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对话80后：我们的梦想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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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来源：cheers快乐工作人杂志

作者：李欣岳

这是场难得的世代对话。1947年次的蒋勋是美学大师，1988年次的吴建衡是带著电音三太子走出国际、行销台湾的新世代。两个人年纪相差40岁，乍看天南地北，也素未谋面，却在对话开始这一刻，找到许多交集。

他们都是冒险家，不断挑战自己；也在冒险之际，重新发现自己。回头看，蒋勋对走过的路，有许多思考与沉淀；向前看，吴建衡对未来要走的路，有困惑更带著期待，一来一往间，一场世代间的激盪于焉展开。

这场对谈能顺利促成，背后还有一段小故事。

有感于近来台湾社会对青年就业议题，大多抱著批评、负面、悲观的角度，《Cheers》杂志希望藉此为年轻人提供不同的观点，採访邀请一发出，吴建衡正在马来西亚、缅甸用电音三太子宣传台湾，很快便决定更改行程，提前回到台湾。正在美国、新加坡演讲的蒋勋，也爽快同意。透过几封email往来，终于让两人顺利碰面，在杂志送印前一天完成採访。

关于年轻人的困境与机会，他们怎么看？在蒋勋的画室中，衬著当天八里微云却仍晴朗开阔的天空，听听他们怎么说。

吴建衡（以下简称吴）：两、三年前，我看到蒋勋老师写的文章〈人需要出走〉，当时我正好在申请国外实习计划，就把这句话放在自我介绍裡。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因为台湾年轻人对这件事认识太少，透过这句话，让我更相信自己所做是对的。

蒋勋（以下简称蒋）：我25岁去巴黎念书，飞机一起飞，我第一个衝动，是想把护照撕掉，不想再回来，这感觉现在年轻人不会有。那个年代台湾非常威权，青年穿著像军人的制服、背诵教条，非常苦闷。

飞机转了42个小时到巴黎，一到巴黎，我就去看艾菲尔铁塔，用走的上去。我想起毕卡索19岁流浪到巴黎，他对著艾菲尔铁塔说：「巴黎，我来了。」

我是1972～1976年在巴黎，那是嬉皮（Hippie）运动最风起云涌的年代。台湾翻译成「嬉皮」，其实有很大的偏见。Hippie是欧美中产阶级的小孩，那是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愿像宠物被豢养，过著养尊处优的生活，所以穿条破牛仔裤就出走了，觉得自己可以和上一代活的不一样。

“去哪裡都可以”

学习欣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吴：我常在网路上鼓励大家出国流浪，但最常碰到的回应之一，就是学贷都还不完了，哪有钱出去？

蒋：这是台湾教育造成的恐惧。

我的巴黎大学教授曾问我有没有去旅行？我论文写米开朗基罗，没有去过义大利、看过他的作品、在他作品前流泪，要怎么写他？

我跟教授说，我没钱旅行。他问我，旅行为什么要钱？有个週末，他带我去交流道，全部都是年轻人要搭便车，胸前挂个牌子，写著要去的地点，有人停下来就上车。在义大利跑了一个月后，胆子大了，我胸前牌子写的法文是「去哪裡都可以」。

这几年，我是云门流浪者计划的评审。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一点也看不到走不出去的恐惧。他们不是去拿学位，而是去学东西带回台湾。我每年最快乐的时间，就是见到这群年轻人，听到很多我没想到、竟然有人想去学的事。

这也很好玩，因为经费有限，只能资助他们去亚洲国家，结果发现很多人不知道亚洲有哪些国家，有人申请要去澳洲，以为是亚洲的一部份。我不怪他们，因为我觉得媒体没有好好传递世界观，在台湾看不到国际的消息。

因为自己流浪过，所以觉得今天坐在城市某个角落，看到年轻人走过时，感觉好快乐。我祝福这些年轻的生命，都可以走出去。我很期待台湾年老的一代，都能欣赏阳光底下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鼓励年轻人去认识这个世界。

吴：不同世代有些共同经验其实一样，例如教育体制、对出走的恐惧。

我在国中、高中成绩不好，甚至是被学校、老师放弃的学生，我很困惑，我自认不是坏小孩，但被认同的方式只有考试，为什么只能透过成绩来证明自己？所以我就决定，要做一件不同的事情。

后来我到世界各国冒险，也因此更了解自己。刚进大学时，梦想的职业是运动行销，希望进入美国职棒大联盟、NBA工作，19岁那一年，用自己打工存下来的钱，到纽约与波士顿旅行，也去看球赛，想要了解这个产业，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与契机，在这样的环境工作。

