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伐柯伐柯 其则不远——专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
从学生到老师，从社会到社会学，三十年来，除了短暂的医院工作经历，周飞舟几乎未曾远离过校园。角色转换之间，他身上始终保持着学生的纯真之心，以及他终身奉为圭臬的士人之风。
周四晚上六点三十七分，二教的预备铃声刚刚敲响，411的教室已经座无虚席，还有一两个学生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见落座无望，便自觉站在门口，等着讲台上的人开腔发话。
周飞舟依旧穿着他标志性的蓝衬衫，垂下眼盯着ppt，神情专注得仿佛通过这页ppt通往了另一个静谧的时空。六点四十分，他准时开始讲课，“上节课我们说到…”，毫不拖泥带水，直入主题。
这是周飞舟开的第一门通选课“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首次面向全校学生开课，周飞舟坦言自己心里也很忐忑。向来关注学生感受的他，最矛盾的是同一门课上既有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也有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而且既有新生也有老生，如何平衡课程的难度，使得双方都能在理解的基础上有所收益便成为课程的核心问题。
“教育是个良心活，”周飞舟说，“我的理解就是，要主敬。主敬就是说，如果你偷懒，虽然别人没那么容易看得出来，但是你自己心里知道。学生虽然不一定知道，但是你多用点心的话，学生就一定能感受到。就好比你时时刻刻觉得课堂上有个水平很高的人在听讲，你别瞎胡来，要用心讲。这是我对教学态度的一个体会。”
这是周飞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第十四个年头，也是他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年，已足够使一个襁褓婴儿成长为而立壮年。几乎三十年浸润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体系之中，周飞舟是最了解北大社会学系精神的教师之一。
“古人常讲，‘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道不远人，就在我们左右。就像你执柯伐柯，只要用心，一眼就能看到。用斧头砍木头做斧柄，工具和标准其实都在我们自己手里握着。所谓为仁由己，所谓推己及人，都离不开一个‘己’字。”
其实周飞舟本人也像是这句话最好的践行者。
1986年周飞舟被北大社会学系录取的时候，还对这个新设立的“洋学科”一无所知，甚至连唯一了解的“费孝通”三个字都是从同学那里听说的。但是命运往往弄人，就像当初那个和他一起毕业后去安定医院工作的女同学到今天也一直留在那间医院，从事着与社会学不甚相关的工作一样，周飞舟也最终避开了无数暗渠，依旧停泊在北大社会学系的港湾里。
由于1986年的北大社会学系还在刚刚恢复建立的初期，因而对于周飞舟而言，对他学术生涯影响更深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经历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博士生经历。
有趣的是，这是两所学术风格极为不同的大学。
“北大的训练重启发；香港那边主要是聘请北美的教师，训练特别讲证据和逻辑。训练重点不太一样，但在我看来，各有所长，两边的训练对我影响都挺大的。”
话虽如此，最终留在北大社会学系任教的周飞舟，在中国的本土社会里耳濡目染，教研气质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偏向着中国传统。
“由于社会学本身还是个洋学问，所以你在中国做社会学研究，如果只坐在办公室里看书或者跑数据，离开中国的社会现实，就不会有强烈的实感。如果这样，你又何必在中国做中国社会的研究呢？”
强烈的“实感”与北大社会学系一直坚持的实地调查的研究传统紧密相关。
周飞舟反对纯粹方法导向的社会研究。“方法主义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用方法来限定研究的问题和对象。因为科学首先表现为科学的方法，所以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对象，就被排除到‘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之外了。方法主导问题，而不是根据问题去寻找适合研究它的方法，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北大社会学虽然中间中断过多年，但是在恢复建立之后，还是扎扎实实地能够远绍老北大和燕大社会学的传统：一个是做实地调查，另一个就是问题导向。在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当时中国的社会学执牛耳者如吴文藻先生从美国学成归来后，觉得纯粹用西方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巨变时期的复杂社会现象，于是坚持通过实地研究，而他的学生如费孝通等，亦一直秉承着这个学术传统，致力于社会学的中国化。
“北大的社会学经过了这么多年，最为可贵的就是能够坚持吴文藻、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诸位先生的传统，保持着自身的气质。”
传统传统，归根结底在一个“传”字。因为人事有代谢，所以需要不停把它往下传。“斯文之道不坠于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社会学系浸润了三十年，“一个人在一个家里长大，自然而然对家有感情；在一个单位长大，对这个单位也特别有感情。一个人的气质和精神其实是从他的家、他的单位的传统中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传统如此重要。这也是‘匹夫有责’这句话的意思。”
“教育是良心活儿，是一个纯粹的脑力活动。很多时候就像儒家思想里讲的，只能靠自己尽心竭力，从外部很难监督和激励。”讲授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周飞舟，在对教育的见解上也隐隐带着儒哲的遗风。
“很多时候，只要你心里一个存养着高尚的东西，你的行为就会不一样。所以像教学这种活儿是要带一点理想主义的，理想不会轻易实现，但你有了理想整个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这就是理想的可贵之处。”
周飞舟认为，北大的学生在进校之初都已经足够聪明。面对这样的学生，老师单纯的照本宣科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求索需要。“我在社会学系上专业课的时候，既不对着最好的同学讲，也不对着最差的同学讲。我是对着中上等的同学讲的。因为北大没有差学生，只有不愿意学的学生。那么他愿意学的话，就帮助他努力多学一点。这是面对聪明学生老师可以做的。”
对于学生毕业后是否从事社会学研究或者与社会学有关的工作，周飞舟认为并不太重要。“老师能做的就是传道，让你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尝试认同和理解你所讲的传统。这与他们毕业做什么关系不大。教育的理想就是，只要他听过你的课，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或在面对关键问题的时候就可能想起来某些重要的道理，这就会不一样。好的老师讲课就像播种，条件成熟了种子就会发芽。”
周飞舟讲传统儒家的社会思想，自己看待事情也颇爱像儒家一样强调人心的重要性。
“身为学校能给学生的是什么，就是帮他们树立一个高远的令人向往的东西，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北大不应该被世风侵蚀，社会上流行什么北大就去宣讲什么。因为北大的学生很聪明，有一流的智商，立足不稳，最容易随波逐流，且能很快矗立潮头，获得自以为是的成功。学校引导什么，学生就会往那边去，決诸东方则东流，決诸西方则西流，而且可以做到极致。好的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有理想主义气质和士大夫品格，这才是克服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类攻击的根本办法。”
周飞舟这学期开了两门课，每门课的PPT都很简单。据他笑称，是因为自己学生时代最怵照本宣科的老师，于是现在自己就抛开PPT，努力把课讲授得生动一些。
从学生到老师，从社会到社会学，三十年来，除了短暂的医院工作经历，周飞舟几乎未曾远离过校园。角色转换之间，他身上始终保持着学生的纯真之心，以及他终身奉为圭臬的士人之风。
摄影：张首登
记者：郑思琳，武一丹
文字：郑思琳
编辑：吴可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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