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文心，不朽盛事|莫言、谢冕任顾问，曹文轩任所长，北大文学讲习所成立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北大，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息息相关
从文学革命的发生到白话文学的尝试，
理论与创作如同鸟之双翼，齐飞共振
精神流脉，百年日新
始于文章，志在风骨
含毫援笔，丽藻联翩
北京大学近日成立文学讲习所
承先贤之志业
启未来之新风
2021年5月15日上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成立大会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办。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王博副校长宣读任命，由北京大学博雅教授、著名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担任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邵燕君担任副所长，聘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为顾问，并聘请莫言先生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郝平校长颁发聘书
郝平校长向所长、副所长、顾问、人文讲席教授颁发聘书。随后，郝平校长与谢冕先生、莫言先生共同为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揭幕。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主要致力于文学创作和语文教育两个方向的人才培养，计划聘请著名作家到校任教，邀请作家驻校写作，建设系统化的文学鉴赏和文学写作课程，举办学术研讨，开设相关讲座，设立文学奖项，探索创意写作学科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基础教育语文学科深化改革。
王博
北京大学副校长
李敬泽
中国作协副主席
杜晓勤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
曹文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
谢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顾问
在北大文学讲习所建立的时候，我想起此前与这命名相关的两个机构。一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成立的、以何其芳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一个是源自延安鲁艺、以丁玲为所长的文学讲习所。前者与北大关系密切，当时就是隶属于北大的。后者与北大虽无直接的亲缘关系，但因为是事关文学的，我们同样感到亲切。这两个文学机构，一个标明“研究”，一个事关“讲习”，都使我联想到今天我们建立的这个机构的任务和职能。望文生义，也许,如今这个挂靠在北大中文系的实体机构，它的诞生与存在离不开“研究”、也离不开“讲习”！
从学生时代到留校当教师，我可以说是北大中文系的老人了。我有自己的记忆。记得系主任杨晦先生明确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书，不要被“路边的野草闲花”所诱惑。而且指名道姓地要我们不要学某某某和姚文元——这两人年轻就发表文章，很让中文系的同学动心。杨先生这么一说，就把那时已经入学一年的刘绍棠给吓跑了。我从汪曾祺的文章中读到，西南联大的罗常培主任，也说过不培养作家的话。这是老话，大家听听则可，也不必认真。
以我个人的见解，作家真的不是中文系能培养出来的。西南联大可以聘请沈从文当教授，但沈从文能成为作家，却非西南联大之功。禀赋、勤奋、丰富的人生阅历，理想与怀抱、加上敏锐的感受力、飞扬的想象力，以及丰富的表现力，使沈从文成为杰出的作家，因此也使他成为出色的教授。汪曾祺的情况也近是。我认识曹文轩的时候，他已经是作家了，他也不是北大中文系培养的，刘震云也不是。曹文轩或者刘震云的写作才能，可能与北大有关，更与他们自身的感悟、积累和修养有关。
但是，老北大、西南联大、现在的北大，从来都不拒绝作家，而且从来都欢迎作家。如今，不仅是北大中文系，而且还专门成立了文学讲习所，我们请莫言先生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开头，我们更准备接纳更多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到北大来。这动因，不是今日才有。我揣测，这一定是北大感到了一种庄严的使命和神圣的召唤：作为一所文、理、工、农、医、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大学，它所培养的学生不仅应当是德、才、体、美等方面十分健全，而且还应当是有着丰富的文学修养，使之最终拥有丰沛的人文精神。
新成立的文学讲习所也许承担不了培养作家的任务，但是它可以完全胜任提高作家素养和充分发扬作家才能的职能。未能成为作家的，使之接近和具备成为作家的条件和素质，已经成为作家的，在这里可以受到良好的训练，得到文学史和文学知识的提高和充实。从这个意义看，成立文学讲习所不仅没有违背杨晦先生的初衷，而且是发展了和拓宽了他的办学理想：不仅是中文系，而且是全体的北大学生，都要接受文学的教育。文学是一种“无用之用”的学科，但是文学作用于人的心灵。从梁启超到蔡元培，都在反复讲文学可以强国新民的道理。鲁迅和郭沫若先后弃医从文，也是感到了新时代要有新精神，而新精神的养成，则依靠新文学的传播。
作为后人，我们总怀想遥远的、惊世骇俗的魏晋风度，也总神往伟大的、博大恢弘的汉唐气象，岁月匆匆，百年忧患，我们甚至缅怀清末民初的悲凉与刚烈。一个时代有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象。曹文轩经常强调文学的优雅和文学的能够让人变得优雅。告别粗鄙，拥抱崇高，让我们培养的学生从学识、人格、直至举止、修辞都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让我们成为不仅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风度的、优雅的一代学人。这也许就是孔子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的境界。
面对新的、伟大的时代，重铸一个景仰魏晋、光大汉唐、乃至接续清末民初的伟烈精神的、新的一代风流，这应当是北大期之未来的、久远的目标。而这，也是我的一个梦，一个对于今日北大的期望与憧憬的梦。
[1] 语见《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莫言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顾问
