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程乐松：我从未离开这里
静园二院的门口到了周末变得更加热闹，孩童们或是好奇地探头张望的，抑或在对面的静园草坪肆意奔跑。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程乐松的儿子茸宝也是这份热闹中的一员。
静园二院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所在之处，寻常想象中严肃庄重的学术空间，却成为茸宝在燕园中最亲切的地方。
程乐松
与这里的“热闹”相反，程乐松研究的是“冷清”的道教。在热闹与冷清中穿梭，在学问与生活中思索，在这片园子里，程乐松问学着、生活着。
1995年，程乐松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这里完成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2011年，他调回北大哲学系任教。今年，已是他回归北大的第十二年。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北大人的缩影：习惯于坐“冷板凳”，不动如山。他安然于人文学术的本然节奏，坚持朴素的思考与研究；投入生活，面向内心，思索安身立命的学问；埋首于书案之间，致力于搭建通向中国宗教的理解之桥。
01边缘亦是核心：坚守冷清程乐松的研究方向是“道教”。提起“道教”，大部分人的印象可能是道家、道士、丹炉。最初走上研究道教的学术道路时，程乐松的想法其实也和一般人无二。
第一次读道经时，他坦言自己临近崩溃边缘，“这简直不符合我们最基本的理性认识”。后来他才知道，“道家”与“道教”一字之差，却是根本上不同的两个领域。我们常言的“道教”重在笃信，重行不重知。把它作为一种宗教，更像是一种学术工作需要，是为了解释“道”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19世纪以来，对道教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西方的汉学传统。国内的道教研究起步很晚，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建设也很不完善。北大是国内少数开展道教研究和教学的大学之一，北大哲学与宗教学系的道教专业常常是几代“单传”，是学者人数意义上的“继往圣绝学”。
程乐松第一次明显地感到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缘于两位海外汉学家的到访。
1999年10月、11月，来自印第安纳大学和莱顿大学的两位汉学家柏夷和施舟人相继到北大校园做讲座。他们介绍道：
“在西方汉学家看来，道教代表中国文化中间最有意思、跟西方文化最不一样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西方人来说最有研究价值的文化和信仰形态。
”
世界确实对来自古代中国的神秘“道教”兴致勃勃：全球数十位优秀的汉学家当时正在尝试为总体接近六千卷的《道藏》做全面的内容提要。这项工作开始于1972年，在持续了32年之后，形成了千余页的著作，它让西方人可以全面了解道教这一中国宗教传统的经典世界。
另一方面，道教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全面呈现了中国文化的腠理。施舟人先生说，道教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库。通过道教这一独特的视角，可以全面理解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与生活实践，从宇宙图景到生活礼俗，道教为解码中国文化提供了深度和广度兼具的进路。
程乐松说：
“对于中国人的信仰和日常生活的这种理解，最终实际上是为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宗教信仰提供一种全新的认识视角。中国的研究可以为整个学科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
程乐松著作:《即神即心：真人之诰与陶弘景的信仰世界》
毫无疑问，道教研究的根基和土壤就是在中国，因此，理解自身文化的责任要由本土学者来肩负。在研究中，程乐松愈发体会到这种独特的价值。2011年，程乐松调回北大哲学系任教。谈起回到母校任教的原因，他说：“我知道我是来接班的。”
“道教研究在人文学科的最边缘处，但是又处在整个中国文化的最核心处。如果北大都没人做，还有谁去做？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做好这份工作。
”
02“意义”的塑造与传承
道教研究门槛颇高。研究道教，就是尝试解码古代人鲜活的生活，切身理解他们的观念世界和生活选择，需要相当宽阔的知识面以及庞大的知识量。所以，程乐松常说，从学科研究知识门槛的意义上，自己一直在“入门”。
他发现道教真正的难题之处在于它“难以进入”——道教的整个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和现代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整个道教的经典就是一种“重叠的隐喻构成的文本”。
它要求研究者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知识有非常熟练的掌握。不仅仅是制度史，还有文化史、智识史。
程乐松在学术会议中
但仅仅了解这些还远远不够。程乐松说：
“把这些都搞明白，概念上来说你已经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了，但这只是一半。还有另外一半——你必须懂得西方的宗教学理论。
”
时至今日，程乐松也时常去旁听中文系、历史系的课程。最近，他甚至去上拉丁文课程以加深对西方宗教的理解。“道教入门太难了。”程乐松说：
