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费孝通，他是只读“三本书”的北大教授
读经典，读社会，读时代
采访、文字丨吴纪阳
摄影丨吕宸
“我与社会学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从偶然的邂逅到坚定的选择，他与社会学的故事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光阴。他是跟在费孝通先生身边时间最久的学生，是将社会学理念和方法传递下去的老师，也是坚持“做对社会有用的科研”的学者。从经典之书到社会之书、时代之书，阅读这“三本书”是他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始终坚守的志业。
“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一件事，总希望把它做好，要么就不做。要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做好，那只有下功夫，没别的选择。”
邱泽奇的童年在江汉平原的一个小村庄度过。在六十年代的乡村，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他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三年级时邻居家用来盖大米坛子的《三国志》。他偷偷把书从坛子上拿下来，回家翻开，虽然繁体竖版的文字艰涩难懂，但其中竟然有很多人物和故事，这让年幼的邱泽奇被深深吸引。在书籍匮乏的环境中，他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对书籍形成了一种朴素的亲近感。
在邱泽奇的回忆中，他和同时代许多人的命运，都仿佛是被时代浪潮推着走的。高考恢复的1978年，他考入华中农学院荆州分院，学习植物保护学。那时，只有16岁的他对自己将要进入的学校和专业都不了解，但仍然觉得很高兴，因为有机会尽情读书了。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黄梅县的国营龙感湖农场当农业技术员，而继续读书始终是他内心的愿望。工作期间，他担任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徐映明老师在农场做大田实验的助手，徐老师很欣赏他的能力，鼓励他报考研究生，并给他寄来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招生简章。在招生简章中，他发现了农业古籍整理这个专业，觉得这个专业应该是以读书为主的，于是就报考了这个专业，并被顺利录取，师从著名的农业古籍专家缪启愉先生。
△邱泽奇与硕士导师缪启愉先生合影
硕士期间，由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没有专任教师，邱泽奇被分派到南京农学院修读基础课。农业古籍整理专业需要系统学习古籍知识，他所在的研究室和南京大学协商，将他送到南京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考古系去修课。在南京大学，邱泽奇接受了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系统训练，文字、音韵、方言、训诂、校雠、目录、版本、历史、考古等课程都修过，老师们也都是这一领域的名家学者。
农业古籍专业的学习确实为邱泽奇提供了一个遨游书海的机会。与农业相关的记载分散在各种典籍中，翻看通用的古典文献，搜集与农业相关的内容，是邱泽奇硕士期间的主要工作。为了写硕士论文，他读了几屋子的线装书、手抄文献，卡片做了一千多张。最后形成的硕士论文《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近20万字，手写抄改了3遍。论文的手写版至今仍被他珍藏在身边。
△邱泽奇手写的硕士论文
农业古文献的学习对我后来的社会学研究有很大帮助。农业发展从古至今是一脉相承的，理解小农经济在古代中国的长期发展过程，对于理解今天的农业、农村非常重要。
在读书上花了这么大的功夫，邱泽奇本以为自己会像导师缪启愉先生一样，成为一名中国农业古典文献专家。然而硕士毕业后，命运却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被分配到华中农业大学，在农村社会学专业任教。就这样，邱泽奇“误打误撞”地进入了社会学领域，这也让他在读经典之书的同时，开始将目光转向广阔的社会，阅读社会这本大书。
“从对故纸堆的向往到对探索乡村发展的兴趣，只隔着一次带学生实习的机会。”
在农村社会学专业，邱泽奇负责给本科生讲“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并在课程结束后带学生到农村调查。与邱泽奇之前去过的苏南乡村相比，他这次带学生去的湖北乡村更穷、农民生活更苦。
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对村民疾苦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里呈现的村民疾苦让我似乎发现了一点社会学学科的价值和意义，能不能为改变村民疾苦做点事儿？
在这种朴素心思的推动下，邱泽奇回到学校便钻进了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农村社会学领域的文献。就在这个阶段，他读到了费孝通先生的文章，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学者和思想。
邱泽奇最早读的是费先生在《瞭望周刊》上连载的小城镇系列文章，从《小城镇大问题》到《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等。第一次读费先生的文章，他震惊于这些通俗的文字中蕴含的丰富社会道理和严谨科学逻辑。也是从这里出发，他展开了对费先生作品的搜索，也展开了对贫困与发展文献的积累。他有一个贫困与发展的专题笔记本，记得满满的，各种文献都有，世界体系论、现代化理论、资源依附理论等等，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只要是涉及发展的文献，能搜到的，他都读过、记过笔记。
在追踪费先生文献的过程中，邱泽奇逐步萌生了一个新的目标：跟费先生读书，学习他把学识转化为促进乡村发展的窍门。他鼓起勇气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跟随费孝通先生学习的机会。
我历来主张实地调查，不能单靠书本。要到农村里去看中国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什么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
——费孝通《志在富民》
在费孝通先生实地调查思想的指引下，邱泽奇的博士学位基本上是在田野里读的。刚一入学，他就收到通知跟随费先生到武陵山区调查，一去就是一个月。武陵山区是中原到西南高地的过渡地带，是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四省交界的中高台地，不仅是贫困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此后，费孝通先生只要外出调研，总是会通知邱泽奇。他跟随先生去了不少地方，除了每年春天去苏南之外，还去过浙江、上海、广东、湖北、山东、河南、河北、甘肃、辽宁、内蒙古、四川等地，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跟随先生在外调研。
他（费孝通先生）关注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发展’，中国的发展。他一辈子在中国的田野上走，就是因为他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有一个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的心愿。
谈及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精神，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切忧虑和热忱愿望，以及奔走乡野、平易务实的学者态度，邱泽奇至今仍钦佩不已，为之动容。
邱泽奇的博士论文也是费先生在调研中交给他的一项研究任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行中，遇到了许多现实问题。费先生认为，在普遍的现实问题背后一定有理论逻辑，国有企业改革不只是改革生产和销售方式，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也不只是经济活动的变革，同时还牵扯一系列社会的变革。