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两个著名讲习所，一个是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讲习所培养了革命家和农民运动专家，为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作用。一个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文学讲习所，这个讲习所培养了一批优秀作家，也是现在鲁迅文学院的前身。现在又有了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我们寄希望于这个讲习所，祝愿他为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并能随着时间的积累，成为北大的也是中国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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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的启示莫言尊敬的谢冕老师、尊敬的曹文轩老师，非常感谢你们，因为37年前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听过你们的讲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获得很大的教益。在座的各位老师，也非常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努力培养着许许多多像我们当年一样的热血青年。也感谢在座的同学们，未来，你们中可能有的是作家、有的是诗人，总之都是跟文学沾边的人。
在我们北京大学勺园北侧草地上有一个2.35米高的塞万提斯铜像，这是1986年三月，北京市与西班牙马德里市结为姊妹城市后，马德里市政府赠送给北京市的礼物。北京市政府决定把这尊铜像立在北京大学校园内。1986年10月3日，举行了铜像安放典礼。
我曾经多次伫立在这尊铜像前，凝望着他的眼睛，试图与他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但终因我的境界太低，得不到这位先贤的回应。当时我还没有到北京师范大学去工作，也没有想象过如果把这尊铜像树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京师学堂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后来我看了一条新闻，说美国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学生横穿整个美国，把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内一尊重约两吨、有130多年历史的弗莱明加农大炮堂而皇之运出校园，运回了自己的学校。他们伪造了一系列文件，冒充了一个搬家公司，把大炮搬出校园。这两所理工类的名校一直在较劲。大炮运到麻省理工学院后，学生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指环套在炮筒上，这指环是在校学生戴的，这标明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像大炮一样，需要来麻省理工学院加工淬火。这门大炮是加州理工学院镇校之宝，每年新生入学都要鸣放三炮，以此昭示他们学校的光荣历史显示他们学校的学术尊严。镇校之宝被偷走，对于加州理工学院是奇耻大辱，学生们就设想用既要有尊严、又要有面子、能够洗刷耻辱的方式把大炮弄回来，。
他们设计了很多方案，其中一个是‘奇兵天降’，即雇佣直升飞机把大炮吊走。但要进行这样的飞行需要办很多手续，要通过军方、政府等等部门，他们的计划没有实现，最终还是用一种不太理直气壮的方式把大炮运回来了。
这个有几分恶作剧的盗炮故事引起我很大兴趣，之后几年内，我一直在策划一个行动，我想把矗立在北京大学的塞万提斯铜像请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住几天。我把这个计划跟北师大的几位老师说了，他们很感兴趣，热血澎湃，说我们干。而且要帮我物色有执行力、有多方面专业知识、胆大心细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我也把这个计划跟一位导演谈过，希望他一开始就介入跟拍，最终剪辑出一部纪录电影。我知道，要完成这样一个计划，必须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发展几个内线，但是太难了，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学校，也热爱在校园内矗立了这么多年的塞万提斯铜像。
最终我们采取各种办法找到了两个内线，但是就在我们的计划要切实进入实施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要聘请我为北京大学的人文讲习教授，还让我担任文学讲习所的顾问，这就没有办法搞了，如果再搞就有监守自盗的嫌疑了。所以我宣布，搬运塞万提斯铜像的计划到此终止。
马克思曾经说过：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是高于其他一切作家的小说家。恩格斯也赞扬塞万提斯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倾向性的诗人。歌德说塞万提斯的小说是一个令人愉快也使人深受教育的宝库。法郎士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要有一个堂吉诃德，一个桑丘。我们听从的是桑丘，但我们敬佩的却是堂吉诃德。托尔斯泰说塞万提斯是现代小说之父，狄更斯也曾经这样说过。米兰·昆德拉说：塞万提斯发明了现代小说。
塞万提斯能获得大咖们如此高度的评价，当然是因为他的巨著《堂吉诃德》。这本书出版400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地影响着无数的读者和写作者。直到现在，这部著作依然散发着光和热，依然让我们常读常新。我想，在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成立的重要日子，重温一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许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发生重要的启示。
