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投策略】从贸易摩擦到进口替代——中美贸易战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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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逆全球化浪潮来袭，中美贸易战吹响号角

自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起，全球遭遇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显现。而作为“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的佼佼者，特朗普在中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对中国公开吹响了贸易战的号角。

根据232调查和301调查的结果，美国宣布对钢铁和铝制品加收关税，并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中国此次态度强硬，并迅速宣布拟对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特点是节奏快、反应快，双方态度强硬；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直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其他国家也紧随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

中美贸易战：思潮已久，政策催化

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起源于重商主义，此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起起伏伏，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保护又开始抬头。而美国自克林顿时期将“战略贸易理论”作为制定经济和外贸政策的理论指导，此后的布什、奥巴马等总统均开始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出于其好战主义、保护主义和投机主义的身份特点，以及迫于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叠加决策层中对话强硬派占主导的决策环境，开始了本轮对华的贸易战。

从中美贸易数据来看，中美贸易逆差仍在扩大，但实际上基于以下三点，美国的巨额对华贸易逆差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必然要求保持贸易逆差对外输出美元提供国际清偿力；全球价值链分工决定中美贸易格局，现行统计方法下贸易数据高估中国的贸易地位。

基于中美之间的巨大贸易逆差和以“中国制造2025”为首的政府主导经济对于其他国家的不公平待遇，美国发起了本轮中美贸易战。

从贸易摩擦到进口替代

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背景和我过产业升级的内在需要，我们一些重点产业的进口替代势在必行。我们认为受到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政策影响较大、且归属于“中国制造2025”重点行业的生物制药、半导体和新材料领域有良好的投资前景。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进口替代推进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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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浪潮来袭，中美贸易战吹响号角

　　自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起，全球遭遇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显现。而作为“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的佼佼者，特朗普在中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对中国公开吹响了贸易战的号角。

2.1导火索：“新”总统的“老”套路

　　3月9日特朗普宣布对钢铁和铝制品加收关税，作为此前对钢铝产品232调查的处罚结果。3月2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的301调查结果，确认中国损害了贸易公平，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标志着美国对于中国甚至全世界吹响了贸易战的号角。

　　3月23日签署的备忘录宣布：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并对从中国进口的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械等产品加收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将在15天内制定对中国商品加收关税的具体方案，而美国财政部将在60天内出台方案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美国企业。

　　美国的贸易救济手段根据所遵照的法规不同可分为国际手段和国内手段：国际手段依据的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制定处罚措施，如《反侵销协议》、《反补贴协议》；国内手段则根据美国国内法展开相关调查，如《1930年关税法》、《1974年贸易改革法》。

　　中国态度强硬，迅速宣布反制措施。在美国总统签署制裁备忘录的数小时内，我国商务部发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该清单暂定包含7类、128个税项产品，按2017年统计，涉及美对华约30亿美元出口。

2.2发酵：你来我往，毫不相让

　　4月1日中国就之前所公布目录涉及的产品采取了终止关税减让措施，作为美国提高钢铝产品关税的回击。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取232措施，滥用世贸组织“安全例外”条款，违反非歧视原则，严重侵犯了中方利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4月1日宣布，作为对于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232措施的回应，上述终止减让产品清单于4月2日正式生效。

　　4月4日，美国公布对中国301调查的详细关税清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了对原产于中国的商品征收25%额外关税的详细清单，涵盖1324项产品，总额约为500亿美元。当天，中方给出了强势回应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产品加征25%的关税，实施日期则根据美方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情况择日公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则宣布将于5月15日举行关于301调查关税征收清单的听证会。

　　贸易战的战火还蔓延到了军事、政治领域。3月23日，美国海军“马斯丁”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海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海军570舰、514舰迅即行动，依法依规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

　　美国还试图打“台湾牌”，为贸易战争的谈判增添筹码。不仅在《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最终版中建议考虑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常规性停靠台湾的港口，还在3月16日通过《台湾旅行法》，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挑动两岸关系紧张，触动中方底线。

