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学】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

关键词: 价值判断 实体性论证规则 平等原则 私法自治原则

内容提要: 价值判断问题是民法问题的核心。在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民法学者如何能够经由理性的讨论,就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寻求相互理解，进而达成价值共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论文在简要评析法律论证理论得失的基础上，以我国民法学者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为前提，提出了两项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即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论文认为，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唯有以实体性的论证规则为前提，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方可达致相互理解，也才有可能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就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形成价值共识。论文还结合民法学界争论的两个具体价值判断问题展示了实体性论证规则的运用。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确定性丧失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们转而寻求相互理解并力图达成共识的时代。——作者题记

问题与方法

民法问题是民法学问题的核心[1]，价值判断问题是民法问题的核心[2]。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民法就是通过对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所谓“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首先是指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冲突的利益关系；其次，是指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关系。作为私法核心的民法，虽不承担着积极推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使命，但仍须发挥消极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即要着力避免民事主体的利益安排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民法也需要对这种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民法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对上述冲突的利益关系作出取舍，或安排利益实现的先后序位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民法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大多与此有关。

在价值取向单一的社会，面对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心有灵犀”，极易达成共识。但在价值取向多元的社会里，讨论者由于社会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个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价值取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难免“众口难调”，价值判断问题就成了困扰人类智慧的难解之题。讨论者面对无穷追问，难免流于如下三种命运：一是无穷地递归，以至于无法确立任何讨论的根基；二是在相互支持的论点之间进行循环论证；三是在某个主观选择的点上断然终止讨论过程，例如通过宗教信条、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他方式的“教义”来结束论证的链条。[3]正因如此，分析哲学家干脆否认价值判断问题可以成为理性讨论的对象。他们认为“只表达价值判断的句子没有陈述任何东西，它们是纯粹的情感表达。”[4]所以“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5]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6]

问题是，民法作为通过规则治理社会的关键一环，承担着说服民众接受规则治理的使命。以民法学研究为业的人，也就无法如哲学家般的 “超凡脱俗”。民法学者必须要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回答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价值判断问题，为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提供借鉴。民法学者如何完成这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言之，民法学者如何能够运用理性来讨论价值判断问题，以避免现实主义法学家罗斯（Alf Ross）不留情面的嘲讽——“祈求正义就象嘭嘭地敲击桌面一样，是一种试图把自己的要求变成先决条件的情感表达方式。” [7]？

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并吸收了道德论证理论成果的法律论证理论[8]，尝试着提出了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可行方法：即讨论者只要遵循特定的论证规则和论证形式，其得出的结论就可以作为符合正确性要求的结论。换言之，法律论证理论力图通过程序性的技术（论证的规则和形式）来为正确性要求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9]法律论证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西（Robert Alexy）就认为，理性不应等同于百分之百的确实性，只要遵守了一定的讨论（论辩）规则和形式，那么规范性命题就可以按照理性的方式来加以证立，讨论的结论就可以称为理性的结论。[10]这一思路当然可以用于讨论民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但法律论证理论能否足以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德国法律诠释学的代表人物考夫曼（Arthur kaufmann）针对法律论证理论所提出的批评那样，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立场上几乎全以分析哲学为背景，分析哲学的缺陷自然也就成为了法律论证理论的缺陷，因此该理论只能以语义学的规则来讨论价值判断问题。[11]这一批评确属的论。尽管阿列克西并未忽视讨论者的“先入之见”，而是一再强调“法律论证理论是在一系列受限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点上，特别应当指出它须受制定法的约束，它必须尊重判例，它受制于由制度化推动的法学所阐释的教义学，以及它必须受诉讼制度的限制。”[12] “谈话者最初既定的规范性确信、愿望、需求解释以及经验性信息构成了论证的出发点。”[13]但他却基于这样的理由，即“截然不同的规范性确信、愿望和需求解释均有可能作为出发点”[14]，从而放弃了对于讨论者“先入之见”的必要分析和考察。恰是这一点，使得法律论证理论无法圆满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15]因为确定讨论者在进入论证程序时共同的“先入之见”－－即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对于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至为重要。离开了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民法学者就无以达成相互理解，也更谈不上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形成共识。我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支持。

