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江杀惜”一案看法律与信仰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李文达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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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水浒传》通过对大量司法公案的描写，真实再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中法律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心中的地位。宋江杀惜一案更把当时人们对法律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法治意识对今人依然有很多警示。

    说宋江杀惜一案，要从晁盖智劫生辰纲谈起。北京大名府梁中书筹备了十万贯庆贺生辰的寿礼，欲进献给他的丈人蔡太师，押送生辰纲的一行人行至济州地界时，十万生辰纲被晁盖等人打劫。此案一发，各方震惊，东京蔡太师大怒，北京梁中书大惊。由于得到了线索，济州知府派公人去郓城县缉捕晁盖等人。宋江当日正在郓城县衙，得知这个消息后，火速前往晁盖住的村庄通风报信，晁盖遂得以逃脱并上了梁山。

    再说阎婆惜。阎婆惜一家从外地流落到郓城县，尚未安顿，阎婆惜的父亲就因贫病交加死去。宋江素有及时雨的美名，他出钱安葬了阎婆惜的父亲并资助了她们母女一些生活费用，让她们得以立足。阎婆惜的母亲阎婆出于对宋江的感激，将自己的小女阎婆惜许配给宋江做妾。阎婆惜是一个年方十八的貌美姑娘，生得风流俊俏，但宋江在“女色上并不十分要紧”，既不好女色也不会讨阎婆惜欢心，所以两人的感情也很淡薄。

    宋江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向晁盖通风报信使其得以逃脱，晁盖为答谢宋江的救命之恩，派刘唐从梁山下来向宋江送了一百两金子和感谢信一封。宋江收了其中一条金子和书信，将其一并装入自己的招文袋中。谁知那晚宋江在阎婆惜处休息时，书信不慎落到阎婆惜手里，阎婆惜以告发相要挟向宋江勒索。宋江一怒之下将阎婆惜杀死。

    至此，宋江杀惜的故事到此结束，接下来要轮到诸位办案人员登场了。

    （二）

    宋江正欲逃跑，被阎婆揪住不放，此时经常受宋江接济的一个十来岁的半大名叫唐牛儿的孩子将阎婆拉住，宋江遂得以逃脱。阎婆去县衙告状，公人也把唐牛儿押到公厅。郓城县知县时文彬明知唐牛儿不是凶犯，却对唐牛儿说：“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如何肯造次杀人，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县令并非糊涂，而是在为宋江开脱。等验完尸，一切都真相大白后，时县令为了让宋江有充足的时间逃脱，不惜把唐牛儿再次提到县衙，再三拷问并施加一番酷刑以拖延时间。最终在阎婆的一再要求下，不得已派朱仝、雷横两个都头，去宋太公的庄上缉拿宋江。朱仝知道宋江就藏在家中的地窖里，就直奔地窖而来，果不其然宋江就在下面。两人见面后朱仝却对宋江说：“兄长不要惊慌，我并非是来抓你，而是特意把雷都头支开来会你的。兄长待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今天晚上就走，不要延误。”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长维持，金帛使用，只顾来取。”就这样把宋江放了。

    朱仝、雷横两个都头回县衙交差称，宋江果不在家且不知去向。县令时文彬本来也是想要救宋江的，于是便顺水推舟，向州府通报了情况并发了一纸海捕文书，便不了了之了。朱仝凑了一些钱财给阎婆，让她不要再去州上告了，又送了一些银两到州上，买通州里相关的办案人员，让他们不要把县里的文书驳下来。就这样，一场人命大案就这么了结了。

    （三）

    不妨回头看一下故事中出场的公人，也就是当时的国家工作人员，都是如何表现的呢？

    宋江是郓城县的押司，押司是县里办理文书、狱讼的地方胥吏，是专门处理狱讼文件的。宋江在押司职位上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私放晁天王，二是怒杀阎婆惜。他不但不忠于职守，反而给劫匪晁盖通风报信，帮助其逃脱法律的追究，直至后来杀阎婆惜灭口。

