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讲坛】杨立新：媒体侵权责任案件中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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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卓老师：

各位老师、同学，今天的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很荣幸有机会担任杨立新老师讲座的主持人。我是第一次担任主持人，我把这个第一次献给杨老师。今天是民商法高峰论坛第十四讲，对杨立新老师，我想不用介绍，大家都如雷贯耳。我就强调一点，在民法理论和民法实务这两方面都做到这一高度的，杨老师应该是第一人，是在理论和实务方面都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今天杨老师讲座的主题是“新闻媒体侵权”，这个题目，杨老师持续了应该有接近20年的研究。这是个富有争议的题目，前一段时间，杨立新教授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了一篇争鸣性文章，与张新宝教授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我们这次讲座的主讲人很强大，评议人团队也很强大。今天请到的评议人有：华中师范大学副院长丁文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姜战军教授、中南学派侵权法专家麻昌华教授。今天到会的还有来自武汉大学的余立力老师、杨巍老师、李承亮老师和罗昆老师。还有我们这次活动的发起人--张红副院长。接下来，有请杨老师发表精彩的见解。

杨立新教授：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非常有幸，我也是第一次到湖北做讲座，虽然我到过湖北很多次，这次真的是处女作。湖北这几所大学都很厉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有那么多教授陪我做讲座，有点胆战心惊，但是看到这么多同学，尤其是站在后边的同学，又非常荣幸。今天的讲座想讲“媒体侵权”问题，主题是“媒体侵权责任案件中的法律适用”。刚好这个课题是国家社科的课题，也是欧盟的课题，已经做了2年半，我刚刚把司法手册《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指引》定稿，就媒体侵权问题一共写了132条。这132条经过海淀法院和朝阳法院半年的试点，效果不错，最后把它了定下来。今天的《新京报》发了两版，题目叫《媒体报道什么时候才算侵权》，也是报道这个课题的。所以说这个课题应当算做得比较成功。现在总结一下，从传统方向研究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稍微交叉一下可能就比较容易成功。媒体侵权就包括侵权法、民法和新闻法，还包括新闻学，把这些问题结合到一起可能就做的不错。我现在在新闻界很牛，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人比我研究得好。

关于这个主题，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跟大家做个报告：第一个就是我和张新宝教授之间关于到底有没有“媒体侵权责任”概念的争论，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媒体侵权这个问题，我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研究的，那个时候我在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当审判员。因为《民法通则》实施以后，遇到了很多新的案件。以前中国人很少讲到权利，权利是从《民法通则》实施以后才开始的。这些其实都要感谢余老师父亲他们那一代的老同志们作出了《民法通则》，有了《民法通则》以后才有了民事权利保护的问题。那个时候遇到很多有关名誉权保护的问题，也就从那时开始，我把这个问题作为很重要的题目去研究。所以一直到现在的二十几年间，我对这个题目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后来的机会使这个题目申请到了欧盟的“媒体权利保护”项目，同时也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这样，法院跟我们一起研究就比较方便，不会有后顾之忧。这个课题就做到了现在。那么，到底有没有“媒体侵权”或者“新闻侵权”的概念？大家都知道，我和张新宝教授之间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但是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争论是绝对的君子间的争论。我这边在紧锣密鼓的做“媒体侵权”的研究，而新宝教授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了一篇叫《媒体侵权否定论》的文章，不但否定了“媒体侵权”，还宣布“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这一概念可以作为一个文化历史的遗产。我说我要跟他讨论，也到他主编的《中国法学》上去讨论。后来我就把文章写好。可能很多同学都看到过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说起来真的是精雕细琢，大概前前后后改了十几遍，绝不夸张。为什么呢？因为要和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公开地去探讨，而且是到他的刊物上去发表，首先一定不能说假话，要把心里话说出来；其次一定不能伤到新宝教授。这很难，因此我每一个字都考虑过。这样就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了两篇对立的文章。我觉得我们法学界，特别是民法学界，其实很难有真正的学术讨论。不知道耿卓老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看法？

耿卓老师：

我做编辑很多年，但是发现真正的交锋应该说几乎没有见到。因为就像刚才杨老师所说，可能会出现某句话说得不太恰当，就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杨老师那篇文章我仔细看了，每句话都表达得很有分寸感。既要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明确表达出来，又要让对方从语言表述上能接受，从这一点来说是比较难的。