实际上，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总是在特定的法治背景下展开的，而非“无底棋盘上的游戏”。民法学者总可以在特定的法治背景中寻找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作为共同的“先入之见”，供作其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学术平台。这一点，在民法学者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时，表现地尤为明显。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进行的讨论，须以现行的实定法为背景展开，讨论者必须尊重立法者体现在实定法中的价值取向。即使针对某项法律规范涉及的具体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可能会就立法者究竟在该法律规范中表达了何种价值取向产生争议，但他们至少可以在法律认可的基本原则的层面上达成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以此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平台。[16]如果民法学者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因无须考虑立法者业已在实定法中表达的价值取向，表面上看，在讨论者之间似乎无法形成价值共识。但学术实践的经验却告诉我们，讨论者总可以在某个抽象的层面上达成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我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从立法论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也总可以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层面上形成价值共识。这其实就印证了罗尔斯（John Rawls）极具洞见的一席话“当人们对具有较低普遍性认识的原则失去共识时，抽象化就是一种继续公共讨论的方式。我们应当认识到，冲突愈深，抽象化的层次就应当愈高；我们必须通过提升抽象化的层次，来获得一种对于冲突根源的清晰而完整的认识。”[17]以该认识为前提，民法学者运用理性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可行途径，可以在最低限度上表述为：以讨论者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共识为前提，确立相应的实体性论证规则，经由理性的讨论，寻求相互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尽量就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达成新的价值共识。

本文就力图从民法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出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并阐明与其相对应的论证负担规则。这里所谓实体性论证规则，不同于法律论证理论中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而是以民法学者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为内容的论证规则。笔者深信，讨论者若以实体性的论证规则为前提，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18]，必会达致相互理解，进而为形成新的价值共识开辟可能。

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

（一）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

第一项实体性论证规则与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平等原则有关。所谓平等原则，也称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3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在民法诸基本原则中，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础原则，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逻辑前提。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民法就丧失了存在的根基[19]，也就无从谈及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

平等原则首先体现为一项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的准则，即立法者和裁判者对于民事主体应平等对待。这是分配正义的要求，因为正义一词的核心语义是公平，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时，“政治立法者所通过的规范、法官所承认的法律，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其合理性的：法律的承受者是被当作一个法律主体共同体的自由和平等的成员来对待的，简言之：在保护权利主体人格完整性的同时，对他们加以平等对待。”[20]

如前所述，民法作为一种组织社会的工具，是通过对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实现自身调控社会关系的功能。而在分配利益和负担的语境中可以有两种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一种是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被视为‘同样的人’，使每一个参与分配的人都能够在利益或负担方面分得平等的‘份额’，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对人群加以分类。另一种是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类，被归入同一类别或范畴的人才应当得到平等的‘份额’。因此，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既意味着平等对待，也意味着差别对待――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21]

近代民法[22]相对重视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因此平等原则主要体现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即民事主体作为民法“人”的抽象的人格平等。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一切自然人，无论国籍、年龄、性别、职业；一切经济组织，无论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都是民法上的“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劳动者、雇主、消费者、经营者等具体类型，也都在民法上被抽象为“人”，同样具有民法上平等的人格。[23]正是借助这一点，民事立法实现了从身份立法到行为立法的转变。即从按社会成员的不同身份赋予不同权利的立法，转变为不问社会成员的身份如何，对同样行为赋予同样法律效果的立法。[24]也正是借助这一点，民法才可以通过成文法的方式，采用高度精粹、技术性的语言，抽离于各种社会的生活条件和世界观，显示出了惊人的超越体制特质。[2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民法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作出的两个基本判断之上。这两个基本判断，是近代民法制度、理论的基石。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平等性。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这些主体，在经济实力上相差无几，一般不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因此立法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出了民事主体具有平等性的基本判断。第二个基本判断，是互换性。所谓互换性，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频繁地互换其位置。这样，即使平等性的基本判断存有不足，也会因互换性的存在而得到弥补。[26]在这种意义上，互换性从属于平等性。正是这两项基本判断，为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近代民法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提供了正当性。当然，近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也非常有限地包括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主要体现为根据自然人的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区分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状况，并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等。

现代民法与近代民法不同。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在侧重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同时，更加重视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受到了挑战，出现了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其一是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其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劳动者和消费者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弱者。[27]面对企业主与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也受到了挑战。仅仅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单纯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已经无法在特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的和平。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日渐受到重视。具体表现为在生活消费领域内，将民事主体区分为经营者和消费者；在生产经营领域内，将民事主体区分为雇主和劳动者，分别设置相应的法律规则，侧重对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即属于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它既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又在特定的领域内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在我国就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法》，着重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