    晁盖是保正，相当于乡治保主任，也是公务人员。他每天做的是和一帮强盗兄弟在自己家里吃肉喝酒，琢磨着干些惊天大事，最终果然遂了心愿，智劫生辰纲，上了梁山。

    郓城县令时文彬，是被水浒作者施耐庵特别称赞的好官，称他“为官清正，做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可就是这么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为了帮宋江逃脱罪责，一再拖延抓捕，不惜枉法裁判，甚至蓄意嫁祸于唐牛儿，心中没有丝毫的法治观念，这又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朱仝作为都头，也就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不但不抓捕宋江，反而帮宋江出主意让他逃走。同为都头的雷横则大呼小叫，大惊小怪，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故意纵贼。

    从“晁盖智劫生辰纲”到“宋江怒杀阎婆惜”，一个劫财大案，一个杀人大案，所有的涉案人员，从盗匪到凶身，从县令到缉捕人员，没有一个坚守法度的人，也没有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更没有一个在内心里维护法律、尊重法律、信仰法律的人。在他们的头脑里，没有一点法治的观念，也没有一点职业的操守。两场大案中，真正的罪犯没有一个得到法律的惩罚，全部都逃脱了。由此可见，在宋江那个时代法律是可以规避的，就看能否付得起为了规避法律而必须支付的一些成本，这些成本就是人情和银子。宋江靠这两样东西摆平了自己的命案，而唐牛儿一没人情，二没银子，最后的结果是被问成了个“故纵凶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

    在中国古代，权力才是真正的社会操控者。权力决定了老百姓的生死，决定了官员的升迁，决定了官司的输赢。决定这一切的不是法律，不是规章制度，法律沦为了权力的附庸，被权力支配和利用。所以全民集体崇拜权力，信仰权力，巴结讨好权力，服从权力，唯独没有人服从法律。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悲剧。

    （四）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里的“信仰”，指的是法律必须深入人心，变成每个人内心的一种带有确定性的“偏见”，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树立起真正的权威。这里的“法律”，是形式、价值和事实的统一，绝非仅指法律规范本身，应该是拉丁文中抽象的“Jus”,而不是具体的“lex”，更进一步来讲应该是“法律”中之“法”（抽象的理念），而不是其中的“律”（具体的条文）。

    法律信仰实际上就是对法律价值即公正、自由、平等、秩序等的信仰，是对法律的灵魂的把握，是自然正义之法在人的头脑中的投影。马克思曾说：“立法者应当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法律尽管离不开“人之行动”的参与，但从根本上来讲它“并非人之设计的结果”。与西方社会不同，在中国世俗信仰的语境下“法律信仰”是与宗教信仰根本无关的，正如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与信仰宗教无关一样。法律信仰是以理性为前提的世俗信仰，不是法律迷信，也不属于宗教信仰。

    实际上“法治”一词，其基本的含义就是良法作为最高的主宰而行使的统治。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于法律的不完备，而在于人们法治意识需进一步强化。反观宋江杀惜一案中的众生，所有的人都不尊重国法的权威，所有的人都对法律予以漠视，也就意味着那个时代的丧钟即将敲响。

    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和一种统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含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着一种理想信念。法律是公平、正义、道德、伦理的化身，是人类对理想境界和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法律虽然是生硬刻板的文字条文，它生杀予夺、冷酷无情，但它冰冷之中包含着温情，严厉背后充满着仁慈；它的惩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它的限制是为了更多的自由。法律既是一种规则体系、秩序体系，又是一种价值观念体系。

    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首先要对法律信仰，尊重法律，竭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并通过自己的行为，使人们看到法律的光辉、感受到法律的温暖，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引领人们相信法律，依靠法律，信仰法律，构建民众的法律信仰，唤起民众对法律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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