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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宣言

2016-09-26 彦羽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宣言

文/ 彦羽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每一名业主都可能成为物业管理者,同时他们也可能成为问题业主,天堂与地狱其实往往取决于一念之间。


——彦羽

物业管理宣言


一个幽灵,物业管理的幽灵,在中国大地徘徊。新中国的一切势力,业主和房地产开发商、王海和秦兵、北京的居委会大妈和深圳的业委会主任,都为对抗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哪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失败不被它的开发商归罪于物业管理呢?又有哪一个不缴费的业主不是以物业管理不善为由同他们的仆人相对抗和为难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物业管理已经被新中国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物业管理人向全中国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物业管理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省的物业管理人集会于物业管理信息网,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普通话、东北话、四川话、山东话、粤语、吴侬软语和秦腔公布于世。

第一章 业主的历史使命



到目前为止的新中国的历史都是争夺选择权的历史。

出生、读书、就业、升迁、生子、退休……,直至老死,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长期处在被选择的状态,仅对部分事物拥有非常不可*的选择权。众多的行业利用他们固有的垄断地位,高居于整个社会的顶层,恃强凌弱时有发生、层出不穷。在住房上面,人们一辈子都在等待那个掌握着分房权力的人,对他们广施恩泽,那时,中国人没有选择。

曾几何时,人们开始有权利去选择高校,有权利去选择工作单位,有权利去选择另一家电信公司的通信服务,甚至,他们有权利去选择住房。

住宅产业化的勃兴,使装修业、家具业和房地产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计划住房体系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计划的或企业的后勤包办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社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综合一体化”代替了传统的行政后勤模式。大批的铁饭碗被新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国企或政府部门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社区主体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社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综合一体化”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拆迁和开发引起了中国人的住宅革命。现代社区管理代替了综合一体化的物业管理;商品经济中的先富者,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业主,代替了传统的住户与居民。

房地产革命建立了由部分城市的改革开放所准备的中国现代社区。中国现代社区使社区政治、商业和社区产品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房产的扩展,同时,政治、商业、租赁业愈是扩展,业主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切群体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业主(尤其是问题业主)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业主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在开发商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业主委员会,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居委会的受保护的既得利益者,后来,在改革开放时期,它是从国企或事业单位中分化出来的同垄断部门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开发商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地产革命和中国现代社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中国取得了独特的政治地位。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全中国业主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问题业主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问题业主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计划型的、教条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问题业主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保安、清洁员、维修员、服务生、学生、农民和下岗工人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问题业主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问题业主揭示了,在传统社会主义深受赞许的“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以懒散怠惰胆怯麻木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大炼钢铁、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红军长征和农民南下打工的远征。

问题业主除非使生活方式,从而使服务方式,从而使全部社区关系不断地差异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活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居民生存的首要条件。生活的不断变革,一切社区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业主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自身利益的需要,驱使问题业主奔走于全国各地。它必须到处违章,到处投诉,到处建立联系。

业主们,由于开拓了中国现代社区,使一切社区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剥削性的了。不管反对派怎样惋惜,业主还是挖掉了老企业脚下的团结基础。古老的国有企业后勤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开发区排挤掉了,新的开发区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中国城市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开发区所吸纳的,已经不是本地的资金,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资金;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地区消费,而且同时供中国各地消费。旧的、*国营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极其遥远的社区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计划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地区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业主,由于一切生活方式的迅速改进,由于通迅的极其便利,把一切住户甚至最文明的住户都卷到斗争中来了。他们的房产的高昂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其它人最顽强的仇物业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同类——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业主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业主维权”,即变成社区的控制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社区。

业主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但更加满足于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开化和文明的社区从属于骄横的社区,使农民的团结从属于业主的团结,使西北从属于东南。

业主日甚一日地消灭生活方式、财产和人口的集中状态。它使个人意志膨胀,使社区的公益屈从于少数人的喜好。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社区的分裂。一个拥有统一的服务、统一的公约、统一的阶级利益和统一的管理费的社区,现在则已经分化为各自独立的、几乎相互敌对关系的、各有不同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学历、不同收入的各个住户居民集团了。

业主在它的不到三年的阶级统治中在中国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世代农民土地的征收,新型装修材料的采用,网络在家庭和个人的普及,汽车的行驶,道路的堵塞,手机的升级,整个整个城市的拆迁,春运的压力,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中国社区劳动里呢?