应该说，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是民法得以存续的基石，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不仅使私法自治原则丧失了存在的前提，民法也丧失了存在的正当性；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民法采用成文法的方式来实现调控社会生活的目标也就无所依凭。在这种意义上，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构成了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例外。只要民法尚未丧失其调控社会生活的正当性，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就永远只能作为例外而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原则，包含着民法上价值判断问题的一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该规则对应着一项论证负担规则：即主张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来回答特定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者，必须承担论证责任，举证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需要在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否则，其主张就不能被证立。这就意味着，面对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主张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不仅需要积极地论证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无须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还需要通过论证，有效反驳主张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所有理由。而坚持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则只须通过论证，有效反驳主张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即可。

按照论证负担规则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需要兼具实质上的正当性和形式上的正当性，方可构成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所谓实质上的正当性，是指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必须能够证明，如果不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会导致处于分化和对立状态中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严重失衡，以至身处弱势地位的一方无法自由地表达意志，从而使得建立在民事主体普遍平等假定之上的私法自治原则无法发挥作用。所谓形式上的正当性，是指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确实能够证明，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符合体系强制的要求，[28]因此并不违背类似问题应该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行以后，围绕该法第52条第1项和第2项[29]中所称的“国家利益”是否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理论界和实务界（改：民法学界）存在有较大的意见分歧。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从事的相应合同行为究竟是绝对无效还是可变更、可撤销[30]，从而直接影响到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安排，所以这是个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笔者拟借助这一问题来展示前述论证规则的运用。

对这一问题，民法学界存在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31]。《合同法》应对市场主体进行类型的区分――即将市场主体区分为作为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市场主体和其他类型的市场主体，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32]，因此不应对市场主体进行类型的区分，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不难看出，面对同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两种对立的观点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平等观：前者主张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后者则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依据前述的论证规则及其派生的论证负担规则，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论证责任。他们不但要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必须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还要对主张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所有理由都进行有效反驳。

在讨论的过程中，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提出，将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从国家利益中排除出去，从而使相应的合同行为从绝对无效变为可变更、可撤销，如果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管理者不负责任，不行使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岂不是放任了国有财产的流失？[33]这一理由是讨论者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提出的，其有效性取决于对如下事实判断问题的回答：即是否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承认（或否认）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就阻止了（或放任了）国有财产的流失。如果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不能够提出实际的证据证明其理由，该理由就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命题之上，不能发挥论证的效用。实际上，直到今日，我们也未能看到这样的证据。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的讨论者倒是提出了不少有力的论据，支持在这一价值判断问题上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主要包括：

第一，认定合同绝对无效与认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最大的区别在于：认定合同绝对无效，意味着动用国家的公权力，对市场交易关系进行直接干预，绝对否定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的效力，不允许合同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因此，凡是在认定合同绝对无效的地方，就不存在合同自由原则的贯彻和体现；认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则给合同当事人留有较为充分的自主决定余地。因意思表示不自由或意思表示存在错误而处于不利交易地位的当事人，既可选择行使撤销权消灭合同的效力，也可选择行使变更权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公权力并不直接介入到市场交易中间去。以这种认识为前提，认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就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迄今为止，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条主线，就是对国有企业要放权让利，让其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在这种意义上，让国有企业享有充分的市场自主权，可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如果说国家利益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等于是在市场交易的很多情况下,用国家公权力的决定代替了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自主决定，这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相背离的。其次，在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因对方当事人实施了欺诈、胁迫行为，从而处于不利交易地位时，如果只需变更合同，就既能实现交易目的，又可以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避免自身遭受的损害时，认定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导致上述合同绝对无效，会在实践中导致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丧失灵活调整利益关系的可能，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与实现国有财产增值保值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二，如果认为国家利益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法官会在审判实践中面对一个难题：一个国家控股60％的公司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订立合同，这个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实施了欺诈或者胁迫行为，损害了这家国家控股公司的利益，法官如何去认定合同的效力？是认定整个合同绝对无效？还是国家控股60％，因此这个合同的60％是绝对无效的，剩下的40％按照《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是可变更、可撤销的？如果说整个合同都认定是绝对无效的，公司其余40％的股份可能是由自然人或者民营企业控制，那么凭什么按照有关保护国家利益的法律规则，把这些股份对应的那一部分合同行为也认定为绝对无效？如果说合同的60％绝对无效，40％是可变更、可撤销的，就会出现同一个合同行为由于同一个原因一部分绝对无效，一部分可变更、可撤销这种难以想像的局面。同样，如果一方实施欺诈、胁迫行为，损害国家控股、参股公司利益时，不作绝对无效处理，仅将损害国有独资公司等国有企业利益的合同作绝对无效处理，这又不符合体系强制的要求，违反了类似问题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与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第三，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体对待，不作类型区分，既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也是我国政府的郑重承诺。认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采用与其他市场主体不同的法律调整规则，明显不妥。