当时，邱泽奇跟随费先生到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公司调研。费先生注意到资源型企业转型与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了交集，多重难题纠缠在一起，于是，他让邱泽奇在博士论文中探讨这类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白银公司紧邻甘肃省景泰县，黄河穿景泰县而过。在白银公司调研期间，邱泽奇跟随费先生去了一趟黄河的景泰县段。在河堤上费先生眼望滚滚流逝的黄河水，把他拉到身边，让随行人员给他们拍了一幅合影，嘱咐他把资源型企业的故事说清楚。
△1992年秋，邱泽奇与费孝通先生摄于调研途中（甘肃省景泰县黄河边）
写一篇博士论文是我读书的程序性收获，更是我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从相识到相知的开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关注中国经济、更关注中国社会的家国情怀给了我激励和信心。
“在关注技术的背后，还是费先生的主题：发展，尤其是中国乡村的发展。”
1996年，邱泽奇要去新加坡和美国访学。临行前，费孝通先生专门为他手书了清代诗人黄景仁的诗作《太白墓》，诗中有“应是鸿蒙借君手”之句。在费先生看来，社会学者的文章可以说“不是自己写的”，而是时代借我们的手来记录它所经历的变迁。他嘱咐邱泽奇：
多读、多思考、多写，若能鸿蒙借手，就不要荒废了机会。
△费孝通先生为邱泽奇手写《太白墓》
多年来，从海外访学到重回燕园，邱泽奇的研究的确始终紧跟时代的发展。21世纪以来，技术和数据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日益成为社会学研究所不能忽视的面向。在阅读经典、阅读社会的基础上，邱泽奇再次开始阅读并钻研数据这部极具当下时代特征的“无字之书”，致力于从数据中读出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关切。
那么，如何建立公开、可靠、高质量的数据库，为社会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呢？2006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成立，邱泽奇出任首任主任。至今，中心已经开展了17年覆盖全国的调查研究，调查所产生的数据如实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基础。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是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三个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之一。项目通过随机抽样划定了16000户家庭作为目标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区市。这16000户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及衍生成员被称作“基因成员”，他们都会被纳入项目调查的范围，是项目永久追踪的对象。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进行“永久追踪”，还要面对人口流动、家庭变迁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调查的难度可想而知。作为项目发起人之一和第一任负责人，邱泽奇曾坦言：
创建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是我人到中年后进行的一次无比艰辛的尝试。
△2009年，邱泽奇组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追访测试访员培训
在排除万难、持之以恒的调查背后，是邱泽奇等北大学者以数据为蓝本，读懂中国社会的决心。最初选定的16000户目标样本，2022年时已增加到22585户。数据增长，来源于家庭的成长，印证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而这项调查所得的数据，为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淘宝村、数字经济、禁毒项目、艾滋病防治项目……从社会经济的发展，到社会问题的观照，邱泽奇始终聚焦于调查研究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近年来，邱泽奇将研究重心倾注在“数字社会与经济”的研究中。他认为，数据的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要想在数字时代取得数字社会经济发展的先机，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两年前，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成立，邱泽奇担任主任。中心聚合了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研究数字社会经济，承担了国家相关部委的课题，并在核心期刊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和若干智库报告。今年，由张平文院士和邱泽奇共同编著的《数据要素五论》出版。在数字经济越来越多地影响社会发展的今天，邱泽奇和志同道合的学者们的研究正加紧进行。
在关注技术的背后，还是费先生的主题：发展，尤其是中国乡村的发展。如果说有啥拓展，可能是对从工业社会到数字社会变革的关注。其实，不是我的拓展，而是时代变了，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通俗地说，费先生关注工业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我关注数字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代使命令费先生更多关注中国社会，时代发展则让我有机会进一步观察人类社会。
从古籍文献到乡村田野，从工业发展到数字经济，邱泽奇始终传承着费孝通先生“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致力于做“对社会有用”的研究。这位既怀有热忱和责任感，又富有时代感和创新意识的学者，依然在经典的世界中遨游，在广阔的乡野中奔走，在社会学研究最前沿的地方探索开拓，为中国社会一点一滴的发展孜孜以求。
就像他在纪念费孝通先生的文章《作为“粮食”的学术》中所言的那样：“把自己的粮食变成更多人的粮食，让学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成为更多人‘粮食’的来源。”
△2004年，邱泽奇在中英预防艾滋病项目四川省德阳市调查现场
△2014年，邱泽奇带队到乌干达金贾医院调查中国对乌干达医疗卫生援助情况
△2015年，邱泽奇带学生在西藏自治区调研
△2017年，邱泽奇带领学生在山东省曹县进行农村电商调研
学者简介
邱泽奇，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创办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科学社会学专委会理事长，计算社会学专委会名誉理事长，技术社会学专委会名誉理事长。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5人排名第2）、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教育部一流本科课程主持者，教育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主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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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采写 | 排版：吴纪阳
图片：吕宸、受访者提供
责编：王嗖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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