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 旅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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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岛（1949——）
北岛，原名赵振开，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湖州，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当代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之一，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著名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著有多部诗集，作品被译成20余种文字，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旅 行 记
看到儿子蹒跚学步的录像带，心有所动——那是旅行的开始。其实，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我家原住长安街，在我眼里它如江似海，汽车像巨轮。在父亲牵领下跨越长安街，我的天地从四合院扩展到对面的中山公园，亭台楼阁大树藤蔓深入梦中。上了幼儿园，红砖楼房高耸入云，老师个个硕大无比，须仰视才见。后旧地重游，才发现那楼房矮小颓败，老师们转眼都成了小老太太。
我家后来搬到阜成门，即如今的二环边上。我家后窗面对荒野——城春草木深。八岁那年暑假，母亲带我去上海看望病重的外公。第一次坐火车，心如汽笛般激动。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半夜过江，火车分段拖上渡轮，上岸再挂钩伸直。上海和北京完全不同，是我想象中的大都市。黄浦江边，我看到真正的轮船和军舰。这些见闻成了我跟伙伴们吹牛的本钱。
我家又搬到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那原是郑和的家宅。邻居家男孩儿一凡和我同岁。大概受到郑和阴魂的冥冥召唤，我们结伴出游，主要路线之一是去王府井，来回步行三四个钟头。我们像土地丈量员一样，丈量着古老的城市。一路上，一凡谈起他刚读过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敲响了周游世界梦想的大钟。
大串连——这全国青少年的集体免费旅行，彻底改变了一代人的视野及思维方式。它让我，一个17岁的少年整天脸热心跳。南下广州，东进上海，西望长安，千里长江一线穿。除了抄大字报搜集各地革命动向，当然了，也顺便游山玩水。路上我们认识了一帮北工大的学生，结伴而行。正要从上海返回北京，发现火车站瘫痪，铁轨上坐满了各地红卫兵。于是我们和北工大的同学共同组织纠察队，打电话警告同样瘫痪的上海市委，和铁路局造反组织交涉——第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终于出发了。由于严重超员，车厢空气污浊，行李架上和座椅下都睡满了人。火车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到北京。
有了大串连这碗酒垫底，再去哪儿都不在话下。1967年初夏，几个同学在教室闲聊，异想天开，约好去天津玩玩。第二天一早，在永定门外的京津公路集结。一行六七人，高举一别满毛主席像章的手绢拦车，试图贿赂司机。可司机们无动于衷，风驰电掣而过。背水一战，我们背对车流的方向横坐，拦住公路，司机只好刹车。而卡车开往别的地方，把我们抛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绝望中见到有两个姑娘正搭车，上前求援。这帮大小伙子埋伏在路沟，听见一辆卡车由远到近，刹车，于是蜂拥而上。司机捶胸顿足地诅咒，无奈。
到了天津，白天东游西荡，晚上睡火车站广场，与乞丐酒鬼为伍。晒了一天的水泥地像热炕，盖上毯子暖乎乎的。一张当年在天津的合影：大家懒洋洋的神情，好像在享受午后的阳光；只有一人目光坚定，胳膊交叉，一只脚恨不得伸出照片以外。当时就说这小子有官相，后来果然做了高官。
“上山下乡运动”来得突然，让我们措手不及。与大串连的免费旅行不同，这可是背井离乡，户口一迁走，就永远甭想再回来了。北京火车站的送行的一幕，撕心裂肺。那是我们那代人彼此告别，并与时代告别的时刻。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和别的知青一起被大卡车拉到河北蔚县，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下了班，骑着跟老乡借来的毛驴，沿乡间小路来到山脚下。那阵子正背古诗词。慢是一种心境，小毛驴把我带向古诗词的深意中。春节公休回北京，大家穿皮大衣挤满敞棚卡车，迎朔风，浑身冻得僵硬，却欢声笑语。
80年代初，我在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工作。为撰写“大运河”、“松花江”和“长城”等旅游专题系列，我以记者身份沿途采访，一直追溯到源头。那是利用工作之便的旅行。在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上，我搭乘小客轮，和满脸刀刻般褶皱的老船长拉家常。黄昏时分，汽笛突然拉响，在贫瘠的土地上回荡，空旷而凄凉。
1989年我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轻装前进，周游世界的梦想不仅成真，而且一下大发了：居无定所，满世界飞来飞去。仅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就睡了一百多张床。就像加速器中的粒子，我的旅行近乎疯狂。它帮我确定身份：我漂故我在。对中国人来说，跨国旅行的首要麻烦是签证。想想吧，在那些敌意的窗口排队，填写天书般的表格，绕开盘问的重重陷阱，忍受一个个扭曲心灵的折磨，得有多坚韧的神经才行。
大约十年前，我的法文译者尚德兰陪我到巴黎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接待我们的是个谢了顶的中年男人。先是例行公事，根据表格询问核实，骤然间他喉结翻滚，脸色大变，连招风耳都红了。他以法国最高国家权力的名义警告我，我的证件全部失效。“你，听着”，他带着快感高声宣布，“从此刻起，所有机场火车站都对你关闭。”尚德兰战栗了，劝我一定要克制。
直到我无意中提到法国外交部一个熟人的名字，形势急转直下。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大汗淋漓，开始跟我东拉西扯，从法国新浪潮电影到伍迪艾伦。第二天尚德兰打电话询问，那个法国最高权力的代言人宣布解除禁令，并正式道歉。
如今更是行路难。三年前我去参加耶路撒冷诗歌节，搭乘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纽约到特拉维夫的班机。提前三个多小时到了肯尼迪国际机场，我正发愁如何打发时间。登机区由手持冲锋枪的警察把守。验明正身后，所有旅客逐一接受盘查，我面对的是位年轻的女警官。安检仪尖叫起来——我忘了取出行李里的笔记本电脑。我成了重点审查对象。电脑交给反爆破专家测试，而我被男警官带进小单间，脱成光屁溜，查遍衣裤的每个针脚。由女警官亲自押送，我和另几个嫌疑犯最后一刻才登上飞机。
当然也会有另一种意外。有一次我从马奇顿开会回美国，先到布达佩斯过夜。第二天早上在机场登机时，我掏出积攒里程用的银卡，把柜台后的匈牙利男人唬住了，一下把我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航空港成了我生活的某种象征，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告别与重逢之间；在虚与实之间，生与死之间。航空港宽敞明亮，四季如春，有如未来世界向我们敞开。我在其中闲逛、读书、写作、瞌睡，用手机打电话，毫无顾忌地打量行人。而我，跟所有乘客一样，未曾相识也永远不会再相见。我们被吸进巨大的金属容器，射向空中，体验超重或失重的瞬间。
从长安街那边出发的男孩到此刻的我之间，到底有多远？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代人违背了古训，云游四方，成为时代的孤儿。有时深夜难眠，兀自茫然：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财富。
看大地多么辽阔，上路吧。
（摘自《作家文摘》，并节选收录于《读者参考》1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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