“它其实需要一种自我建构，这种建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意识到自己不懂了，然后了解到自己未知的领域如何构成这个学科的知识基础。这种建构是非常慢的，我直到2010年前后才慢慢意识到，我自己的认识需要颠覆性的重建。
”
完成自我建构之后，需要明确的是为什么要进行道教研究、研究路径应该如何展开、研究目标是什么。在教学中，程乐松一直强调两点内容：第一点，历史中的所有人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观念。对于他们来说，种种生活常识作为知识基础来帮助他们达成信仰，进而决定他们的人生选择，并产生某种历史效果。
第二点，研究道教时需要明白背后的知识系统是怎样构成的。道教研究者通过阅读、整理大量的文献，得出结论。这些结论实际上是理解框架，这个框架应用到不同学科中间的时候，不同学科就会呈现出新的活力来。
程乐松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讲述活动上
这两点也是程乐松希望学生读书时注意的。精读和泛读需要分开，对于自己专业的核心材料一定要精读，二手研究和方法论则了解核心观点即可。
以阅读《道经》为例，如果读第五、六遍时感觉还和第一遍一样，说明你对其核心内涵和叙述架构还没有准确的把握。然而，随着阅读次数的增多，贯通感就会逐步呈现，代表着属于你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诠释框架正在逐步成型。
和许多其他冷门学科一样，道教研究“需要板凳坐得十年冷”。程乐松说：
“北大的同学们应该有不向世俗‘投降’的自信。
”03从未离开北大的血脉
程乐松在北大度过了本科、硕士生活。他回忆起自己的校园生活，觉着是“极其普通”的。校园中能轻易找到每一个方面都比自己厉害的人，这反而使自己获得一份从容。
程乐松对于研究学问之外的事情并不那么在意，很多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就像他在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写的文章《味道与言道》中写道的：
“回忆起来，在大学的生涯就像煤灰掉进煤堆，惬意却不着痕迹。
”
程乐松本科时期
“不着痕迹”地潜移默化，这是北大对北大人产生影响的方式。北大塑造着程乐松的思考方式和他对世界的认识方式。
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校提供的宗教学研究方法的阅读材料，他大都曾在北大读过。博士生涯似乎只是短暂地在另一个地方遥望北大，继续北大的生活。
博士毕业之后，程乐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把他招进人大的方立天先生和张风雷老师，也都曾在北大求学。方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北京大学，沉潜佛教思想，承继北大哲学系史论结合的学术传统，耕耘数十载，对中国佛教哲学做出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同样地，张风雷老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北大哲学系，他也是北大哲学传统的承继者。
我从来不觉得哪一个阶段我离开了北大的根基。当年引领我走上职业学术道路的这几位老师都是北大人，大家都有北大情结。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离开北大的血脉。北大是我们在学术意义上互相理解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1982年，北大哲学系设立全国第一个本科宗教学专业，成立宗教学教研室。许多中国宗教学界的顶尖学者，都曾在这里求学。
2023年1月，程乐松有了新身份，他出任北大哲学系系主任。传承着北大哲学的传统，他将继续牵引着一届又一届的“小燕子”们，一同走入进这千百年来沉淀着的智慧中，增添活力与热闹。
在冷清与热闹之间，程乐松收获了平静的自觉——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坚守。希冀更鲜活、恒久的学问，将传承落实在问学生活中，努力破除学问和生活的疏离，“投入生活的平淡、保持面向内心的平和”，程乐松从未离开北大的血脉，也从未离开学问与生活。程乐松，1978年8月生，江西德兴市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99年继续攻读北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2006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嗣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调回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六朝及隋唐道教史、两汉思想史与早期道家思想、宗教经典诠释学。
学术研究主张“以宗教（信仰）的方式看待宗教”的基本立场，运用文献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与信仰语境，阐释道教经典的文本历史及特点，由此尝试建构关于“中国文化史中的道教”的学术阐述。同时聚焦两汉思想史和早期道家思想，展开中国哲学和信仰研究的方法性探索。近年开设“道教史”“道教与民间宗教”“道教研究”“海外汉学中的道教”“宗教学导论”等道教及宗教学理论的基础与研究课程。
聚焦选择北大的优秀归国青年学者
他们的鲜活故事折射出北大校园文化精神
生生不息的脉络传承
从他们身上
我们可以感受到北大人那份独具的追求卓越
报效家国的情怀
来源：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
撰稿：孙可心
编辑：来星凡、姚月
采访：孙治宇 来星凡
图片：受访者提供
排版：杨新颖
责编：黄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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