由此可见,业主赖以炫耀的物质力量和生活方式,是在计划经济的中国里形成的。在这些物质力量和生活方式发展和积累的一定阶段上,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计划型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计划型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活而不是促进生活了。它变成了束缚生活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业主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业主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业主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业主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三十年来的新中国房地产和物业管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业主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社区居民生存的信任危机就够了。在信任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物业服务者被赶出去,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积累的社区资源被消耗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权利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区的全部资源;仿佛是权利和自由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区内部矛盾太多,利益要求太多,业主的权利与自由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社区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业主文明和业主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社区陷入混乱,就使业主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业主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业主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权力,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权力。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业主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问题业主用来推翻开发商的武器,现在却对准问题业主自己了。

但是,问题业主不仅锻造了危及自身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农民工,即物业管理人。




业主即房产权愈发展,物业管理者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现代的农民工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房产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农民工,象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受到市场方面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商品房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农民工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失去了对农民工的任何吸引力。农民工变成了房屋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农民工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农民工生活和延续农民工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愈减少。不仅如此,房屋愈推广,分工愈细致,劳动量也就愈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量的增加,房屋周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地产中国已经把家长式的肮脏的筒子楼变成了卓越开发商的大社区。挤在社区里的农民工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业主的、业主社区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上司、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物业管理公司老总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愈是公开地把业主至上宣布为自己的最终宗旨,它就愈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社区愈发达,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的排挤。对农民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业主对农民工的剥削告一段落,农民工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业主中的另一部分人──上级和房东、食堂管理员、形形色色的培训单位和政府收费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国企小职员、小商人和小食利者,失业的工人和失地的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物业管理者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房产拆迁后不足以收回本钱,无力购买等价的房产,更经不起较大业主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物业管理者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物业管理者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问题业主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个别的农民工,然后是某一社区的农民工,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农民工,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开发商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业主的生产关系,他们攻击生产工具和剥削者本身;他们对抗一些来竞争的组织,捣毁房屋,殴打业主,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传统社会主义农民和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农民工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广大农民工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业主联合的结果,当时业主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还能够把整个物业管理者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物业管理人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计划经济的残余、垄断部门和开发商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业主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业主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物业管理者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房屋使劳动的差别愈来愈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物业管理者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开发商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竟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农民工的工资愈来愈不稳定;房屋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农民工的整个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个别农民工和工别开发商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农民工开始成立反对开发商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

农民工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农民工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科技革命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通迅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通迅工具把各地的农民工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传统社会主义的市民*书信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物业管理人利用网络只要几天就可以达到了。




物业管理人组织成为团体,从而组织成为联盟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农民工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业主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农民工的个别利益。2003年末春节的“民工讨要血汗钱”就是一个例子。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物业管理者的发展。问题业主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是反对开发商,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私有产权相矛盾的另一部分业主,并且经常反对一切的危及社区利益者。在这一切斗争中,问题业主都不得不向物业管理者呼吁,要求物业管理者援助,这样就把物业管理者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问题业主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物业管理者。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因为大量的旧的小区的房屋价值的一落千丈,工商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物业管理者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物业管理者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开发商中有一部分人转到业主方面一样,现在业主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业主思想家,转到物业管理者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问题业主”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物业管理者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地产革命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物业管理者却是地产革命和住宅产业化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管理处主任、业委会主任、居委会主任、甚至包括一切拿着同业主平等收入的从业者们,他们同“问题业主”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物业管理者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物业管理者的立场上来。

**物业管理者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物业管理者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物业管理者的生活条件中已经被消灭了。物业管理人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业主的家庭关系再没有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等级压迫,无论在北京或上海,无论在深圳或西安,都是一样的,都使物业管理人失去了任何团结性。人格、尊严、权利、自由、保障,在他们而言全都是掩盖业主利益的业主偏见。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物业管理人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物业管理人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业主特权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物业管理者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物业管理者,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物业管理者反对“问题业主”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城市或社区的物业管理者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地的问题业主




在叙述物业管理者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物业管理者用理性的力量团结大多数业主,但用必要的手段推翻问题业主而建立自己的统治。(上个世纪的土地革命难道不是这样发生的吗?)




我们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计划型的社会主义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开发商的地位。现代的农民工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农民工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业主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问题业主”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问题业主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房产的形成和增殖;房产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农民工的自相竞争之上的。业主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农民工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地产革命的发展,业主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问题业主的灭亡和物业管理者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本文不代表平台观点

编辑:赵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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