2.3新贸易博弈特点：

节奏快、反应快，态度强硬

　　此次贸易战推进节奏略快于法定流程，双方态度强硬。中国公开征求意见时间窗口缩短。我国历史上对于关税调整，没有公开提案、公开征集意见的流程，但商务部网站公开的其他征集意见提案期限多为两周至一个月。此次作为回应301中止减让清单征求意见较其他提案有所缩短，表达了中方的坚定立场。美国也在截止日前两天公布了301调查的征税清单。一方面是对中国中止减让关税的回应，另一方面也说明中美双方目前态度处于较为强硬的阶段。

　　对钢铝提升关税所涉国家众多，但制裁目标直指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在3月23日美国正式开始对钢铝征收关税前数小时，特朗普宣布了既加拿大与墨西哥之后，欧盟、澳大利亚、阿根廷、韩国和巴西也获得临时关税豁免的决定。此举目的一是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北美自由贸易新协议（NAFTA），也是给予美国盟友商讨关税的余地，向其盟友示好。豁免美国主要的钢铝来源国家关税，却仍然针对中国发起制裁，其背后也昭示着美国贸易战的目标直指中国。

特朗普上台以来贸易保护不断加剧

　　2018年以来特朗普已推出多项贸易保护措施，1月针对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为30%和50%的关税；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中国的铸铁污水管道配件征收109.95%的反倾销关税；3月，针对钢铁和铝贸易救济调查结束，宣布对钢铁和铝征收25%和10%的高额关税。

其他国家紧随美国贸易政策

　　日本紧跟美国发起了对中国以及韩国的贸易制裁。在特朗普签订对华贸易备忘录后，日本政府内阁决定对中国和韩国产的部分钢铁产品征收反侵销关税。据商务部资料显示，除上述碳钢对焊管件产品之外，2014年以来，日本针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共发起过3次反侵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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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保护思潮已久，数据政策催化

3.1历史：从重商主义到危机后的贸易保护

　　16、17世纪起西欧国家普遍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殖民地经济被认为是实现母国贸易顺差和金银流入的重要途径，控制黄金外流和维持贸易顺差都要求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这给西方国家种下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种子。

　　危机后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经历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和1929年金融危机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主导了全球经济格局；随着战后的石油危机和全球滞胀，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化、全球化再次成为主流；2008年随着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抬头趋势。

3.2政策：90年代以来，贸易保护政策兴起

　　1993年克林顿将“战略贸易理论”作为制定经济和外贸政策的理论指导，在寻求多边合作的同时，用单边主义为本国贸易政策实施强制保护。经过布什时期的努力，美国依据“201条款”提升部分产品关税阻碍他国对其出口。2009年奥巴马提出包含“购买国货”等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经济刺激计划；针对中国开展多项双反调查并提高关税；为调查中国等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成立“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

3.3总统：逆全球化思潮崛起，极力推动贸易保护

　　不同阶层在国际贸易中获益不均，引发底层人民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中上阶层由于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而获得更多收入，而中低层的劳动者收入则逐渐下降。为了加强统治，中上阶层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发展中国家以提供低廉的劳动力抢走了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就业机会，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逆全球化思潮的崛起以引发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声浪。

　　商人身份让特朗普以利益为核心思考问题。特朗普本人及其智囊团在政策上具有：1.好战主义：敢于向国内外一切旧的贸易政策发起挑战；2.保护主义：退出了对于美国不利的双边贸易组织TPP，扬言退出NAFTA，这也是特朗普上台后经济政策的核心；3.投机主义：作为商人特朗普敏锐的捕捉到大众群体的需求，提出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这是实际上是反对全球化的另一种孤立主义。

　　贸易保护是特朗普备战中期选举的关键工具。2018年11月6日美国将迎来国会选举，参议院的1/3（33席）和众议院所有的议员（435席）均将改选。目前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国会两会都占据多数党的优势地位，中期选举中是否能保持优势，对于其未来两年是否能顺利推行各个政策将至关重要。2016年特朗普通过提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赢得了“铁锈区”的选民支持。因此，时间点上看未来几个月，为争取“铁锈区”选民支持，美国贸易保护压力大概率仍将处于高位。