杨立新教授：

所以，没有很真正的学术的论辩。但我觉得我们俩是比较真正的学术论辩，因为每个人说的都完全是自己的想法，而且很君子。我想，在学术当中如果没有学术批评的话，其实是不行的。说起来，张新宝教授认为没有“媒体侵权”的概念，理由是：第一，《侵权法》没写媒体侵权，我认为《侵权责任法》第36条就是媒体侵权，网络侵权就是媒体侵权；第二，司法解释中从来没有媒体侵权，但是我在最高法院的时候就写过，名誉权司法解释基本上都是针对媒体侵权的；第三，外国没有媒体侵权，这一点我承认，外国真没有，但是外国有《新闻法》，而我们没有《新闻法》。这样我们就把主要的观点互相做了交流。说起来，为什么要在中国强调新闻侵权法或者叫媒体侵权法？我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看法，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看法就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就一定要有法律去调整。当法律缺位的时候，与它相关的另外一个法律就会去做一个补充。我们没有《新闻法》去调整新闻行为、新闻关系，当发生纠纷的时候，相关的一个法律--《侵权责任法》就发挥了作用。其实两个法律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新闻法》解决什么样的新闻行为是合法的新闻行为，《侵权法》研究的是什么样的新闻行为是侵权的新闻行为、违法的新闻行为。两个法律都在划这个中间的界限，现在我们没有《新闻法》来划这个界限，那么《侵权法》就发挥了这个作用。这就是我二十多年来热衷于研究新闻侵权问题的意图。但这个状况将来会发生改变，我在我的文章里也写了，将来我们有了《媒体法》《新闻法》的时候，《侵权法》一定会回到它原来自己的位子上去，不会把手插过来。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做的这些努力一定不会是白费的。所以这个题目叫“媒体权利保护与媒体侵权责任法律界限研究”，就是后来我们申请国家社科项目的时候所用的题目。这个部分大体上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可以说现在对这个题目更感兴趣的其实不是我们法学界，而是新闻界；甚至新闻界比法学界更感兴趣。新闻界希望法律人能够得出相应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权利、制裁新闻界的侵权行为，划清是非的界限。我认为这是本题目最重要的意义。

第二点是介绍一下这一课题研究的大体情况。确定这个课题之后，我们做了一个计划，首先提出司法手册草案，经过反复讨论至大体成熟的时候，交给与我们合作的两个法院--海淀区法院和朝阳区法院操作半年。其实媒体侵权的案件不是特别多，在具体的案件比例当中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其影响特别大。在全国所有法院每年收到的千余个案件当中，海淀区法院和朝阳区法院收到的此类案件数量最多，因此选择这两个法院作为我们的合作单位。原来的计划是让两个法院做一个对比实验，其中一个法院采用我们的规则指导办案，另一个法院不用，到了试点结束后，得出对比鲜明的两种结果。后来我们认为这不大可能，因此确定让两个法院同时作为试点。去年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原计划在2月份开始的试点工作被推迟到7月1日开始，一直到12月31日结束。两个法院均受理了大约七十个此类案件。我们对照手册来分析案件处理方式是否得当以及有待完善之处，并对此作出经验总结。我们还进行了法庭的视频竞赛，即这两个法院选出试点期间两个审理得最好的案件，将此做成视频。我邀请了五位外国专家、四位国内专家，九个人组成评委会，对这四个案件进行评审，最后评委会一致认为朝阳区法院的范冰冰案件应该获得第一名，海淀区法院的百度案件获得第二名。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司法手册再次进行讨论、修改，大概在三天之前定稿了。我的想法是印制三千册，送给每个法院一册。我还想继续完善这个课题，司法手册共132个条文，我准备为每个条文都附加说明和典型案例，最后做成几十万字的结项成果。此外，我还想为司法手册做推广，现在大概有十个中级法院要转发这一司法手册，北京市高级法院将要在官方网站上全文公布。我打算对此进一步完善，让更多的法院采纳这些规则。媒体界对我们这个司法手册有很好的反应，因为这些规则划清了是否侵权的界限。我认为这一课题研究既解决实际问题，又具有理论层次。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考察了十多个国家，对比发现我国媒体责任（尤其是网络侵权这一部分）绝对不落后。我得出的结论是，特别是网络侵权这一部分，全世界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当发令枪一响，看谁抢先一步，抢先一步的国家就是先进者，就创造了规则。我们课题组还邀请了一位英国专家，一位高等法院的出庭大律师。他特别具有司法经验的一位律师，他看了英文版的司法手册之后表示赞赏。这个课题还有半年就可以完成了，应该会收获一个比较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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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录转载自中国私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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