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北大年度荣誉讲座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为宗旨，六年以来坚持汇聚学人，探求学理。循世界学术机构之通例，2021年起，文研院设立了“年度荣誉讲座”，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邀请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流学者，依托北大的平台举办学术讲座，展现杰出学者的前沿成就，与北大校内外师生形成积极互动，并且通过系列演讲与出版相结合的方式，推出原创性的独有思考成果。2022年度荣誉讲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李零担任本年的主讲人。李零先生治学涉猎广泛，是当代少有的能够熟练地将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和文化诸领域展开全方位深入研究的学者之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邓小南院长为李零老师

颁发“年度荣誉讲座”聘书

2022年度荣誉讲座以

“逝者如斯·百年考古回顾”为主题，共开设四讲

李零教授选择了两位对中国考古

有重要影响的学者

作为前两讲的中心话题

侧重历史回顾，侧重学术背后的政治解读

另外两讲则是对王国维讨论过的问题做再讨论

一个与王国维关注的三代之学有关

一个与王国维对古礼器的研究有关

侧重新材料、新问题的拓展研究

四个话题彼此相关，逐渐深入

铺展开一张考古、历史与中文交相辉映之画卷

引人思考

“逝者如斯·百年考古回顾讲座”的四讲分别为以下主题：

一. 冷战之殇 柴尔德考古学的反战思考

此讲从柴尔德考古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说起，探讨其考古学背后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他对20世纪三战（一战、二战、冷战）的深刻思考。

二. 重读王国维 从五大发现到中国考古

古物学和铭刻学到处都是考古学的预备阶段。20世纪，中国有“五大发现”，“五大发现”开出五门学问。“罗王之学”就是研究“五大发现”。王国维受惠于罗振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甲骨铜器、兩周金文、战国文字、汉晋简牍、敦煌遗书、三代古史、四裔研究等诸多领域多所发明，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也留下了很多问题。

此讲对其人其学试作讨论，并总结其历史遗产。

三. 三代考古杂谈 地理、种姓及其他

此讲简要回顾三代考古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结合地理和族姓，对有关发现试作探讨，分析夏、商、周如何“三分归一统”，形成后世中华帝国的基本特点。最后用三句话总结：唐、虞、夏归于夏（“中”的形成），夏、商、周归于周（“域”的形成），周、秦、汉归于汉（制度定型）。

四. 商周酒器略说 以“觚”“觯”“爵”“角”为例

此讲以商周酒器中的觚、觯、爵、角为例，介绍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最新进展，并以此为基础，对商周酒器的分类试作总结。

今天，让我们走进其中一讲

“重读王国维 从五大发现到中国考古”

开启一场古今中西的精神漫游

主讲人李零老师

01

学贯中西之路

王国维先生既有深厚的西学养分，又对中国国学颇有见地，而这与他学贯中西的人生经历分不开。李零教授最先从王国维的人生经历入手，揭示其政治见地与学术倾向的关系。

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双仁巷，这是个观潮的著名地点。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是西方政治思想流行于世间，亦或是东方道德政治大行于天下，这样的问题在少年王国维的心里生根发芽。二十岁前的王国维考取功名利禄，奈何久试不售。随后十年，他赴上海、在《时务报》从事议介与教育，还习得日文、英文、德文等。他热衷于西学，喜欢读洋书，希冀在其中解决自己的人生苦恼。

1911年，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他尽弃前学，改治国学。当时的辛亥革命与欧战，以及以此引起的俄国革命，影响着王国维学术上的转向。王国维认为，欧战是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并预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中国帝制结束和欧洲四大帝国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王国维的世界观。从此，他对西方绝望，认为只有东方固有的道德、政治可以救中国、救世界。

王国维先生

在王国维所有的著书立说中，李零教授强调，王国维最负盛名的、也是他的经世之作的便是《殷周制度论》。而想要透彻的理解此篇，需参看王氏当“南书房行走”时给溥仪写的奏折《论政学疏稿》。李零教授认为，我们应该了解、理解王国维的政治立场，不然读不懂他寄托在学术背后的情结与关怀。王国维有诗云：“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王国维是罗振玉一手栽培的人，也是儿女亲家，世称“罗王之学”。李零教授总结了王国维和罗振玉的异同，并从六个方面评述了王国维的学术贡献。王国维关心中国历史的大问题，一生贫穷但始终坚守学术之路，其志可嘉。

王国维致罗振玉书札

02

斯人已逝，丰碑不朽

1925年，王国维总结出“五大发现”：

其一，“殷墟甲骨文字”（1899年，即殷墟甲骨）；

其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1901年，即汉晋简牍）；

其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1900年，即敦煌遗书）；

其四，“内阁之书籍档案”（1909年，即大库档案）；

其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1901年，即中国民族古文字和中国境内的外国古文字）

这五大发现之于20世纪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深刻影响，不仅催生了考古学、现代艺术史学等学问，而且为边疆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李零教授结合王国维所归纳的“五大发现”，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了对王国维学术成就的评述：甲骨研究、铜器和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汉简研究、三代研究、四裔研究。

甲骨研究

殷墟甲骨是“五大发现”的第一项。王国维治甲骨是从帮罗振玉抄写和整理《殷虚书契考释》开始。曾有谣传说此书是罗振玉花钱雇王国维代写，王氏死后又有“逼债说”。对此，李零教授援引材料做出澄清，并评价道：“罗王失和”确有其事，当时“抑罗扬王”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罗王之学”就是“罗王之学”，没有罗就没有王，“逼债说”“剽窃说”是无稽之谈。这启发我们，应当秉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