　　贸易核心决策层中，对华强硬派占主导。白宫最后一位“全球派”——国务卿蒂勒森离职，预示着未来美国采取进一步“贸易战”措施的可能性加深。在政策执行层面，特朗普为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打造了具有贸易保护色彩的团队，其团队核心成员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多次针对他国的贸易调查，而商务部部长罗斯，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都是贸易保护思想的坚定支持者。

3.4总统：逆全球化思潮崛起，极力推动贸易保护

　　中美贸易逆差仍在扩大。即使在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阴影下，中国的出口仍实现了增长，2017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为5851.56亿美元，而中国就占据了2737.59亿美元，达到46.8%,同比增加6.3%，多年占据对美逆差国家逆差额榜首且逆差额远超其他国家。在美国贸易逆差国中占据较大比重，在单边主义盛行且拥有完善单边贸易手段的美国，中国很容易成为贸易救济措施的受害国。如此巨大的逆差量在中国经济走强的背景下，不禁使美国感到威胁，使美国针对中国率先抛出“贸易战”重锤。

　　中美持续逆差贸易失衡的责任不在中国，主要在于美元的特殊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特点。

　　首先，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必然要求保持贸易逆差对外输出美元提供国际清偿力，存在“特里芬难题”。

　　二战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国的经常账户具有自我纠正机制——逆差时黄金流出美元发行收缩，降低国内总需求和物价，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经常账户平衡。

　　西欧和日本崛起后，美国贸易顺差逐年下滑，黄金储备大量外流。1971年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经常项目逆差不再导致黄金外流，美国逐渐形成了其他国家向其输出资源和商品、美国对外输出美元、其他国家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债券股票的模式。

　　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赋予了美国可以无节制依靠印美元发美债的方式获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资源的特权，这必然导致贸易项下巨额逆差和资本金融项下巨额顺差。美国对外贸易开始持续逆差、且规模越来越大。

　　全球价值链分工决定中美贸易格局，现行统计方法下贸易顺差统计高估中国顺差额。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以加工组装方式向全球输出商品，中国的利益只是加工组装的增加值。但当前贸易统计方法把出口商品全额计入。最后的结果就是出口在中国，附加值在欧美；顺差在中国，利益在欧美。传统核算体系严重高估中美贸易顺差。

　　其次，中国的贸易统计数与美国存在明显差异。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

　　(1)美国将香港转口贸易金额计入与中国，但其中还包括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转口；(2)美国用离岸价格计算出口金额而用到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中美贸易逆差中；（3）统计范围差异，美国使用总贸易体系，以国界为界包括存储在保税仓库和自由贸易区域内的货物，中国的贸易数据则多以海关统计数据计算，其实行专门贸易体系，以海关为界，只计入进入中国海关的商品，而保税仓库的货物未统计在内。

　　中国商务部2017年5月《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总体上双方互利共赢。据中方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

　　最后，在美国的低利率环境、高福利体制下，低储蓄高消费的习惯必然导致巨额贸易逆差。开放经济体均衡时有：Y-C=S=I+G+NX，表明储蓄S下降（或消费过高），净出口NX必然持续为负。储蓄率越低说明消费率高和投资率低，国内投资和生产难以满足消费需要，需大量进口，贸易赤字必然产生。

　　美国的低储蓄与高福利制度、长期低利率环境刺激居民过度消费，并且由于政府在医疗、教育与社会保障方面投入大，维持成本高，财政赤字也居高不下。在此情况下，居民和政府的总需求不断扩大，进口增加导致贸易赤字。

2.5 技术：技术追赶引发美国恐慌

　　贸易不平衡只是美国贸易战诉求的借口和初步目标，而遏制中国高新技术发展，限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才是其终极诉求。