时至今日，坚持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既不能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求在这一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无须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又无法在论证的过程中对主张贯彻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进行有效反驳，其观点就没有被证立。我们籍此可以得出结论：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

（二）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

第二项实体性论证规则与私法自治原则有关。私法自治原则，又称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基于私法自治原则，法律制度赋予并且保障每个民事主体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民事行为，特别是合同行为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私法自治原则的核心是确认并保障民事主体的自由，它要求“个人应享有相对于法律可能性和事实可能性的最高程度的自由来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34]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该条规定即是对于私法自治原则的确认。[35]

私法自治原则是最重要的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基本理念的体现。民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确认并保证民事主体自由的实现。在民法诸基本原则的关系上，平等原则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逻辑前提；公平原则，意在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在民法上，只有违背私法自治原则的不公平的利益安排，才会成为民法通过公平原则予以纠正的对象。因此公平原则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有益补充；诚实信用原则，将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以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和谐；公序良俗原则，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项内容，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挥双重调整功能。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必要限制，力图谋求不同民事主体之间自由的和谐共存。[36]可见，就诸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而言，私法自治原则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民法基本原则。

私法自治原则之所以成为民法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原则，是因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这里所谓市民社会，并非古罗马思想家西赛罗所表达的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37]，而是指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以区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为前提，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哈贝马斯一语中的，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38]可见，市民社会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所谓市民社会自治，就是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或者彼此的共同意愿自主地行事，不受外在因素的干预，尤其是不受公权力的干预。私法自治原则是市民社会自治在私法领域的体现。正因如此，学界前辈谢怀栻先生才会断言：“什么是民法精神或私法精神？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39]诚哉斯言！自由之于民法，犹若灵魂之于生命。没有对于自由的信仰和崇奉，民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在这种意义上，民法就是保护和确认民事主体自由的法，是典型的私法。于是在民法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常是那些自由的、不需要说明理由的决定；而在公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那些受约束的决定。”[40]

私法自治原则强调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民事主体的自由意思，从而给民事主体提供了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个人自由，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免受干预地作出自主决定的消极自由；其次是得请求发动公权力保护自主决定实现的积极自由。任何民事主体的行为，“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41]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经验法则，保证个人自主决定实现的制度是符合人性的制度，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制度；同时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个经验法则， “自主决定是调节经济过程的一种高效手段。特别是在一种竞争性经济制度中，自主决定能够将劳动和资本配置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地方去。其他的调节手段，如国家的调控措施，往往要复杂地多、缓慢地多、昂贵地多，因此总体上产生的效益也要低得多。”[42]。

由私法自治原则派生出的社团自治、私权神圣（核心是所有权神圣）、合同自由、婚姻自由、家庭自治、遗嘱自由以及过错责任等民法理念，是私法自治原则在民法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民法对不同领域冲突的利益关系据以作出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在一般的意义上，民法保证了私法自治原则，保证了上述民法理念的实现，就是保证了民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实现。因为民法上的公平、正义是建立在意思自愿的要素上，而非任何一种内容合理或正确性的要素上，所以法谚云“对心甘情愿者不存在不公正”。