王国维《殷虚书契菁华、后编、考释》

民国影印本

王国维从材料切入却不止步于此，他视野开阔，擅于把握问题关键。他所作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1917年）据卜辞称谓系统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见殷世系的可靠性，也订正了传世文献记载的错误，具有重大意义。

铜器和金文研究

王国维对于铜器也有所研究，且不仅限于铭文，而是有全面的考察。他治金文是从著录入手，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1914年）；治铜器则从定名分类入手，始于《古礼器略说》（1915年）。

李零教授指出，王氏对觯、觚等酒器的研究过去学界少有注意，但其实很重要。在金文考释方面，王氏也多有贡献，其中《生霸死霸考》名气极大，倡“四分月相”说，但在今天看来，其说多有可商之处。

战国文字研究

论及战国文字研究，不得不提王国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考》一文。王氏把战国文字分为古籀东西二系，仅以寥寥数百字便把事情点明说透，不但对破汉代今古文学之争和考镜字书源流有凿空之功，也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开山之作，堪称其作品中最精彩的一篇。尤为难得的是，王国维写作此文时，战国文字材料匮乏零碎，但王氏凭借传世文献，耙梳整理汉代古文家说和字书等，作为立说基础，探察隐微、由博返约，体现出不凡的想象力与洞察力。后世大量的出土文献，为王氏的观点增添了新的证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后，战国文字研究成为显学。

王国维等跋陈叔通藏石鼓拓本（局部）

汉简研究

“五大发现”中，汉晋简牍是第二项。系统考证简牍形制与使用，以王国维《简牍检署考》（1912）为最早，王氏在专治国学的第一年中就已有如此杰作，实在令人叹服。李零教授认为，此文是罗王合撰的《流沙坠简》的提升，在简牍研究上，王氏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国维、罗振玉所著《流沙坠简》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进一步发展了王氏之说。如今，重视简牍材质、编联方式、简背划痕等，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三代研究

在三代研究方面，《殷周制度论》（1917）是王国维的学术总结，亦是其政治宣言。李零教授指出，王国维讨论商周异同，突出被忽视的“异”的一面，是为了强调周制是中华帝制的本源，推崇周制的背后有为中国帝制辩护的动机。王氏本人也坦承“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其学术研究中蕴含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古史新证》（1925—1927）是王国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编写的讲义，从中可以窥见王氏在生命最后时刻如何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其中第一篇《古史新证》用甲骨讲商史，用金文讲周史，王氏在此篇首次讨论夏，回应了当时的疑古思潮。许多人认为，“二重史证”由王国维发明，是考古学和历史学最重要的理论。然而，李零教授则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原因有三：首先，宋以来的金石学就已强调“证经补史”；其次，王氏“二重史证”局限于地上地下文字互证，不足以完全概括历史学和考古学范围的互证；最后，考古和文献性质有别，有各自的读法，不尽是互证关系。关于疑古与信古，李零教授的分析一针见血：传统辨伪学的疑古有两种：一种卫道统，如崔东壁；一种破道统，如顾颉刚。疑、信是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疑古终究是为考信，正确态度当是“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当信”。

王国维等跋陈叔通藏石鼓拓本（局部）

四裔研究

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他的目光，追溯上古三代，亦投向广阔四海。他所关注的“四裔”，内可指四大边疆，外可指五大洲、四大洋。清代学术不光是经史、小学，还有晚清“实学”。此前所述“五大发现”多与西北史地相关，是古今学术的结合点，也是中外学术的结合点。

王国维治四裔之学，以《鬼方昆夷猃狁考》（1915）为最早。此文是最早的“胡姓考”，而族姓研究是人类学的重要资源，这正是其国际视野的彰显。他与日本京都学派和法国汉学家也均有来往，学术思想互通有无。

王国维严谨的治学方法与卓越的学术贡献，至今仍引人深思、给人启迪。李零教授详尽清晰的梳理，充分体现了王国维的学术智慧和宏阔境界，指明了对待学术、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

03

考古明今，继往开来

讲座最后，李零教授概括了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她指出，“五大发现”开出五门新学问：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明清档案学、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和外来文字研究。虽然“五大发现”全是文字史料，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器物学和铭刻学都是考古学的先声；“罗王之学”代表了20世纪中国器物学和铭刻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为中国考古学的闪亮登场做了必要的铺垫。王国维身后，殷墟甲骨引起殷墟发掘，催生三代考古，而三代考古又塑造了中国考古的“史学取向”。西北汉简、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引起西北考察，催生边疆考古。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和外来文字研究，不仅影响到中国的边疆考古，还影响到邻国的海外考古。此外，“罗王之学”，特别是王国维的研究，还影响到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王氏开创的战国文字研究，更是拓展为当今古文字研究的新潮流。

正如王国维所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叩问厚土以寻中华之脉，探索古事以知今日之形。在李零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洪流中一代大师的学术之路、感受纯粹学问中一颗赤子心的真挚坦诚。而李零教授以其扎实的学问、专业的态度带来一场场精彩的讲座，亦体现北大人的学者风骨。

人物介绍

李 零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77-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金文资料的整理。1979-1982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张政烺先生做殷周铜器研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从事考古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85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主要研究领域有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艺术史、军事史、方术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代表作有《〈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中国方术（正）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华书局2006年）、《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华书局2006年）、《我们的经典》（三联书店2014年）、《我们的中国》（三联书店2016年）、《万变》（三联书店2016年）、《子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2017年）、《波斯笔记》（三联书店2019年）等。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图片：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刘学红

编辑：闫羽曼、吴雨睿、刘亚凡

排版：杜金莹

责编：李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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