　　美国认为中国已对美国研究和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构成威胁。在美国的《2018贸易政策纲要暨2017年度报告》明确指出：“要确保美国在研究和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保护美国经济免受不公平获取我们知识产权竞争对手的影响。对此，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以阻止中国通过不合理及歧视性措施获取（美国的）技术与知识产权”。

　　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高科技人才数量大增长快。理工科毕业生逐年增加，我国高等学校科学家、工程师人数液逐年增加，体现了我国技术创新科技进步的巨大潜力，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持。

　　第二，中国的研发支出投入上升迅速。从2008年起我国研发费用逐年上升超过法国、德国、日本等传统技术创新强国，并于2015年接近欧盟水平，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

　　第三，中国的高新技术进出口总量稳步上升。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呈追赶态势，且在多项指标位居全球前列，挑战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中国已在高压输电、高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核能、可替代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超级计算等领域已经超越美国。由此，在美方看来，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对美国技术领先地位已构成威胁。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从政策支持、技术阻断及市场关闭多方面阻碍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

　　（1）阻碍中国的产业政策。在最新一期的《关于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的报告》中，美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主导经济行为的证明之一。中国的目的在于通过公平和不公平的行为，在高新技术领域进行进口替代，随后占领全球市场。由此，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产业政策将成为美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的重要抓手，而在《中国制造2025》中提列的十大重点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或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事故的高发地。

　　（2）阻断中国的“干中学”道路。一方面，从出口限制看，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进行管制，这导致美国优势产品对华出口不足，这同时造成了对华贸易的逆差的原因。

　　另一方面，从利用外资看，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正限制外资对华技术外溢效应。例如：美国认为中国以加强网络安全或保护国家安全为由，推行不合理的知识产权披露条件，并要求相关知识产权须在中国开发。其目的在于阻断中国技术追赶的通道，进而保证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制高点。

　　除了美国，在欧盟内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普遍崛起；“英国脱欧”谈判进程不断向前；欧洲提出一系列“再工业化”举措。欧盟委员会围绕“如何启动投资”，“如何将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做了大量研究，并据此为“再工业化”战略设计了一套较为全面系统的实施框架，旨在重振实体经济，推进高端技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提升本国高端制造业壁垒水平。

　　对外举措上，欧盟想方设法规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借机提升其贸易保护体系。在欧盟委员会2016年11月提出的立法倡议中，欧方提出了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其核心是对特定行业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倾销”行为，采取精确的重点打击手段，以“阻挡”中国产品对欧洲市场的冲击。另外，对中资企业在欧盟内的投资并购行为也频踩刹车。

　　这一系列动作阻碍了我国制造业吸收先进经验核心技术的步伐，使“中国制造”升级受阻，而高附加值企业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是我国面对贸易多方挑战的重要支持，所以我们更应重视进口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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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摩擦到进口替代

4.1 进口替代含义

　　进口替代战略是指用本国产品来替代进口品的贸易战略。进口替代战略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提出，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的初始意义为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来促进本国工业化的战略，在发展过程中实行进口替代的行业领域不断丰富。

　　我国进口替代阶段。我国的进口替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完成了初级产业的进口替代）、加入WTO（以工业领域为重点进行进口替代）和当前新阶段（以生物制药、汽车、新材料技术密集型行业为目标）。

3.2 从贸易摩擦到进口替代

　　从对外贸易趋势看，本次提高关税的受到贸易摩擦的行业品类与“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的领域几乎重合。体现出美国希望借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和先进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势头，正在崛起的中国中高端制造业已经引发了美国的恐慌，因为这些产业根本上危及了美国在全球产业链食物链顶端的利益以及全球霸主的地位。因此加强进口替代是减轻对于美国的进口依赖的必要要求。

　　从国内的产业政策看，产业的创新升级给进口替代带来了重要机遇。美国出口至中国的贸易量逐年增加。2016年为1158亿美元，2017年则增长至1303亿美元。从行业分布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行业主要集中航空航天、汽车、机械、电机、电器设备及其零件，生物制药以及医疗精密仪器制造、铜铝制品等。

