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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东
考察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郭沫若是一个典型。郭老去世时，宣传中曾给予他与鲁迅并肩的美誉。现在看，这样的评价已经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郭沫若与鲁迅为人为文差别甚大。我无意全面评价郭老，只想通过他治学的某些失误谈一点感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天下没有完人，鲁迅也有失误。但有人的失误在治学的范围，有人的失误在做人的范围。有的是因做人的失误而引起治学的失误。在这方面，郭沫若与鲁迅显然是不一样的。
本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度过的，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以外，郭沫若一直充当革命动力。一方面，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另一方面，他又写了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那些白纸黑字，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的过头话，甚至成为笑柄，比如王元化就谈到郭沫若有一篇《红旗跃过河江》的文章：“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王元化评论道：“这话又说得何其肉麻！”的确如此。我无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
再说郭老晚年治学的两次失一是专着《李白与社甫》。且不说用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研究李杜是否牵强，就说此书对两位诗人态度的反差，一个是不遗馀力地褒，一个是挖空心思地贬，凡有几分修养的读者看了都不舒服。原因也很容易推测，毛泽东偏爱唐代叁李的诗，于是郭老自然要褒李。褒李倒也罢了，李白毕竟是中华文学的巨匠。问题在于，褒李何必非得贬杜？郭老以学术投权力之所好，做得也太过了！今天看来，学术无论如何是不应如此仰人鼻息的。二是考古学论文《‘曼坎尔诗笺’试探》。郭老对于中国文学的流变不可谓不内行，但在这份伪造的唐诗上，竟有当代的简体字。这种破绽本来是很容易识别的。无奈诗笺如能考订为唐代少数民族诗人所作，实在太能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了。郭老当时到底是无力辨别真伪，还是无意辨别真伪呢？“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者都被搞得晕头转向。郭老未能免俗，倒也不足为怪，况且几次险些大火烧身，不可过分苛责。
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人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 (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着《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着《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
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着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地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以攘窃，这样干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着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
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前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于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此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找不到的。
就学术本身而论，郭沫若几十年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建立中国史学框架，现在已经证明有许多根本点站不住脚。顾准七十年代就点出：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晴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郭沫若等史学家依据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框架提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为此论证、争鸣了几十年，形成了六派以上学说，郭的观点占得上风，进人了中小学教科书。但今天学术界已经弄清，马克思本人压根儿就没有把东方国家放在这个框架之中，而专有“亚细亚的”范畴，是斯大林取消了“亚细亚的”范畴，把人类历史简单化了。因而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间题本来是个假问题。顾准说郭沫若“可怜”，但与前述三例相比，这一问题上的失误就不算最丢人的了。
郭老生前一直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身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他的治学方式，创作方式和做人方式对中国知识界都起着表率作用。在此期间，中国知识界的整体状况令人汗颜之处颇多。其主要责任自然不在郭老。但从郭老身上，后来的知识分子就不应总结出一些教训么？需要说明的是，以郭沫若的学问和聪明，他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不是没有自省。
九年前有过一篇题为《无花果》的报告文学，里面记述了郭沫若生前与陈明远的一番对话。郭沫若对陈明远说：“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譬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混稿费，更没有想到，要靠写诗去争地位。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时常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好在有几个好朋友，田汉、郁达夫，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写的《女神》里面，有不少是和田汉交往过程中写出来的，陆续寄给了在上海的宗白华。宗白华是个好编辑，是他把《女神》发表了出来。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
他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给陈明远的信中也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老毕竟是史学家，明之视今，如同今之视昔。所以，他连后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郭沫若这段话，实在是研究他心态底蕴的重要线索。
他在与陈明远通信中，还吐露过不少真言。比如写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我说过早己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着的。”这封信写于“文革”前夕，郭老还未受冲击，心境却己十分悲凉。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郭沫若只对陈明远一个人口吐其言？我想，原因应当从两方面找。在郭老方面，高处不胜寒，周围有公务关系的，很难成为交心者。他要是真在周围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气氛，早就殃及自身了。郭老自己也知道他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别人不管是出于需要，还是碍于无知，都争着夸他的衣服漂亮。只有陈明远，从孩提时代就与他相识，进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然童言无息，敢于揭出真相、郭沫若也是人，虚伪的氛围他也感到窒息。于是，陈明远这个忘年之交，成了他呼吸新鲜空气的唯一窗口。
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明代海瑞就说：“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于立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末能发一言。不几日儿子使命归黄泉。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着这种痛苦。给陈明远的那些信，不过是内心世界的巨大冰山砧出了一个尖顶。但其馀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海面。知道自己逢场作戏，又不得不逢场作戏；知道逢场作戏会遭到后人嘲笑，又无法不让自己被后人嘲笑。随波逐流，随遇而安，放弃自我，迎合时尚。郭老内心的这种苦味，极为耐人深思。巴金晚年有《随想录》问世，真话公开说出，灵魂可以稍安。郭老临终也没有公开道出真话，不知灵魂可得安宁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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