笼山”两处，其间隔大约15 km，也与规定一致。另外，江户时代以来该区域的干线道路——中山道，在近代地图中可以检得，即图1-1中以粗线表示者，正在“清水鼻”“乌笼山”之间通过，其走向等与古东山道大致相合，因此考虑其为古东山道之“继承者”，此点亦为该处局部路段的考古试掘所证实。值得留意的是，这一段的今中山道虽然仍以直线线型为主，但在经过爱知川的前后路段以及犬上川渡河前路段，却出现了不小的曲折变化（图1-1双实线路段）。足利通过详细的史地考察与考古试掘证实，这一段的古东山道原为一条笔直的路线（即图1-1黑粗线与双虚线联结所示），出现曲折的原因，前者是由于后世的道路受到爱知川两端“宿场町”（即旅店集中的聚落）的影响所致，后者则因古东山道弛废之后受犬上川冲积扇地形以及“四十九院宿场町”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足利这一发现印证了日本古代的官道是直线型宽阔大路，后来的新道却变得狭窄曲折，随着类似案例不断增多，最终获得了人工道路营造的历史也并非是朝着固定方向线性发展（即通常所想象的随时代进步，道路建设必然由狭窄到宽阔、由曲折到顺直）这一颠覆性认识。

1 滋贺县湖东地区古东山道（今中山道）遗存图（左）及发掘现场（右）

2 关于“七道”遗存的近代实测地图查证

在古代“七道”形制的研究中，其关键之处是运用旧版的大比例尺近代实测地形图，通过提取图中描绘的古道残痕，并辅以地名分析与考古遗物校验，令人信服地确证了古代日本的直线型规划道路。在此试举三例加以说明。

在古代，由奈良出发向东的东山道串联起了上野、信浓等古代东部诸国。下面用旧版地形图来观察上野国国府附近的道路地形状况（图2，明治初实测图）。首先，图中ab和cd两线段同时也是明治时代的行政界线，虽然在图中是不相连的断续线段，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这些断续线大致还原获得一条直线。这个区域在地形上属于火山山麓面，普遍不适宜开展水稻栽培。但就在ab、cd两线所经之地，却有许多小块水稻田的存在，这些水田地块不仅宽幅接近，而且都有开挖地表出露的火山岩表层来作为田块这样的土地开发利用上的特征，因此断定，这些通过对山麓面火山岩的清理而开掘形成的条状水田所经之地带，应该就是古东山道之精确路线所在。尽管筑成于日本古代的道路被后世所废弃了，可是作为一条刻画地表的、非常重要的线状人工遗构，即便是道路已经消亡很久，但它既经开拓平整，则对于当地的农耕作业来说，仍是具有多种实际用途的最佳选择。事实上，这一带的自然地貌原是一缓倾的山麓斜面，而以a到d四点联结起来设计筑造的道路，在该山麓斜面上正是高差最小且长度最短的路线，所以对于交通规划来说也最为合理。

2 野后驿家至上野国府间发现的东山道遗迹

尽管日本的乡村景观在近代化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利用近现代地形图，并结合历史地名分析、建筑考古等多种手段，仍能成功识别并认定许多古道的痕迹。图3是该地最早的实测地形图，此处为关东平原边缘，地形上属于高低起伏的丘陵。图上椭圆内的点划线为明治时代当地的行政分划线，初步推断也是古代东山道之所在。该处现遗留“厩久保”这一历史小地名也显示此地当为古代驿传马匹停驻之所，事实上早年就曾在此出土大量烧熟的古代马料，而就在上述结论公布不久，该地开展的考古发掘也很好地印证了此处为古东山道驿站这一推定。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考古发掘的印证，古代官道体系为宽幅10余米且伴有宽1 m以上侧沟的直线型道路的观点成为定论，例如在著名的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公元250年）的吉野里遗址周边，也发现了宽幅达9~17 m的奈良时代“西海道”遗迹，该大道以近乎直线的形式横切穿过河岸阶地，可以确认的残长竟达1 km（图4）。

3 实测地形图所见旧上野国厩久保附近的东山道遗迹

4 吉野里遗址发现的古西海道遗迹

3 日本史地学对于遗产廊道的先发探查及其启示

上述现代日本历史地理学界有关古驿道这一线性遗产廊道的先发探查成果，无论是在研究的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分析工具上，都给了我们诸多的启发。

从研究理念上看，在利用大比例尺近代地图进行“七道”的复原研究之中，可以看到足利健亮等都不自觉地运用了英国著名城市历史形态学家康泽恩所提出的“形态框架”“固结线”等概念。具体而言，在历史景观中，许多早期的功能性地块（如道路、城墙等），其平面特征与地形轮廓将对后来该地的空间形态发挥持久的、强有力的影响，使之与原有的形态大体保持一致（即“形态框架”）。例如，早期的自然山丘、河道多为后续的城墙、护城河所利用和继承，而墙、濠这类具有强烈线性特征的人工遗存在拆除之后也往往形成沿着原先线状地块的环城街道（即“固结线”）。类似的研究思路与分析手法，在上述日本学者的古驿道探查中得以贯彻。