　　“新工业革命”相关产业政策已给我国高端制造业所带来了战略机会也给进口替代更多政策空间。研发支出（R&D）即将爆发和政府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中国高端制造业大势已成。

　　从技术的累积看，我国进口替代政策有雄厚的基础。近年来，我国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支出上的增长不断提高，R&D占GDP比重也不断提升。《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高至2.5%。这意味着2018-2020年R&D占比年均提高0.1个百分点，未来三年的研发支出将增加7.3万亿左右。

3.3 产业升级亟需进口替代

我国先进国家产业结构差异： 

　　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诸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依赖劳动力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发展重点，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目前我国面临基建行业产能过剩，传统产业技术落后，新兴技术产业发展艰难等问题，为了避免比较优势固化，受国家低端产业结构锁定，以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需要以技术“破壁”，实现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我国高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从各行业GDP增加值占比来看，我国工业制造业比重接近30%，科学技术、信息技术、服务业与美国差距较大大。产业集中度方面，中国GDP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农林牧渔业；而美国主要分布在服务业、科学技术及信息产业等。

产业升级路径：

　　从产业结构的升级路径来看，会由高新技术产业最先开始启动，传导到传统行业分化出的子行业当中。从12至17年的我国制造业各子行业平均PMI和平均生产经营预期指数来看，产业结构的分化已经开始，医药制造、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电器机械制造、汽车制造等高技术产业PMI居于前列，而服装纺织、石油加工等传统的工业大类PMI则排名靠后，表明产业升级正在持续进行之中。

进口替代领域与我国产业升级发展方向重合： 

　　进口替代领域与我国产业升级路径重合，进口替代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步骤。当前，我国步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替代目标的进口替代第三阶段。生命科学技术产业、光电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业、航空航天技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存在贸易逆差，是进口替代的重点行业，同时也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因此，当前我国产业升级以进口替代为路径，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及高新技术行业的自给率，实现国产化与产业升级的双重目标。

3.4 政策支持进口替代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有利于进口替代的各项宏观政策。尽管未出台进口替代的核心文件，但是在《中国制造2025》等未来核心产业规划及文件中均提及了进口替代的战略性意义。国家政策主要从六个方向着力：战略规划类、技术创新类、投资进口类、金融扶持类、示范推广类、财税扶持类。

　　行业层面也出台支持政策释放进口替代巨大潜力。医药行业：一致性评价政策为国产仿制药的技术研发和抢占国内市场提供了时机；半导体产业：三大税收扶持政策，对发展国产半导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材料产业：新材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政策，体现了国家大力振兴新材料产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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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会梳理

　　进口替代将成为我国产业升级、优化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路径。结合国际形势和国内特点，我国制造业发展需要以庞大的内需为依托、以政策补贴为牵引、以产业升级为动力，以打破全球价值链枷锁，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目标。

　　在全球制造业发展新趋势下，技术密集型行业将成为本轮进口替代的主战场。在制造业发展的上一阶段，我国技术竞争力不够，国内高端技术市场被国外产品占领，成为新一轮进口替代的产业机遇。未来进口替代的投资机会可能蕴藏在具有以下特点的产业：一、持续存在大规模进口或贸易逆差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二、国家战略重点支持的行业领域。

　　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对于航空航天装备、电力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的发展都给与了政策支持。从而推动我国在这些领域内的创新和发展，形成我国的竞争优势，这些产业也是我们摆脱进口依赖进行进口替代的重要领域。

　　结合我国各行业贸易特点和《中国制造2025》等相关政策文件，以下产业正在加速进口替代或可能成为未来进口替代的重点领域：

　　医药行业：市场持续扩容，生物制药、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持续逆差，伴随政策红利，进口替代潜力巨大。

　　半导体行业：信息产业的根本所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但是存在严重的供需剪刀差，进口替代需求强烈。

　　新材料行业：大量高端新材料严重依赖进口，政策扶持，以重点突破前瞻性布局前沿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