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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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工匠精神”为什么不叫“工人精神”？因为工匠是独立人格，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功，所以重视细节。而工人对领导负责，不关心实际，只揣测圣意，自然会浮躁、短视、投机，这是制度必然，无关人品。
“工匠精神”之所以没办法实现，因为它是“德”，而不是“才”。“德”这个东西，只能主观理解，却不能客观判断，你以“德”为标准，而不是“才”为标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谁跟媒体关系好，谁跟地方政府关系好，谁就有工匠精神。
咱们先看看这个词是啥意思：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
具体点来说，就是工匠们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不像工业4.0那么复杂，也不像大数据那么云里雾里。而这么简单个概念之所以在中国会这么火，原因更简单，连总理都不得不承认，咱们没这个东西。
关于为什么德国人日本人有工匠精神，而我们中国人没有，各种学者众说纷纭，最后其实就一个结论：人家日耳曼人就是牛，民族性就是严谨，人家精神境界就是高。
这看起来好像说得通，但是兔哥仔细研究了一下历史，发现有点问题，东德也是日耳曼人啊！东德经济崩溃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产品质量差，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后，经受不住西方的竞争。难道这日耳曼人的工匠精神难道还是按村东头村西头分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事逻辑上不通，你要说是什么神奇的高新技术，咱们脑子笨，缺心眼，研发不出来也就算了。可是“工匠精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咱们怎么就能做不到呢？
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这么做。
因为我们面临着三个非常独特的现实状况。
一中国跑得实在太快了
我的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一个同学家里因为是干部，从德国弄到了一台冰箱。他去做客，对着那个冰箱愣了半个小时，心想这辈子要是能有一台冰箱，此生无憾了。而今天，如果你再因为自己家里有台冰箱就去炫耀，恐怕我们都要去精神病院看你了。
这是过去的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急速奔跑的一个缩影。短短三十年中，我们有106家企业从零开始，挤进了世界500强，我们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我们眼看着自己从吃糠咽菜到健身减肥，这个速度和规模，难以想象。
对于这样一个飞奔的巨人，他怎么可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呢？就像博尔特跑出9秒58世界纪录的同时，你还想让他保持姿势的优雅，再认真欣赏下沿途的风景，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形成工匠精神，但是我们的中国制造思维里，却把另一样东西做到了极致，那就是“速度为王”。
我2010年时参观了北京的一家机械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说，他们原本是给意大利品牌代工的，08年金融危机，客户资金紧张，于是他们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品质略低，但是价格只有意大利公司的三分之一。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就把这家意大利公司在中国市场全线冲垮，而到了2009年，这家意大利公司撤销了在中国的办事处，而他们正在继续去海外攻城略地，把这家意大利公司从印度市场驱逐出去。
一个领跑者，精耕细作是维持优势的必须，但是作为一个追赶者，要忽略其他细节因素，先通过急速扩张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在你前面的领跑者，因为组织规模过大，而市场份额急速缩小，头重脚轻，就很可能被你淘汰掉。
“速度为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实践，这也是“中国制造思维”中的精华。
二中国的机会太多了
因为这三十多年的急速奔跑，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并存。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处在新旧时代交换的地平线上，既能看到新时代的朝阳，也能感受旧时代的黄昏。
就如同辛亥革命后，这个社会既有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老古板，也有西装革履梳着分头的新青年，这两种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享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是对不起，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
80年代你刚卖两天小商品发了财，90年代股票就起来了，你刚玩上股票，00年代房地产又暴涨了，你房子还没捂热乎，10年互联网又来了，电风扇、钢铁、汽车、飞机、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人工智能……
这样一个三十年就从工业1.0飞奔入工业4.0的大时代里，永远有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分工不断出现，而人的协作却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制度漏洞太多，套利机会也太多，所以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而不是一个工匠的田园。
社会的机会很多的时候，大家自然是追逐新机会，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件产出低又可能随时被替代的事情上。如果你看了《古惑仔》后心血来潮，非要跟自己较劲，耐住寂寞，十年磨一把绝世好刀，宝刀出鞘准备纵横江湖时，发现大家早跑到乐视网看《太子妃升职记》去了，逗比卖萌成为了社会主流，谁还跟你舞刀弄剑啊。