图5也是日本学者利用航片判读大遗址区之中古城道路的经典案例，即奈良西郊农田之中的平城京遗址，是710—784年间规模约24 km²、按1∶4比例模仿唐长安城所建日本国都。历经12个世纪的沧桑，其古城中心区域在1974年正式发掘之前已是一片乡村与水田景观，似乎完全无法想像古代平城京的形状了。不过，通过航片并结合考古试掘，可见该大遗址区之中的现代地表肌理与平城京古城的密切关联——这些呈带状排布、宽距相当的田块，甚至可以完整地实现古平城京中由朱雀大道等重要道路组成的路网“拼图”。

在上述日本学者的具体研究之中，近代实测地图的利用与地图化的分析工具常常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于多数历史景观的前期探查而言，前工业时代的传统营建在形态上往往呈现出既有继承性的因袭更兼个性化创作的特点，这类非标准化但颇具“仿真性拓扑”的传统营建，是简单利用所谓“大数据分析”难以企及的，而更需要着眼于其有机的形态构件，借由图文史料、特别是利用古地图与近代地图对遗构形态的仿真性表达加以地图化、类型化分析，方可达到目的。就中国的同类遗存而言，笔者也曾运用此种思路，在江南城市中的子城、无锡古城郭的空间构型与长期演变等分析中加以尝试，并在其历史遗构的判别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5 古平城京遗址的航片解读图（左）和复原路网图（右）

4 余论

有关日本古驿道以及古代大阪的主街等遗产廊道的历史地理学解析，其结论可以说都出乎了当时学界的普遍认知，但其缜密的图面查证以及由此获得的推论却又在情理之中，更得到了后续现场考古的印证。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从景观考古学角度考察大遗址类历史人文遗产的留存状况，不仅要看这些遗产本身随时代推移的自然陈化速率与变质程度，更要留意这些文化遗产由于受到各地自然环境的演进模式、社会文明的更新迭代等多重因素的复合影响而大相径庭，尤其应避免因短期快速变化所造成的错觉而受到线性发展史观的干扰。

古罗马时代道路系统的复原与保护已成为世界景观考古学研究的典范，针对消逝的日本古官道的揭露，实际上也从罗马时代道路系统的查证中得到了启发。因此，期待在我国的景观考古学与大遗址保护研究之中，汲取海外学界的研究理念与手法，活用历史地理学的先发查证手段，为解决相关研究中的若干难点问题带来不同以往的更多方法与机会。

图表来源：

图1、4引自参考文献[6]；图2、3来源于京都大学藏明治时代测绘日本1∶20000标准地形图；图5引自参考文献[10]，图中红线由京都大学小方登教授勾绘。

为了微信阅读体验，文中参考文献标注进行了删减，详见杂志。

参考文献

[1] 托马斯，战世佳.地方和景观考古[J].南方文物，2015（1）：197-206.

[2] 刘文卿，刘大平.景观考古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组织信息阐释：以三江平原汉魏聚落遗址为例[J].建筑学报，2019（11）：83-90.

[3] 钟翀.江南传统城市空间的深层形态构造与历史景观鉴别[J].上海城市管理，2018（3）：81-89.

[4] 藤岡謙二郎.日本歴史地理[M].東京：大明堂，1966：186-192.

[5] 坪井清足，岸俊男.古代の日本：５近畿[M].東京：角川書店，1970.

[6] 足利健亮.景観から歴史を読む[M].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8：78-86

[7] 金坂清則.上野国府とその付近の東山道、および群馬、佐位駅家について[M]//日本歴史地理学会.交通の歴史地理.東京：歴史地理学会，1974：47-80.

[8] 金坂清则，钟翀.我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世界人文地理学的潮流之中[J].人文国际，2014（8）：72-81.

[9] 康泽恩.城镇平面格局分析：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M].宋峰，许立言，侯安阳，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127-130.

[10] 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平城京朱雀大路発掘調査報告書[M].東京：共同精版印刷株式会社，1974：図面·図版.

[11] 钟翀.江南子城的形态变迁及其筑城史研究[J].史林，2014（4）：1-14.

[12] 钟翀.无锡古城郭的空间构型与长期变迁：基于《无锡实测地图》（1912年）的历史形态学分析[J].九州，2014（5）：255-271.

版面预览

相关阅读：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看《风景园林》2021年11期

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店铺购买

文章编辑 王一兰

微信编辑 刘芝若

微信校对 王一兰

审核 曹娟

声明

本文版权归本文作者所有

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如需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