大家都知道塞万提斯的人生经历相当丰富，他出身贫寒之家，童年时期跟随他做江湖郎中的父亲四处流浪，深刻地体验并接触了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长成后当兵参战，立过战功并导致左手残疾。后来被敌国抓去关押在监狱里，经历了无数苦难，最终被营救回国。回国后他抱有被重用当高官的愿望，但实际上国王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只让他担任低级的税吏。他好几次蒙冤被抓进监狱。总之他的人生非常凄惨，这一切都为他创作《堂吉诃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深刻地感受和洞悉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并确定了他的思想倾向，从而使他超越了他的时代，获得了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地位。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要想写出能反映时代本质并超越时代的作品，作家应该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体验，更多地深入社会底层，与普通人感同身受。在当今这样的富裕程度超过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的情况下，作家要体验饥饿、劳苦的机会已经大大减少。但生活在基层的人们依然有着种种不如意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作为一个写作者最起码应该了解这些人的心理和生活状况，然后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现实和社会意义。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要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堂吉诃德》这本书之所以不朽，当然是因为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是世界文学画廊里光芒四射的典型形象。我们在《堂吉诃德》之后的许多小说里读到了与堂吉诃德有密切血缘关系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成了一种精神、一种象征，我们在历史的记录中和现实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物，如果要认真地审视我们自己，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的灵魂深处也有一个堂吉诃德，也有一个桑丘，在时隐时现地影响着我们的语言和行为。我去年出版的小说集《晚熟的人》里就有堂吉诃德的后代儿孙。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自己的作品里仿制一个堂吉诃德，但是我们要能触类旁通的写出我们的像堂吉诃德一样具有鲜明个性和某种超越性的人物形象，这困难非常之大，这个困难比把塞万提斯铜像转移到北京师范大学还要大，但是我们要知难而进，认真阅读，尽可能多的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尽可能强化自己的推己度人的准确性和化他人经历为自己人生经验的能力。我们要特别注意写人物与讲故事的辨证关系，讲故事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要通过讲故事来塑造人物。这二者的辨证关系必须把握好。这也是老生常谈，但越是常识越容易忘记。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一个作家要勇于尝试多种文体的写作，塞万提斯曾经写过许多诗歌，也曾经写过数十个剧本，尽管他的诗歌与戏剧创作既没给他带来金钱，也没有给他带来声誉，但是这种多文体写作实践对他的小说创作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堂吉诃德》中的大量诗歌和小说文本蕴含着的丰富戏剧性情节，正是他的多文体创作实践所带来的复合效应。一个诗人可以不写小说、不写戏剧，但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如果有写诗与写戏剧的实践，那么他写诗、写戏剧所受到的嘲弄甚至谩骂，都会在他之后的小说写作中得到补偿。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四个启示是：必须牢牢地记住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尽管我们读到的《堂吉诃德》是译本，但翻译家的卓越劳动成果还是能让我们感受到原作的风貌。《堂吉诃德》真正做到了人物语言与人物性格、人物的经历相匹配。这种语言的万花筒般的闪烁变幻的丰富性正是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时代特征的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两个著名的讲习所，一个是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讲习所培养了很多革命家和农民运动专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作用。一个是由政务院批准、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讲习所，这个讲习所培养了一批优秀作家，也是现在鲁迅文学院的前身。现在又有了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我们寄希望于这个讲习所，祝愿它为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并能随着时间的积累，成为北大的也是中国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金牌。
最后我要提醒北京大学的同学们，要看护好我们的塞万提斯铜像，尽管我的计划终止执行了，但我的计划也泄漏了，我不敢保证没有人继续执行这个计划。如果有一天早晨，大家去勺园，看到基座还在，铜像没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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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自2004年招收第一位写作方向硕士至今，亦长期致力于大学文学教育与写作能力培养的探索。经多年积累，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正式成立。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以文学美育为宗旨，主要致力于文学创作和语文教育两个方向的人才培养。主要包括：1、聘请著名作家任教，建设系列化的文学鉴赏和文学写作课程；2、开设面向全校，尤其是面向理工科学生的写作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3、开设定期和不定期的面向全校的文学创作或写作讲座；4、邀请海内外知名作家短期访学讲座、驻校创作实践、创作研讨和举办创作讲习班，邀请翻译家短期访学、建立翻译研讨工作坊、编撰出版系列优秀文学译著；5、举办国际中国文学高峰论坛、中外作家高峰论坛、中国作家与国际翻译家年度对话及作品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将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打造成国际高水平的文学交流活动中心；6、承办“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全球华语文学奖”和面向北京大学校内学生的“王默人文学创作奖”；7、研究和探索中文系创意写作学科的教学和人才培养；8、开展教师培训，推动基础教育语文学科深化改革。文传风雅，弦续新生