当然，私法自治原则不是绝对的，民法所确认和保障的自由也不是不受限制的自由。以合同自由为例，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合同自由的历史，就是其如何受到限制，经由醇化，从而促进实践合同正义的记录。近代民法受个人主义法律思想的影响，侧重强调在私法关系中，个人取得权利，负担义务，完全依据个人的自由意思，国家不得干涉。凡是基于个人的自由意思缔结的合同，不论其内容如何，方式怎样，法律一概需要保护。只有在当事人发生纠纷时，国家才能够借助裁判机构进行裁决。而裁判机构进行裁决时，仍然要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基准，不得对当事人的约定任意变更。这种绝对的合同自由， “巧妙地配合了19世纪自由经济的发展”[43]。但绝对合同自由的实现，要求人人必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立于绝对平等地位。否则社会地位低劣者以及经济上的弱者，“就不免于契约自由之美名下，为社会地位之优越者及经济上之强者所压迫。”[44]“对那些为了换取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报酬而出卖血汗的人谈契约自由，完全是一种尖刻的讽刺。”[45]因为“法律自由，也就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法律许可，如果没有事实上的决定自由，也就是没有事实上选择作被许可之事的可能性，是毫无价值的。”[46]于是，20世纪以来，合同自由开始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来自公法的限制以及来自私法本身的限制。公法上的限制主要体现为出于推动特定公共政策实现的目的，对自由竞争进行的规制；私法上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限定了合同自由的外部边界。于是，“整个私法现在似乎超越了保障个人自决的目标，而要服务于社会正义的实现：‘这样，对公民生存的确保、对弱者的保护，即使在私法中也获得了与追随个人利益同样的地位。’”[47]

可见，自由及其限制问题是民法的核心问题，民法的价值判断问题大多也都属于自由及其限制问题。自由不能没有限制，否则自由本身就不可能实现或不可能很好地实现；但是又必须严格限制对自由的限制，因为离开了对于自由的确认和保障，民法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正当性。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一项讨论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不得主张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该规则也对应着一项论证负担规则：针对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主张限制民事主体自由的讨论者，应承担论证自身价值取向正当性的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存在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求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就应当确认并保障其自由。[48]在这种意义上，面对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主张限制民事主体自由的讨论者不仅要积极地论证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求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还要对反对限制民事主体自由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进行有效的反驳。而反对限制民事主体自由的讨论者只须有效反驳对方提出的理由即可。

主张在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限制民事主体自由的讨论者，按照论证负担规则承担论证责任，必须提出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价值取向。这里所谓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需要兼具实质上的正当性和形式上的正当性。

所谓实质上的正当性，就是讨论者应能证明若不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就会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其中，诚实信用原则着力维护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这里的道德要求主要体现为交易道德的要求。而最低限度的交易道德又是市场经济能够顺利运行的前提，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承担着以强制性规范的形式限制私法自治，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公序良俗原则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国家的角度定义公共秩序；二是从社会的角度定义善良风俗。在现代社会，它承担着派生禁止性规范限制私法自治，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可见，得以限制民事主体自由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最终落脚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这里的国家利益，不能作宽泛的理解，应仅限于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以及安全利益。至于社会公共利益，内容就较为丰富，它首先是指不特定第三人的私人利益。不特定第三人的私人利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是社会公共利益重要的组成部分[49]；其次是与基本的法律价值相联系的私人利益，如生命利益、健康利益等。从形式上看，这些利益仅与特定民事主体有关，但对于个体生命和健康的尊重与保护，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因此也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再次是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相联系的私人利益。现代民法，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将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从而相继认可诚实信用、善良风俗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落实到民法的各个领域。使民事主体的做人准则从单纯的“无害他人”转变为在特定情形下应“适当地关爱他人”，并在民事主体间培植信用，以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唯有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成为民法中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的根据。它们明确了民事主体自由的边界，这个边界，同时也是国家可以发动公权力干预私人生活的界限。[50]

所谓形式上的正当性，是指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确实能够证明，在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符合体系强制，可以在逻辑上保证类似问题应该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能够得到实现。

在进行物权法起草的过程中，学界围绕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保护策略的立法选择，存在有较大的意见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应以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解决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以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通过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来共同解决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51]不同的保护策略，会导致当事人之间不同的利益安排，在这种意义上，学界争论的这一问题属于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笔者拟借助这一问题来展示前述论证规则的运用。

如果以所有权的变动为例的话，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的保护主要会涉及到以下三方当事人的利益：即所有权人、无权处分人[52]以及意图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财产所有权的第三人。无论是善意取得制度还是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都是通过在特定情形下限制所有权人的利益，即否认其所有权的追及效力，来保护交易关系中第三人的利益，即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财产所有权的第三人的利益。如前所述，私法自治原则在物权法中的体现是所有权神圣，与此相应，前述的论证规则在物权法中就可以相应地具体化为：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设置所有权神圣原则的例外。我们可以检证一下善意取得制度以及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在限制所有权人的利益时，是否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以此作为评析前述不同主张的依据。

