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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教育残忍 | 野夫

2017-06-01 野夫 读者参考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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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野夫又名,本名,(1962年- )出生于湖北省,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1月,《江上的母亲》获 2010年获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是中国大陆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2013年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曾做了几年出版,野夫又进入了编剧的行当,先是担当了电影《》的制片策划,纪录片《关注末代匠人——正在消失的职业》总制片人等,接着又亲自担当《》编剧。现在在云南生活、写作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地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图为电影《辛德勒名单》剧照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和害虫的,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语词,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致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


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所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于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中,她被她的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


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首于桌子下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灵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





那个隐身在无数残忍背后的教主是谁呢?是纪传体史书中那些代代相传的酷吏吗?还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


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是从恨开始的。师长们给我们虚构了一个“万恶”的旧社会,让大家天天悲愤地控诉着歌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能泪淋淋。然后现在我们要夺过鞭子抽敌人,于是少年的暴烈和残忍就这样被引燃,最后必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致于污染世道人心直至今天。


很显然,某种残忍教育的体系,还一直在我们这个社会暗中流传。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人性在根上衍生出恶的花朵。人与人之间学会恨和残忍是如此容易,而传播爱竟然是这样艰难。每每想到这样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时,我就感到此夜的宁静竟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这整个都市的片刻贪欢,竟是那样令我不寒而栗。


(摘自《大家文摘报》,并收录于《读者参考》1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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