大二、大三在外商实习，想说这经验会让我找到理想工作。但我发现，大家都好辛苦，从小读了十几年的书，读完就是为了加入这样的世界吗？

我觉得好可惜，所以我在大四跳出来做电音三太子这件事。我想让生活不一样。工作还有机会，但做这件事的机会不可能永远都有。

“因为知道人有极限”

给梦想留点空间，不计较回报率

蒋：建衡说的是重点──只要你想要工作，一定会有工作。但现在的年轻工作者，可能因为太害怕没工作，活在恐惧裡，所以把自己压缩、绑死。

我有时会去科技产业演讲，发现产业起飞的代价非常大，员工进去有高薪、股票，我有时反而觉得这是「金手铐」，把他们绑住。

他们平均年龄31.8岁，恋爱、婚姻、第一个小孩出生，大概都在这个年龄，却全部因为工作牺牲掉，没有思索生命其他可能，因为根本不敢离开。

其实，当你不怕离开，反而有更多可能。职业和事业不一样，职业是养活自己的方式，不见得要佔据全部时间，你可以用更大心力去做生命中重要的事。例如我曾在大学教书，这是职业；但我也写诗、画图，这不求报酬，却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年轻人为什么要怕没有工作？年轻是身心最好、弹性最大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包袱，对生命的转换与调整有最多可能性，最该保有对于完美的追求。可不可以多给梦想留点空间，不去计较回报率？

吴：我有时会去医院探视朋友，看到很多老人，被外佣推著，表情很茫然。

我就会想，每个人老了差不多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趁年轻多做一点事情，不要让自己后悔。

这样会让人想得比较远，因为再过不久，父母就是这样子，儿女很难走开，要不，就要赶快做一些事情，是为了自己；等到再久一点，换成自己就是这样子，到这时候，说不定会后悔自己没有做什么事。

就因为知道人有极限，所以我希望在年轻还能创造更多故事时就去做。我现在迫不及待明天就能再出国，继续完成我的故事，创造以后可能没办法达到的事，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

我从去年2月开始做电音三太子，至今1年半，目标是在3年内至少走完60个国家。

我希望将台湾推广到国际，用电音三太子很容易吸引外国人注意。既然要讲的是台湾，我不能穿成海绵宝宝，或是什么也没有，就请人家给我20分钟。

我用这样「哗众取宠」的方式，等他们自动靠过来，给他们一张传单，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的照片、影片要用来做什么，台湾的外交遇到什么状况，让我想做这样的事。这是我让外国人认识台湾的方法。

在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想朝影片工作发展。以前我从没想过要拍片，但开始做三太子之后，我了解，一支好的影片，透过画面与音乐可以有这么深的影响，所以这个故事完成后，我可能会去读电影相关科系。

“因为知道人有极限”

没背景就自己造，没资源就自己找

蒋：去流浪、冒险，可以让自己远离空洞的知识，去面对现象。

现象本身是重要的，比如一朵花在开，把孩子带来看，孩子可能会思考花的物种是什么，他或许会走上植物学研究；也可能觉得这花的颜色好漂亮，他也许会变成艺术家。

我们没有办法限制孩子看花开的过程想什么，但这朵花所代表的是现象。我觉得台湾教育中很大的缺陷是，这朵花不见了，所有知识都是假的、抽象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不敢挑战难度，这个国家不会有希望。它一定有困难，也可能会受伤。但生命要成长，都要感谢痛觉，没有痛过的小孩不会长大。

现在很多人讲经济、产业危机，我觉得其实是「怕痛」。

在我那年代，哪有经济危机？小时候，几乎每个家庭都是家徒四壁。我们今天已经富有到这个程度，没有那么苦啊！反而是从各种经验中学习、成长的生命力没有了。

台湾是移民社会，怎么会怕危机？怕危机根本就不会上船。我担心的，反而不是年轻人找不找得到工作，而是挑战的精神没了，那种输人不输阵的胆识不见了。

吴：社会或政府当然有责任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发挥机会，但是，我觉得个人努力最重要。

一个人的际遇和成就，不全靠政府与制度，没有背景要自己创造，没有资源要自己寻找，这样出来的故事才最精采，对人生的意义也更珍贵。

"任何一颗大树

它的根都是深深地扎进泥土里

可是它一定祝福它的种子要飘到很远

因为这颗种子若落在大树根的旁边

它是不能长成大树"

——蒋勋

来源;蒋勋美学粉丝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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