先看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在基于民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以无权处分行为为前提，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财产的第三人，如果在受让财产时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转让人为无权处分人，可以基于其他条件的满足从无权处分人处获得财产的所有权，财产原所有权人的权利相应地归于消灭。该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乃是基于如下考量：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建立在市场主体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进行市场交易这一基本判断和假定之上，这就使得如何解决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从逻辑上讲，立法者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而是要求市场主体自己付出调查成本去获取相应的信息。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市场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在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处分权人处取得相应权利的可能。这不但会滞缓交易进程，也会使交易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在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市场主体不愿意付出调查成本，在动产的所有与占有的分离成为常态，在不动产登记簿公示的权利状态与实际的权利状态不一致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市场主体就必须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这难免会影响对财产的有效利用。可见，第一种可能的选择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选择；二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认可市场主体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进行交易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同时认可市场主体只需要以现有的信息状况为前提去进行交易，就可以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得到交易安全的保护。可见，善意取得制度属于法律对动的交易安全的保护，该制度保护了市场交易中不特定多数市场主体的利益，促进了财产的流通和交易的便捷，实现了社会的整体效益。不难看出，善意取得制度正是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证成了对所有权神圣原则的限制，这一理由可谓是足够充分且正当。

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就不同了。所谓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又称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是指独立于债权行为的物权行为是否需要一个原因性的目的规定（“内容无因性”问题），以及物权行为的效力，是否取决于义务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的效力（“外部的无因性”问题）。[53]其中与交易安全的保护直接相关的是外部的无因性问题。它意味着即使交易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同属于不成立或不生效力的合同，只要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合同是生效合同，就可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法律效果，受让人就可以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的所有权。如果受让人再将该财产转让，即属于有权处分。可见，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也属于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律制度。但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法律保护交易安全的初衷：如前所述，市场交易过程中之所以需要保护交易安全，是因为法律假定市场主体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进行交易的，如果没有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律制度，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正是这一点，为认可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律制度，认可所有权神圣原则的例外提供了正当性。但依据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即使次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明知道受让人与前手转让人之间的债权合同不成立或不发生效力，受让人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欠缺法律上的原因，他也可以从受让人处取得财产的所有权。可见，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对于信息充分的次受让人也提供了保护，并允许在这种情形下剥夺财产原所有权人的权利。其对所有权神圣原则的限制，就不能说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此外，主张以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通过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来共同解决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还欠缺形式上的正当性。原因在于，在同一部法律中，善意取得制度和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分别基于不同的理由限制所有权神圣原则，不符合体系强制的要求，违背了类似问题应该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

综上，经由前述论证规则的运用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未来物权立法应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物权变动中的交易安全。

小结

必须承认，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时，即使遵循上述论证规则，也未必一定能够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充其量是提供了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最低限度的学术平台：它一方面力图避免学界有关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成为自说自话的领域，成为纯粹的个人情感、个人偏好的宣泄和表达；另一方面它以民法学者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为基础，提供了一个达致相互理解，进而寻求新的价值共识的平台。本文将前述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论证规则限定在民法学研究的范围内，主要是考虑到，民法学学术的讨论，与发生在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过程中的讨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民法学者的认识，不必也无须强求一律。讨论者若能够在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上寻求相互理解，就算达到目标了，即使无法取得新的价值共识也没有关系。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则不同，立法者和裁判者必须要对价值判断问题作出明确且唯一的判断，否则就是失职。实践中常见的做法是：当立法者或裁判者面对价值判断问题出现意见纷争时，在时限内经由讨论仍无法形成共识的，就会依照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和表决规则作出决断。这其实就是用“力量的逻辑”代替了“逻辑的力量”，为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划上句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所提出的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仅仅适用于学术的讨论。恰恰相反，在进行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的过程中，立法者和裁判者也应当在特定的时限内，依据前述论证规则，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去论证自己所持守的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的决定不至于建立在无根据的决断或无理由的任性之上。

篇幅所限，注释部分无法一并摘录，请点击页面底端“阅读原文”查看全文及注释。

出处: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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