这就是过去的中国，当更好的新机会不断出现的时候，你固执的守在自己那个世界里精益求精，这不是精神，这是愚蠢。
三中国的企业家普遍没有安全感
中国的市场从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一部分市场和价格充分竞争，另一部分市场和价格还处于垄断，这个巨大的断层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套利机会。而中国的老一代企业家的崛起，普遍依赖于这种制度套利，想套利，就需要关系，有了关系，就需要打点关系。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原罪的，说不定哪天因为哪个官员的事就被清算了。
如果你一只脚在监狱里，一只脚在国外，那你自然是想捞一把就走。工匠精神，“严谨”、“坚持”、“耐心”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一个长期确定性的未来的，如果你连自己的明天在哪都不知道，哪有心思研究这些东西。
另外，即便不被清算，关系也是有时效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你跟设备部长关系好，可是这个部长可能只干三年，所以你三年内必须赶紧赚钱，过期作废。这样谁还有心思去精益求精呢，等你三年后求精结束，部长换了，他只用他关系好的供应商，你再精，连供应商清单都进不去，有什么用呢。
因为这三个原因的叠加，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不是很可惜没有工匠精神，而是当时根本就不该有什么工匠精神。
至于很多人说的，没有工匠精神是因为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利润低，所以不能把质量做好，我完全不能苟同。
价格从来不是理由。
中国制造业里没有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行业中却非常普遍。中国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对于产品的极致追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一个键每一个位置都要经过十几版甚至几十版的迭代，甚至连美国互联网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互联网产品的用户体验，并不逊于他们。
但是你注意，这些互联网产品可都是免费的！所以精益求精这件事本身，跟价格和利润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它是由竞争的标准决定的。开放的互联网行业里，用户用脚投票，你体验不好就没人用。而封闭的制造业里，评标专家们靠关系投票，你体验好不好根本不重要。
产业链的位置更不是理由。
我曾经看到一份报道，采访一个给人代工生产童车的老板。
明白了吗，微笑曲线从来都是个伪命题，代工贴牌并不是天然就比品牌科技低级，真正低级的是你因为自己是代工就从来不动脑子。在价值链条上，“设计”、“品牌”和“科技”可以称王，“制造”、“集成”甚至“物流”未必就不能称霸。真正能够占据价值链主导权的，一定是那个最终能为整个价值链创造增值的环节，和你价值链上的位置从来就没有关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工匠精神这个东西，是有背景的，在不同的时期你的需要也不同。比如说在企业早期的时候，你要快速地去了解用户、了解市场，这时候你如果不了解你的方向，你拼命地去弄工匠精神，可能铁杵磨成针，然后发现这个针根本没人用。而当企业大到一定的时候，如果你继续疯狂地生长，缺乏工匠精神，可能最后变成了快就是慢、慢就是快了。
中国现在的规模是足够大了，发展速度也降下来了，是该开始追求工匠精神了。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挺难的，因为我们始终是一个对上负责的组织结构。
一个小姑娘，早上出门前可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化妆，精雕细刻，但是到了公司处理工作时却会敷衍了事。同样一个人，有时有工匠精神，有时就没有，因为脸是她自己的，而工作是老板的。
“工匠精神”为什么不叫“工人精神”？因为工匠是独立人格，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果，所以他重视细节。而工人是对领导负责，他只关心领导关心的事。而领导恰恰是最不可能关心细节的人，职位使然，管的人和事太多，他必须更关心方向。你只对领导负责，不关心实际，只揣测圣意，必然会形成浮躁、短视、投机，这是制度使然，无关人品。
汉朝时，我们的人才选拔制度叫“举孝廉”，可是“孝廉”这东西不好判断，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谁家总是当官的，谁就孝廉，所以有那个四世三公的袁绍，这就变成了世袭。
“工匠精神”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之所以没办法实现，因为它是“德”，而不是“才”。“德”这个东西，只能主观理解，却不能客观判断，你以“德”为标准，而不是“才”为标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谁跟媒体关系好，谁跟地方政府关系好，谁就有工匠精神。
仅靠道德感化和形象宣传，无异于“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形式大于实际。而德国和日本这种工匠国家，我们与其说他们有工匠精神，倒不如说是一种工匠习惯。这个习惯，是由一整套高品质高标准的工匠制度，和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仅一墙之隔，西德以高品质闻名于世，而东德却乏善可陈，以主观的“德”为社会标准，人治大于法治，立法不严，选择性执法，建立不起工匠制度，就没有工匠习惯，更不可能有工匠精神。
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工匠制度，用制度养成制造业的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
制度——习惯——精神，这是中国制造文艺复兴的必经之路，而这条路不能靠儒家，必须要靠法家。
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来源：本文转载自订阅号兔哥，作者兔哥（阚雷），水月创投合伙人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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