123载砥砺前行
北京大学于时代风雷中
继承先贤夙愿
传承风雅底蕴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从文学革命的发生到白话文的尝试
始终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命运与共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帝制结束
社会处于转型之中的
民族思想文化
也呼唤一场向现代转型的变革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新旧思潮在北大讲坛竞争
大大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的发展
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随着陈独秀走进北大
《新青年》编辑部亦迁至北京
形成了反封建思想文化战线的坚强堡垒
《新青年》
周作人、胡适、刘半农、李大钊、鲁迅等先后云集北大
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展
汇聚起蓬勃生长的力量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提出文学改良所应着手的八个方面
初步阐明新文学的要求
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
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
宣布“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
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文学革命论》（《五四运动画传》第39页）
中国早期戏剧理论家与创作家宋春舫
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戏剧”课程
这是西洋戏剧作为一门科学
正是进入中国高等学校讲坛的开始
同时，北大还开设了“中国戏曲”课程
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取径
1919年1月，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办《新潮》月刊
同样致力于提倡白话文和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
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
《新潮》月刊
1920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发起人与参与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
吸收与借鉴民间歌谣传统
共同推进现代新诗的发展
成立文学研究会
李大钊等提倡革命文学
开启了20世纪革命文学传统
引领文学变革的风潮
20世纪初，文学社团竞相绽放
“浅草社”、“沉钟社”、“莽原社”、“未名社”……
成为新文学的发表园地
曾于北大求学的学生如
茅盾、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
均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1938年起，随着进入全民奋起抗战时期
民族危机渐进加深
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师生
先后撤退至长沙、蒙自、昆明
共同构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彼时的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陈梦家、沈从文等
也是著名的文学家
文学社团如繁星涌现
南湖诗社、冬青文艺社、文艺社、耕耘社等
故土之念，忧国之心
战时之痛，生命之思
在颠沛流离中群情昂扬
成为战火纷飞中的精神辉光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1946年5月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
吴组湘、林庚等一批文学大师
在北京大学任教
文心诗笔，流连光影
在未名湖畔编织起丰盛岁月
学问与创作相互激发
教授与作家相得益彰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北京大学依旧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用新知，涵养心智
用人文，孕育灵思
他们中，有1979年考入
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诗人海子
1986年，他获得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
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
与西川、骆一禾，被称为北大诗坛“三剑客”
其一生创作了
接近200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
为无数青年提供了精神滋养
海子（1964-1989）、西川（1963- ）与骆一禾（1961-1989）
时至今日，北京大学
依然延续着文学书写的精神与创作传统
“北社”、五四文学社、“我们”文学社……
俯仰陶冶，词藻翩翩
文笔诗名，同学少年
如今，“文学讲习所”成立
担“重铸一代风流”之任
探艺术奥秘，寻文学理想之境
承先贤之文脉
奏时代之强音
笃学经世，翰墨写心
健笔雕龙，文绘千秋
北大文学讲习所将擎举文学的光芒
熠熠常明，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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